No. 1081 许章润 | 文教的意义

2018年5月19日，清华丙所，在任剑涛教授新著《当经成为经典》讨论会上的发言。

我们这拨学人，出生于1950年代中后期至1960年代初期，赶上了允许读书的时光，如久旱逢霖，拼命用功，朝乾夕惕。一转眼，花甲上下，更有齿德古稀者。虽说生命犹在，体力尚存，每日用功不敢稍懈，但就学术生命力而言，多半已届落日黄昏。偶或得意，有时叫嚣，更不乏场面讲话，其实内里早已虚空，骎骎乎收束时分了。过渡世代，兔死狗烹，概莫如此。今日此辈中人，包括在座诸君，夜半三更，扪心自问，对此恐亦均有体会，而诚实从容供认不讳者也。例外的是剑涛老兄，与我同庚，却一骑独行，年来新著迭出，更且明眸皓齿，精神俱备。初以为所赖学理深厚，此故主因，但太太年轻，激发剑涛生命力不能不旺，则为一大因素。寻不着其他，余下条件相差不多，唯此变量有异。故而，只能以此归束。在此，首先祝贺老兄大作刊行，同时亦请注意身体。

一笑，言归正传。兹就本书第8-9页，第140-141页，凡此4页所涉主题，及其引发的思考，做一简扼陈述。

首先，一言以蔽之，其之所涉，“政教”二维，而将“文教”的现代意义及其返本开新的急迫性，于省思儒家“经”之第次蜕变为“经典”的脉络中，庖丁解牛，隐约托出。不管措辞“政教两分”，还是指认“政教复合”，本书问题意识之所生发的历史前提，也是一切重构意义秩序努力的现实出发点，均不脱近代以来中华世界及其意义体系的坍塌与重构这一百年话题。换言之，华夏文教传统的解构及其重缔这一浩瀚进程。就此而言，作者在对百年意义危机提供一份个体思考样本的同时，映射的实为广博汉语意义世界的起承转合，华夏精神挣扎的悲欢离合。君不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叙事背后，早已存在着生活世界的碎片化和意义世界的晦暗不明这一整体性危机，因应的是它们几度徊惶无着的现实窘迫。当然，广而言之，一旦摆脱自然状态而进入文明状态，有限的此在，其生活世界的世俗性与肉身的沉重，总在提示一种无时不在的冲突，而在在彰显了生存本身是一个危乎殆哉的历史进程这一价值真相，由此激发出追求生命的自觉，由自觉而渐进于理性启明这一不可遏止的内在冲动，要求我们在历史连续性语境中追问并且不断进行意义追问，刨究其起止，缝缀其谱系，从而安顿现实人生，提示生活的样法与出路。

在此，所谓意义，首先是“活着干吗？”这一真切存在论疑惑及其尝试性多元回应，接踵而至的还会有“为何人性如此晦暗？”这一生命哲学哀伤及其自我圆融，以及“世界会好吗？”这类永恒社会政治实践论迟疑不决，等等。如此这般，置身近代大转型漩涡，对于古来提供意义秩序的儒学系统之现代意义，特别是它们应对当下生活世界时操作层面的适应性，特别是它应对国族存亡兴衰燃眉之急的有效性，遂成不可回避、必得做出明确回答的时代之问。正是在此问解进程中，圣典意义上的经之脱魅与转境为一个文明经典，一种此方水土古圣先贤照察世界与人生的诚实自白，其为人生指南，而非不可怀疑与质问的圣典，自文本字纸层面而落至家常日用领域，遂成事实，同样不可逆转。可能，这是本书慨然揭示并衍生系列论述的基本问题意识所在，也是在下披览之际，而集中理解此间四页篇幅所不禁浮想联翩者也。

