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语中的“诗语”

本文将汉语中主要用于诗歌的一部分词汇定义为“诗语”。汉语“诗语”包括三种类型：形容词中的叠音词和联绵词；藻饰性词语；由常用词组合而成的更为普通的诗语。汉语“诗语”中有一部分成为通用词语，乃至进入现代书面语和口语，而不是像欧洲语言中的诗语那样与其他词语形成完全不同的层级。

汉语词汇；诗语；藻饰性词语

一、由词典编纂说起

在翻检英语词典时我们会发现，在词语的文体使用范围（或称语域register）中，与文语、古语、俚语等相并列，还有一类“诗语”（标注形式：poet.或poetic.，英汉词典多标示为单字：诗），说明此部分词汇只限于在诗歌中使用。英语中涉及此概念的表述形式有：poetic words，poetic term，poetic diction。其中poetic diction较为正式。在线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此语的解释是：“庄严的、崇高的、非普通的措词，一般认为是诗歌所特有的，不用于散文。”这种观念的最早起源应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如他在《诗学》中所说：“风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最明晰的风格是由普通字造成的，但平淡无奇……使用奇字，风格显得高雅而不平凡；所谓奇字，指借用字、隐喻字、衍体字以及其他一切不普通的字。”英语诗歌曾大量使用前代诗人所使用的措词，并夹杂诸如eftsoons、prithee、oft和ere等古语。后来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中批评这种措词方式“无比愚蠢”，提倡用“人真正使用的语言”写诗。但柯尔律治随后又批评华氏本人最优秀的作品与其理论相矛盾，用其倡导的语言所写的诗并没有达到诗的水平。不过，自浪漫主义诗人后，这种“诗语”在英语诗歌中大为减少。各种英语词典所收录的“诗语”大大少于仍在现代正规致辞中使用的“文语”，而且往往注明现已“罕用”。

亚里士多德

反观各种汉语词典，从来没有在体例中标示有所谓“诗语”。首先，汉语词典在体例上标示文体语域的做法并不普遍。主要收录古汉语词汇的《辞源》《汉语大词典》的体例中都不包含这一项。只有《现代汉语词典》体例中有此项，但其中只有：〈书〉（书面语）、〈古〉（古语）、〈方〉（方言）等类别，没有所谓“诗语”。在有关汉语词汇和诗歌问题的讨论中，也未见有论者正式提出这一问题。

当然，这种“诗语”并非是英语所独有的。它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念，直接源自拉丁语作家，在其他欧洲语言中也存在。德语中有高雅诗歌语（Dichtersprache, gehoben），在文体层次上高于文雅口语（gehoben umgangssprachlich）。法语也有语级、语域的区分，在语级中有讲究语言（langue soutenue chatiée），在语域中有文学语言（langue littéraire），词典中同样标注有“诗语”。例如在公文中用mineur指未成年人，而在诗歌中则可用chérubin（小天使）。在欧洲语言之外，日本自万叶时代以后有“歌语”，即通常只在和歌中使用而在散文和口语中基本不用的词语，如“田鹤”（タヅ）就是与“鹤”（ツル）词义相同而只在和歌中使用的歌语。在传统如此悠久的汉语诗歌中，难道就从未有过某种类似的诗学追求和语言现象？其实，针对汉语词汇提出这一问题，绝非别出心裁。一个明显事实是，在现在各种汉语词典尤其是古汉语词典所收词语中，都有一部分来自诗歌。台湾出版的《中文大辞典》明确说明其收词包括“诗词曲语”。新版《辞源》前言说明其体例时也提到“引用诗文”。引诗而不引其他，正因为这些词语首见甚至仅见于诗歌。其他词典对此未加说明，也因为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古代文人对什么词语可以入诗，是颇为讲究的。对于诗歌内部诗、词、曲之间词语使用上的区别，也十分小心。如《白雨斋词话》所说：“昔人谓诗中不可著一词语，词中亦不可著一诗语，其间界若鸿沟。”只是由于词典编纂沿袭旧传统，一向连词类都不标注，在此情况下，对文体语域的辨析自然显得有些多余。现代语法学发展起来后，词类研究比较充分，但就目前情况看，词语语域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一般学者可能受某种观念限制，只承认有所谓“诗的语言”，多从修辞、韵律等方面着眼，很少将讨论下降到词汇层面。反而是计算语言学在处理诗歌语料时不能不面对大量词汇问题，如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开发的“古诗计算机辅助研究系统”，从唐宋诗语料中提取了4万多条词汇。有学者认为：“其中有17 528条词汇未被《辞源》收录，这些词汇往往就是诗的特殊语言。”这是笔者所见仅有的明确把“诗的语言”定义为一部分词汇的观点。当然，单纯以词典未收录作为“诗的语言”的判断标准，确实有失简单。

