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前南斯拉夫“自治省”科索沃迎来“独立”九周年纪念日，并且成立了“独立十周年大庆”筹委会。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各国“后冷战角色”的转型中，国内政治博弈最复杂，持续时间最长，伤痛最深的莫过于南斯拉夫。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系博士伊娃·卢西奇（Iva Lucic）向观察者网投稿，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她在那段历史中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想。作为一个克罗地亚（克族）人，她在叙述中虽然无法完全保持超然事外的立场，但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历史教训，民族隔阂和宗教冲突是如何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撕的四分五裂。观察者网武守哲译。】
逃离萨拉热窝
1992年，那年我8岁，要在萨拉热窝完成一个学期的小学课程。那是一个春天，街道上、商店里人们的笑容好像突然间少了很多，虽然当时还幼小的我，在大人之间的谈话中已经感受到他们不安，但仍没想到战争来的如此之快。
我记得当时是五月初的凌晨不到五点，父亲抱起还未睡醒的我，和妈妈一起在尚有寒意的晨曦中奔向火车站，站台上已经站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只记得当时车厢内有一股野草烧焦的味道，而且不知如何，感觉火车要比平时开得慢，13个多小时之后，我们才到达萨格勒布。
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父亲之前就通过克罗地亚军方内部消息已经提前得知，一场酝酿很久的战争即将在萨拉热窝一触即发。父亲的机警让我们一家免遭战火的煎熬或者分离，却也只能看着南斯拉夫从一个实体国家逐渐变成历史概念。
从一开始，这场始于9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战争，尤其是作为南斯拉夫分裂余波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注：波黑战争）的性质，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民间都有不同的解读。有一种很突出的观点认为，南斯拉夫的分裂过程带有比较鲜明的内战因素：各个政党派系和种族无法在政治利益的分配上达成平衡，最后导致纷争的暴力升级。但在内战期间，种族冲突某一方或者多方又与国际实力保持着很多联系（比如接受邻国的军事援助），所以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国际局势的大气候激化了南斯拉夫内部原本可控的种族或宗教冲突，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独立很快被国际社会承认，这一点就是证明。
不管怎样，克罗地亚族（简称克族）与塞尔维亚族（简称塞族）的民族纷争由来已久，即便是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南斯拉夫联邦成立之后也没有消弭。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族群也广泛介入到了无休止的冲突之中，发生在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事件（Srebrenica massacre）就是矛盾激化的结果。
在那场悲剧中，我的一个远房表弟被塞族警察抓住，被当做克族的间谍虐待而失去了一只眼睛，不过相比横尸遍野的波斯尼亚穆斯林来说，他能保住一条命已经算十分幸运了。
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来看，无论是塞族、克族还是波黑的穆斯林都是历史悲剧不同程度的受害者。在南斯拉夫不同阶段的内战中，民族混战的局面出现在诸多局部地区的冲突中。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是各民族冲突中受害最深的一方，当然克族和塞族也有不同程度的人口损失。
我很庆幸能在1992年的5月初逃离的萨拉热窝，因为在半个月之后，这里变得如同人间地狱一般。
5月27日这一天的下午，我在萨格勒布接到两个波斯尼亚小学同学的电话，他们告诉我大街上已经乱成了一团，军人和警察以辨别口音的方式到处在逮捕和关押人群，之后我和他们就失去了联系。20多年后，他们在电话中惊恐颤抖的声音时常回响在我耳边，让我不寒而栗。
这场持续9个多月的，以萨拉热窝和波斯尼亚东部为战事中心的剧烈的种族冲突，因为各种原因鲜见于西方媒体的报道。2007年我以联合国特派员的身份回访，这也是我离开萨拉热窝15年之后第一次回去。