问题在于，值此八面来风的世俗化时代，也是一个英雄已逝、大家回归凡人的当下，就重缔意义秩序而言，我们这群肉身如何担当得起诠释者乃至于提供者的角色？如果意义世界的编织本就是肉身凡胎的自我精神武装，为一种生物过程涂抹上正当性外饰，那么，诠释者还是立法者吗？立法者的一言九鼎与众声喧哗的时代合唱，如何相协不悖却又足以提纲挈领？难道真如尼采所言，“世界没有心灵，为此埋怨它实在愚蠢？”抑或，还如西人所言，“为什么要弄清楚该死的善恶，这么做真的值得吗？”，可是，同样如西哲嘟囔的，“人总得要有条出路呀！”而不得不以口传声，缘声表心，而于声情并茂中梳理意义经纬、重建久违了的郁郁乎文哉？

转进言之，将近两个世纪里，华夏旧邦新命，将立国、立宪、立教与立人，四位一体整体推进，同时并展现为一个固有意义的解构进程，则解构与重构齐头并进，吾侪凡胎，几几乎惨遭文化上连根拔起的“知识分子”，还能作为立教者重缔意义世界吗？置此情形下，我们这群无根之身岂不就是闯入的蛮族？以及，并非不重要的是，如何用现代表述来理述固有叙事，借新词而陈旧义，再翻转推导出汉语新意，用语词编织起意义大厦？其间落差，平白而吊诡，自有轨辙却不可回避，百多年来时有追问，恒有追问，同为剑涛新著的内在焦虑所在，而仍然有待接续回应也。

如所周知，古典汉语修辞“政教”之“教”，并非欧洲文明传统中的“宗教”之“教”。教会独大而一统，一神独尊，自成体系，自中心而边缘构织全套制度，与世俗权力分庭抗礼。走过了头，如同后来取替而起的国家立法过度殖民生活世界，密不透风，都是矫枉过正，令世界歪歪斜斜，叫人性不堪重负。彼时教会将天地人鬼一统于手，在令生活世界倍感窒息的同时，也就在为自我消隐准备了一切条件。故而，西方近世政教分离之动因，在于芸芸肉身誓为俗世人生挣得一份生机，本为自家过日子的应变措施，可谓顺理成章。不料，伴随着启蒙光照，人性活络，各方因素辐辏，歪打正着，一跃而为催生现代世界的重大标志性事件，蔚为现代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支柱，而且，此一理念进至蔓延全球，则既非当事人所能逆料，亦非他境中人所能完全领会得了。

反观吾土现代历史进程，曾有“礼教吃人”的质控，但却并无“政教分离”一事，盖因中国原本就不存在“政教一体”，自然无所谓两分。更何况，文教并非就是吃人的礼教。毋宁，不仅中国自古不存在此种教会独大的时段，亦无独尊膜拜之教宗，而且，不妨说，自从周秦之变以还，尤自董子下迄宋明朱陆，为中华世界搭建起形上本体苍穹之后，恒始恒终，奉行的是“君师两分”的悠长传统。而分际俨然，其来有自。事鬼敬神，殷周各有风骨，此刻万流归宗，统汇于经史义理奠基、诗礼文教统领与日用伦常践履，最终塑造了中华文教风度与政教格局。在此位阶次序中，“以德抗位”，“从道不从势”，历经磨劫，蔚为道统正宗，也是慷慨士子砥砺的心志。从而，就其对面的权力体系而言，尊师重道，总是至少挂在嘴上的正当性。其间，虽有将世俗皇权与文教权威一统于身的冒篡冲动，比如“光天化日”者流与大兴文字狱以占取道统之“清风不识字”爷孙，却终究难逞其事。反倒是1960年代，现代进行时，“四个伟大”现身，四位一体，施行革命之反革命，造成亘古未有之君师一体，殊可骇哉。此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凡此念想纵有，恐即“稍纵即逝”，再也不成规模，而潮起潮落，势亦必竹篮打水。总之，不管怎样，“君师两分”实为固有传统，而“道”“德”表征超越之维，轻易摇撼不得。否则，便难以解释孔孟隆崇的历史成因。此为文教要害所在，不可不察。