追溯词典编纂史，更不能不提的是，中国古代早有一类专门为诗歌等韵文写作编纂的辞书，其中就收录了很多这种“诗语”。其集大成者就是清康熙年间奉谕由张玉书等人编纂的《佩文韵府》一书。该书对此前的《五车韵瑞》《三体摭韵》等书正讹补阙，其后又由王掞等编成《拾遗》。正集和《拾遗》据称共收录词语60余万条。过去人们重视此书，一是着眼于其分韵隶事、便于查找典故和语源的功能，再有就是它收集了大量自先秦至清以前各类文献中的词藻用例，尤以见于诗歌（含赋、词等）作品者为多。这些词藻用例中的很大一部分，按照词典编纂标准来说可能不足以立为词目，所以不被古今其他词典收录，也不入词汇考释和研究者的法眼。但它们与已收入各种词典、同样采自诗歌的词语之间的区别，往往只是凭人们的“词感”、对两字组合后自由程度的感觉，很难说其间真正有一个判定词汇的标准。必须承认，能否成为常用词语或“正式”词语，有很多无理据的偶然因素存在。例如杜甫诗“上有蔚蓝天”，旧注说是用《度人经》天名隐语，也有的说不过是“茂蔚之蓝”的意思。宋人仿之，有“水色山光共蔚蓝”之句，被批评为错用。后代也有人批评杜诗杜撰。但正是这样一个来源不明的词，反而成为“正式”的词典词，又因反复被使用而成为常用词，连小学生作文都会用。

下面我们以《佩文韵府》中“鸢”字条为例，来看看其中收录的词语：

鸣鸢、载鸢、乌鸢、飞鸢、射鸢、风鸢、纸鸢（以上正集）；朱鸢、鹰鸢、木鸢、收鸢、两鸢、鸱鸢、没鸢、辞鸢、双鸢、跕鸢、雕鸢、晴鸢、寒鸢、冻鸢、孤鸢、惊鸢、饥鸢、苍鸢、暴鸢（以上增补）

共26个两字目词（另有三字目词：古木鸢、长爪鸢、投村鸢，从略）。其中朱鸢为交趾地名，见《汉书·地理志》。暴鸢是《史记·穰侯列传》中人名。其他鸣鸢、载鸢出《礼记》（见《曲礼》）“载鸣鸢”，《韵府》引庾信《苦热》诗及《马射赋》用例。乌鸢出《周礼》（见《夏官·射鸟氏》），《韵府》引柳宗元、苏轼诗用例。飞鸢、跕鸢用《后汉书·马援传》典故。飞鸢及射鸢条，《韵府》又引《隋书·崔彭传》及《列子》（见《汤问》）记事。飞鸢又引王胄《白马篇》。跕鸢引杜甫诗用例。风鸢引《新唐书·田悦传》记事，又引《东观馀论》用例。纸鸢引《独异志》和《续博物志》记事，又引徐夤诗用例。鹰鸢引《后汉书·盖勋传》和《荀子》（见《法行》）。木鸢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又引朱超诗用例。收鸢引《七命》（张载）。两鸢引刘桢诗。鸱鸢引鲍照诗和李白乐府。没鸢引庾信《哀江南赋》。辞鸢引卢照邻《秋霖赋》。双鸢引李白诗。雕鸢引李商隐诗。晴鸢引陆龟蒙诗。冻鸢引苏轼诗。孤鸢引孔平仲诗。惊鸢引张耒诗。饥鸢引陆游诗、刘因诗。苍鸢引吴海《游鼓山记》。