Kozarac正处于那血腥屠杀核心地带，此地可以告诉我们在在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种族隔阂是如何升级到军事层面的冲突。冲突一开始，占有优势的一方毫无疑问是塞族武装（正规部队包括从警察中临时收编的准军事武装），由塞尔维亚民主党领导（Srpska demokratska stranka, 简称SDS）。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局势开始失控，大批的妇女和儿童被分割监禁后遭到虐待和屠杀，劫掠商铺和强奸现象随处可见。
据当地的幸存者口述历史，塞尔维亚武装在Prijedor地区建立了战俘营，关押了大约1000-1400名被俘的波斯尼亚族或者克族军人，甚至还有不少无辜平民被以间谍和其他政治原因囚禁于此。在Kozarac以北的地方，战斗的烈度不是很大，冲突双方都是非常规军队。但在这两个地方加起来，一年内人口因为屠杀、逃亡和因伤无法医治等原因共减少了56200人左右，其中大多数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今天的Prijedor，虽然从新的拔地而起的建筑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难寻惨剧的痕迹，不过如果你在郊区某废置的空屋前，推开房门，仍然能嗅到战争带来的血腥气。
媒体的角色
在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媒体的“独立性”大幅降低，成为民族主义者们宣传自身的工具。当时的萨拉热窝电视台TVSA 看起来有些例外，当时他们制作的战时节目Oslobođenje保持着较高的客观性，但早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当时掌控局势的塞尔维亚民族党SDS故意放松管制，向波斯尼亚内部有“大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们宣传示好。
同样地，波斯尼亚的主要宣传阵地之一的RTVBH（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广播电视台）在内战之初就开始了内部清洗，比如有着鲜明的“泛南斯拉夫”（pan-Yugoslav）倾向的资深记者特尔博耶维奇（Rade Trbojević，也是我父亲一位相识很早的朋友），就被调离了工作岗位，并且受到长时间的隔离审查。
随着战事的进行，波斯尼亚还有克罗地亚占领区的塞族聚居区被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几个小块，也出现了各块地区的媒体争夺舆论领导权的问题。原本在RTVBH工作的塞族记者柳博耶维奇（Ljubomir Ljubojević）因为写过批评波斯尼亚文章的“不良”历史，被波斯尼亚人强制充军，在战斗中被塞族武装俘虏后，又因为他在波族武装服役的“叛徒”行为，被长期关押。
在对战后知识分子的采访中，我逐渐发现，克族和塞族这两派的宣传体制并不是高度统一的，而是呈现出了一种分裂的态势。比如波斯尼亚新闻机构HABENA（the Herceg-Bosna News Agency）表面上代表波黑官方的宣传态度，但该新闻机构的高层都是铁托领导的工业化高潮时代有深厚克族背景的编辑和记者，所以带有明显的倾向克族的新闻态度（比如强调天主教文化对国家构成的影响，反对“异教徒”穆斯林）。
而且，种族冲突的各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新闻媒体宣传的影响，这一点在学术界缺乏研究。而且我通过亲身采访得知，当时深深卷入战争的，无论是克罗地亚人还是塞尔维亚人，都只是对身边飞溅的鲜血和弹片和浓重的硝烟味道记忆犹新，而对当时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报道的记忆反而很模糊，这也许是战争的残酷对人体感官的刺激过于猛烈的缘故。
在战争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媒体的宣传造成了“安全的两难困境”（Security Dilemma）。首先，这些媒体试图营造一种民族主义的氛围，维持本方的战斗意志和安抚战争带来的伤痛，但这却破坏了原本可控的“邻里安全”模式。无论是塞族、克族还是波黑人，战前都维持过一段相对平和的“大南斯拉夫”时代，也曾有过邻里之间相安无事、相助相帮的和谐年代。但媒体客观上造成的“敌意”的宣传让邻里之间开始剑拔弩张，族群裂痕一旦出现痕迹，弥合过程的成本是很高的。
另外，媒体在民族意识的构建方面起到的作用也是值得深究的：它逼迫“集体”和“社群”重新寻找身份认定。在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精神已经几近死亡的时候，民族的身份识别问题又重新被拾起。
我姑妈是克罗地亚人，姑父是塞尔维亚人，那么在1992年，我那不满三岁的表弟到底算哪个种族呢？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下，是崇高的民族构建，而如果细细考察微观史，就往往伴随着一个一个小家庭的血泪史。姑父姑妈一家准备以难民身份逃亡奥地利的前夜，他们哭着对我父亲说：“我们必须要走，这里没有我的家了。”
那些“旁观者”们
20多年以来，身经历过南斯拉夫解体中各场战事的人们通过各种口述、回忆录和日记的形式，迅速填补了有关90年代巴尔干灾难的微观史研究空白。研究者们的目光从军方和高层政客中移开，开始越来越关注各个民族中的普通人的亲身感受，原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外孙女Svjetlana Broz2006年曾经在贝尔格莱德办过以“公民勇气”为主题的摄影展，展出了各国的战地记者捕捉到的珍贵的，有关普通百姓间跨种族、宗教的互助的场景。除了血腥残酷的镜头和新闻报道之下，以往被当作战争的“零星点缀”人性的光辉就显得弥足珍贵。