就外在形制来看，较诸犹太—基督教传统，古典华夏以学校和宗祠代替教会教堂，将教化消融于社会组织人群关系之中，尤其不存在独立建制化、科层严密的教会体系。它们并非全然隶附于王朝政制国家，但也并不必然视其为敌。毋宁，期期于借由教化，将后者文化，进而，多少有所驯化。后者经此转折，渐成其制度肉身，却常不免逸出，而有前者出场干预。所谓“文死谏”“武死战”，今日仿佛贬义，实则至少“谏”之内涵制约性乃至于规训性在内。后者至少明面上标榜王道政治，而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奉行“孝治天下”而非六亲不认、全面内战的“斗争哲学”，就说明教化与驯化并非毫无效用。就此而言，是否接受教化并获得文化，在国家政治层面与人兽之别的文明维度，早已划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拉亚线”。也正因为此，其之秉具神圣性格，并非夸大其词。另一方面，由于其教化方式不离人伦心性，概乎家用日常，时刻将社会人生萦念在心，乃至孜孜于“致君尧舜上”，故而，又为不折不扣的俗世设置。由此造就其非神非俗，亦神亦俗，神俗交叠的格局，与儒学儒义本身的性格，如出一辙，并由此共同塑造了古典中国的文物风华。从而，离合之间，从违两头，自有分际，危乎殆哉，适成文教也。

因而，置此情形下，中国近代不存在一个“政教分离”运动。也就因此，以“政教复合”解释现代造神运动或者市场化时代重缔意义秩序的努力，不仅文不对题，而且，颇有误导之虞。何况，市场化时代重塑意识形态并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性，与国族文明层面之“重缔意义秩序”，这一“中国问题”的精神面相，虽有联系，却又毕竟是两码事，实在不可混为一谈。考诸史实，王朝坍塌之后，以现代领土主权民族国家为原型来建构华夏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努力，要求必需意识形态支撑。可旧有儒学为骨干的意义世界坍塌，既是这一问题出现之历史前提，意味着便是漫长重缔进程的出发点。实际上，早从康有为有意识的“立教”努力在内，包括国共两党在内，一边政治建国，一边致力于抢占话语权，也就是在为打造现代中国的政治肉身提供意义支撑。这主义那主义，异彩纷呈，流于国中，只有在此语境下，才能理解，从而有望谅解，最终实现和解。和解为圆融初阶，终亦必走向圆成。毕竟，所谓的“现代中国”本就意味着一种双元革命进程，展现为“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政治立国”的二位一体，双轨并进，胡可偏废耶。

在此，吊诡却又并不奇怪的是，揆诸事实，剑涛大作中所谓“政教复合”脉络中的政治文化实践，其言其行，不仅并非旨在反拨政教分离这一时代趋势，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尤有甚之，奉守的实为现代极权主义思路，其专断周纳远超中古欧洲教会。因而，其理路，其本旨，不在什么“政教复合”，一种“反革命的革命”，而是旨在以政制统合一切，适成一种独大僭妄、亘古未有之政治权力。不仅垄断权力的来源、分配与使用，统辖人间财富，直接接入每个角落、每一缝隙里管死全体居民的私生活，而且，直要垄断真理与荣誉，自任宇宙唯一真理超级大总管。在此情形下，各级各种权力部门成为真理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人民不过是前政治的群氓。这不是“重缔意义秩序”，恰恰反其道而行之。盖因后者必以解构旧义、启蒙新知为杠杆，指向自觉与启明，怎能容忍将蒙昧笼罩天地。返身回顾，今日我们早已知道，这是二十世纪，一个突飞猛进的百年，倏然冒出的左翼极权政制而已，涂炭亿万心身，夫复何言。就此而言，于此不摸头绪，或者，多所闪避，而以“政教复合”为解，倏地落入一种无时代性的理论颓废，可堪哀矜，却是不可辩解的理论败笔。