以上26个词，除朱鸢、暴鸢两个专有名称外，射鸢、风鸢、纸鸢、木鸢属记事（或用为典故），载鸢、鸣鸢用经典成语，飞鸢、乌鸢、鹰鸢是见于经史等文献的一般词语（飞鸢亦用为典故），其他14个词均出自诗赋作品（跕鸢为典型的典故词），另有一例出散文作品。鸢是一个不太常用的词，《佩文韵府》中其他常用词所组成的词藻往往几倍、十几倍于此。依此比例推算，在《佩文韵府》的60余万个词中，大约有30万到40万个词是仅见于诗赋作品的词藻，在其他场合基本不会使用，也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谓“不普通的词”的特点，这样的词（如果承认它们为词的话）不就是汉语词汇中的诗语吗？在这30万到40万个词中，我们再刷掉一些确实不足以成词或依词典编纂乃至分词标准来看不足以独立的词，按照十取二三的比例推算，也还有十来万个可称之为诗语的词汇；按照十取五六的比例，则有二十来万个诗语。无论怎样计算，其数量都远远超过英语中的诗语，就看词汇学和词典编纂者愿不愿意给它们一个名分了。

《佩文韵府》

二、汉语“诗语”的类型及特点

汉语词汇中的这些诗语无疑是按照汉语的构词形式形成的，因而与欧洲语言中的诗语必然有所不同。如果不考虑现代诗人使用的一些“怪词”和变形词，欧洲语言中的诗语往往比文雅的书面语还要显得高雅，多来源于古词和拉丁语等外来语词。有些诗语与非诗语的区别在于同一词根的变化，例如英语morn（早晨）是诗语，而morning是非诗语，因而诗语有与其直接对应的非诗语，在意义上没有明显区别，而只有语感和风格上的差别。汉语中的诗语主要是按照汉语复合词的构词方式构成的，而新产生的复合词与构成它的语素或原来的单音词之间并不是直接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们还原为原有的单音词，在意义上多少有所不同。我们知道，汉语词汇是由单音词发展来的，最早的一批基本词都是单音词，此外还有很多常用或不常用的单音词。所有这些单音词都不足以构成诗语，即使是生僻的单音字也不是诗语，没有人能够为写诗而发明一个单音词或造出一个汉字。此外，英语中的诗语分布于各个词类中，包括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甚至介词、连词，而汉语中的诗语主要是名词和形容词。汉语词汇中的诗语也几乎没有有意借用外来语的情况，因此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借用字”（即外来语词）和欧洲语言常见的由拉丁语词根而来的派生词。

根据对词语使用情况的调查，我们认为汉语中以下三类词可以称之为诗语： 1. 形容词中的双音单纯词，即其中的叠音词、联绵词； 2. 用于藻饰的复合词，如《佩文韵府》所收的大量词藻； 3. 较上一类更为常用、更为普通的一批复合词。以下分别说明。

首先来看形容词中的叠音词和联绵词。之所以把这部分词算作诗语，主要是因为它们不是描写事物基本性状所必需的，是形容词基本词汇之外的一批词。这种类型的词产生时间很早，而且往往有口语基础，如学者在考察一些联绵词时引用方言材料所证明的。尽管如此，我们发现，自先秦时代开始，这部分词的主要使用场合就是诗歌谣谚，这一点在文献中得到清楚反映。金文和《尚书》中均有叠音形容词出现，但数量远少于《诗经》，而且金文和《尚书》中的叠音形容词也往往是在颂美的韵文形式中使用。