在采访过程中，一个小学教师，塞尔维亚人凯茨曼诺维奇（Dušan Kecmanović）向我讲述了一个克罗地亚士兵是如何奋不顾身，将他从被波斯尼亚武装包围了半月之久居民区救出的故事，不过故事以悲剧收场：该士兵因为违反纪律擅自介从中立区（即塞族和波斯尼亚人的战事区）行动而被处以极刑。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换的过程是如此的模糊和戏剧性，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视角来诠释南斯拉夫的解体过程。
旁观者模式（bystander mode）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用于战争史的研究了。早在上世纪70年代，新兴的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派已经将此模式用到了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和迫害问题上。随着研究的越来越深入，旁观者的概念也越来越被拓展，原本毫无关联的一群人或事件外围的某组织机构渐渐地也可以纳入旁观者的范畴中。
具体到9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内战，举例来说，联合国就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旁观者的角色。有确切证据证明早在1992年的5月底，联合国有关部门已经获悉在Kozarac等地区发生了高烈度的军事冲突，而且美国情报部门也向联合国提交了有关塞族武装建立的类似“集中营”一样的关押战俘和平民的建筑设施。不过在战事发生了近6个月之后，联合国却还在热烈讨论以何种形式介入巴尔干地区的种族冲突之中。联合国人权观察员马佐维茨基（Tadeusz Mazowiecki）第一时间向联合国提交了战争报告，不过却被束之高阁。
同样，美国一开始的反应也颇为冷淡，根据我目前搜集到的资料，塞族、克族、波斯尼亚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没有在当时的美国媒体中占据任何重要的位置，而是在关注诸如“如何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加强和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合作”和“关注全球气候变化”之类的议题，直到 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和联合国才逐渐采取了实质性的措施介入到“后南斯拉夫”时代的战争中。之前，学界将联合国一般定性为“被动旁观者”（passive bystander）。
战后尤其是新世纪之后，有关南斯拉夫解体的历史叙事中，各个种族和派别都把自己描述为受害者一方。波斯尼亚的媒体和知识分子把这场“种族屠杀”（genocide）当成了他们民族与国家重新建构的一个坐标。这种带有鲜明民族主义的解读范式被塞尔维亚、黑山甚至现在的科索沃所借鉴。前文中已经提到，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战场上的主角，也是其他民族厮杀过程中的旁观者（bystander）。以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为例，对看似没有卷入冲突的克族和斯洛文尼亚人来说，就真的是旁观者吗？
结语
我于1993年告别了战乱频仍的巴尔干，去了奥地利和德国求学，回顾自己的幼年，有恍如隔世一般。已经不存在的南斯拉夫如今变成了诸多“年轻”的小国。如果能抛开诸多历史的怨念，把南斯拉夫比作母体，把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黑等比作孩子，也许会有很多学者会认为母体本不应该存在，或者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幻象”，今天还在挣扎着的，希望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科索沃不就能证明他们对母体并不留恋吗？
一些中国的留学生问及我的身份背景之后，经常和我提及当年的南斯拉夫，颇有些惋惜的语气。其实很多西方社会的年轻一代中，也有不少人对那个看似强大过的南斯拉夫抱有怀念的感觉。但今天还生活在那里的近四千万人民渐渐都已明白，也许当初被联合在一起就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只不过这个玩笑的代价大到让人无法承受。我在离开萨格勒布继续求学之前，曾被要求签证官开具“南斯拉夫出生证明”，一直默默坐在旁边的父亲站起来告诉签证官：“南斯拉夫太远，我们回不去了。而且它已经死了，你总不能让死去的东西给活人开证明吧。”
是的，南斯拉夫太远，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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