正是在此，今日儒学中人居然动辄重祭“判教”大旗，将一切有关儒学儒义的批判性省思以“非我族类”摒拒于外，不啻掩耳盗铃，而骨子里正不外一种拒斥多元、不加掩饰的极权思维，同为时代错乱之病。虽同样可堪哀矜，却不可原谅。事已至此，不想想这是什么时代，正所谓王学末流、吃教中人而已矣。就此而言，自封儒门中人或许依旧奉其为经，而就华夏学统而言，其固大经大法，却也不过诸经之一经，诸法之一法，而恰恰蔚为文明经典也。

还有，将“政教”关系径等于“政治和道德”，恐有偏颇。“政教”“文教”之“教”，怎么一转身就成了“道德”呢？无论是现代意义上与伦理相关联的道德，还是华夏古典意义上的“道德”，抑或“道”“德”，论内涵，论外延，均不能等同于“教”。在政教两分却交融的意义上，古典中国的“文教”首先触及的是一套文明体系关于人这一主题的基本关怀与普遍性议题，并由此涵养其所化育之生灵以文教本质性。经此主题关注，关注者自我升华为主体，亦正为文教的德性超越意义。它们不是别的，就是“文明开化”、“礼仪熏陶”和“德性教化”，拾级而上，第次进阶。对于人性庄严、生命庄敬与人生庄重的开示，适为首要内涵，而自尊重自己和他人起步，由关爱己身亲友而至广大人间，乃至于家国天下连缀一体。生活艰辛、生计艰难与生命艰困，人生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行，因而更须相互扶持，彼此加持，而偶然是铁定的必然，人生无常，回环曲折，柳暗花明，更须珍重。——凡此体会与态度，亦且在此启发，并以毕生持守为代价而逐渐养成。童蒙未开，纵便人性本善，却异于禽兽者几希。后天启蒙开示，生活实践历练，将善端抉发出来，而涵养茁壮。文教之旨与志在此，文教之功与用同样在此，而不止于此。也就因此，中国古典文教昭显的人字，是一个需要代代启蒙、终生对照践履的苍茫性命。

所以，古典文教之教，落实在启蒙开示意义上也好，着眼于“孺子可教”之怜己悯人的开放性维度也罢，首先针对的不外乎人之为人的基本命意与普遍关怀。人而要做人，次第如斯，艰辛在此。此如登山，步步为营。亦如行舟，不进则退。“文教”之庄敬自强，却又苍茫悲怆，乃至于稍不小心势成压迫，甚或叫人喘不过气来，利弊好坏，一本于此。但不论如何，怎么着也不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文教”更非径可等同于“礼教吃人”之“礼教”，则可鉴定也。

在此，宗祠和学校担负着重要责任，礼仪熏陶遂成重要环节。往上提升，才是所谓的德性教化。其间义理逻辑，不外本诸性命，而成就性命，终究不违性命。由此往上，君子人格，圣贤境界，固所向往矣。凡此种种，构成了文教之内涵，也是个体修习层次与磨砺发扬之所在，下迄于今，慎终追远，正路子的，依旧不过如斯。

经此铺垫，再往前走，则庙堂文化出场，肩扛起应负的职责。此间经纬，重在构建一整套意义体系，以与生活世界和规范世界相配套。其之含蕴生发于生活世界，网罗规范世界，同时构成其内在义理脉络并提供正当叙事。正是生活世界、规范世界与“意义世界”之三位一体，成就了我们这个苍茫人世，照顾了我们的灵肉与家园。所谓意义世界，层层叠叠，要亦从知识、理论、思想到道德、信念的一整套叙事。举凡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论、心性伦理、实践功夫与生命哲学，以及历史书写、道德谱系和国家哲学，均为其基本纲目。若以科学与人文概述，两端笼统，亦称恰切。此外，就当下中国而言，汉语之为一种生活语言和工作语言的合法性，以及如何运用现代汉语来表述浩瀚文明意义而彰显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亦且在列。在此，犹有甚者，凡此“教”之铺陈宣谕，会否牵扯到意识形态，自需措意，却又无需太过揪心。即就所谓“国家哲学”及其必然面对的国家理性而言，涉关立国伦理与政治义理，包括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历史哲学诸端，自不会无关意识形态，却又自有分际，正需“立教者”精耕细作，慎思明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