豹变斋版《尚书》及清华大学通过“清华简”整理的曹魏时期的三体《尚书》石刻

当然，在汉以后各类文献中不断涌现一些新的联绵词和叠音词，目前我们还缺少一个它们在韵文中与在其他文献中分布情况的可靠统计。但从一些资料对比中可以发现，在其他文献中新出现的联绵词和叠音词，往往反映的是口语使用情况。同一时期的文人诗赋中使用的主要还是较早时期就出现的联绵词和叠音词。口语中新产生的联绵词和叠音词，有一部分又会被此后的文人诗歌如唐诗所采用。我们所讨论的诗语，当然是书面语意义上的。因而，关键在于这些联绵词和叠音词在进入书面语时的用途。无疑，除了诗文之外，它们在其他场合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因此可以说，它们在进入或转化为书面语时成为诗语。《诗经》等文献中的联绵词和叠音词也正是这样成为诗语的。有些联绵词从来没有进入诗文，只在口语中使用，如狼抗，当然也就不能算是诗语。举一个现代的例子，西北方言中有一个叠音词“遛遛”（如歌中唱的“跑马遛遛的山上”），它无疑是一个口语词，比如可以说“遛遛地转了一天”。假如有人把这个词成功地用到诗的写作中，得到大家认可，那么就可以说他为现代汉语书面语提供了一个新词，一个诗语。但无法想象，这个词能够在其他现代汉语书面文体（例如正式文件）中派上用场。

英语中的诗语也有一部分是形容词，如acroscopic，bloomy，minnowy等，从构成形式上看与非诗语并无不同，说明它们的区别纯粹是语源的或历史的。但汉语形容词却有明显的形式区别，一种是基本词或一般形容词，另一种是特殊形容词。叠音词、联绵词等汉语独有的词汇形式就属于特殊形容词。这种形式区别也反映出它们在功能上与一般形容词的不同。也就是说，汉语形容词从一开始就发展出一类专门用于描写的、具有韵律和诗语特点的特殊词汇。

第二类诗语即藻饰性的词语，《佩文韵府》称之为“韵藻”。这种词语至少可以上溯至汉赋作家，例如：

华榱、隆冬（司马相如《上林赋》），翠凤（扬雄《河东赋》）、洪涛（扬雄《蜀都赋》），崇台、华烛（班固《西都赋》），惠风（张衡《东京赋》）、玄渚（张衡《西京赋》）

这类词语的基本特点是：必须是复合词；以名词性词语为主，其中又以偏正式最为典型；藻饰部分不是表达概念所必需的，而具有额外的或附加的修饰作用，如“华榱”去掉“华”字也不影响“榱”的意义表达；修饰部分的意义就在于修饰，同时也满足音步调节的需要。此外，如上引“鸢”字例子所显示的，一个中心词可以接受多个词语的修饰，形成多个藻饰性词语。一个修饰语，如“华”字，也可以用于修饰类属不同的多个中心词。这样，由一个基本词或单音词可以派生出一批词藻，而且诗人会有不断出新的冲动，在前人使用的词藻之外不断构拟出新的组合。《佩文韵府》是依韵系词，方便诗词押韵，可以依据尾字（中心词）查到同一个“鸢”字的很多组合。万有文库在重印该书时，又按照一般词典的排词方法，编制了首字索引，这样也可以依首字查出相应的组合系列。

1876年英文版《诗经》

这种藻饰的追求，在建安以后的文人诗歌中达到一个高峰。《文心雕龙》所谓“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丽辞》），《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谓“缛旨星稠，繁文绮合”，钟嵘《诗品》所谓“巧用文字，务为妍冶”，陈子昂批评“齐梁间诗，彩丽竞繁”（《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虽然表述不够具体，但都直指这一现象。“妍冶”“繁文”“彩丽”等等都是指的用词绮丽，多加藻饰。《文心雕龙》一书体大思精，讨论了声律、骈偶、事类乃至“同字相犯”（《练字》）、“语助馀声”（《章句》）、“参差沃若，两字连形”（《物色》）等各种语言现象，但唯独没有对缛词繁文的具体构词形式稍加探讨。除了说明古人缺少必要的语法概念外，也说明比起当时被炫为独得之秘的“四声八病”等学说，这种构词方式毫无秘密可言，文人皆不学而能。

由此发展过程可见，藻饰性词汇不过是汉语基本构词形式在文学描写中的一种发挥而已。其发展趋势就是词语愈趋繁富，用词愈趋华美妍丽。但反过来看，藻饰性的复合词仍是复合词。复合词包括其中的偏正式，在先秦文献中就已大量出现。其中的修饰部分在什么情况下是表达概念所必需的？依据何种标准被算作是额外的或附加的？对此恐怕很难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我们曾将形容词区分为性状的与情态的两类。性状词偏于客观陈述，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应用；而情态词带有某种主观感受，因而主要用于文学描写。但这种区分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大、小单纯表示体量，是性状词。但同以二字作修饰语，“大鸟”见于很多文献却很少用于诗文，而“大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文学形象；“小鸟”成为熟语，而“小鹏”则不可接受。这说明中心词对修饰语是有所选择的，在二者之间有某种语义适应或语义的相互映射。某些更符合人们审美期待或心理趋向的组合，更容易成为诗语。

再由汉赋上溯，我们发现在《楚辞》中已有以下这些偏正式复合词，例如：

芳草、幽兰（《离骚》），佳人、幽篁（《九歌》），华容、朱颜（《招魂》）

按照性状词与情态词的划分，其中的修饰部分都不是简单地表示性状，都为中心词加上了一些特殊含意。只不过这些修饰显得较为自然，当然也很可能是因为它们产生时代久远，早已为人们习惯。但从一些修饰语的使用中，我们也能看出其语义扩展过程。以“华”字为例，《说文解字》：“华，荣也。”原指草木之华。用以形容人的容貌，早见于《诗经》：“颜如舜华。”（《有女同车》）《楚辞》用“华容”因此并不显突兀；又形容人的衣冠，有“华冠”（《庄子·让王》）；而后扩展至人的居所、用具，如“华榱”（《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华毂”（《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华盖”（《汉书》安世房中歌）。使用最早的修饰语，当然显得比较自然。

由《楚辞》再上溯，我们在《诗经》中发现已有以下这些偏正式复合词：

蛾眉（《硕人》）、繁霜（《正月》）、丰草（《湛露》）、寒冰（《生民》）、皓天（《节南山》）、嘉卉（《四月》）、皎日（《大车》）、良媒（《氓》）、清风（《烝民》）、素丝（《羔羊》）、幽谷（《伐木》）

等等。对比《尚书》中的偏正式复合词：

大业（《盘庚》）、丹雘（《梓材》）、好风（《洪范》）、烈风（《舜典》）、戎车（《牧誓》）、天命（《汤誓》）、王道（《洪范》）、王命（《康诰》）

以及《周易》中的偏正式复合词：

白马（《贲卦》）、重门（《系辞》）、大川（《需卦》）、高陵（《同人卦》）、寒泉（《井卦》）、坚冰（《坤卦》）、幽人（《履卦》）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诗经》中的这组词多为形名结构定中式，或有比喻义（蛾眉），修饰语与中心词的结合较为自由；而《尚书》《周易》中的这组词除领属性名名结构（天命、王道、王命）之外，其他词修饰语与中心词的结合也相对固定，取消修饰语则语义完全瓦解。因此可以说，正是由前一组词的形式发展出《楚辞》、汉赋中的藻饰性词语，因而应将其视为诗语；而后一组词则是一般的偏正式复合词。当然，在文献中这两类词是错综在一起的。在《诗经》中也有大量后一种类型的复合词，而《周易》中的寒泉、坚冰、幽人等词则与前一组词接近。

然而，在复合词内部，确实没有一个简单的形式标准或语义标准可供判断一个词是否是诗语。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用于或主要用于诗歌（广义的，包括其他韵文）。这也是英语词典所采用的标准。但这个使用范围不能只看早期出处，还要看词语在中古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早期文献如《左传》《庄子》《史记》等，本身往往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其中有些词语在后世也被采用为诗语。

朱熹注《楚辞》及郑慕康 1975年作 屈子行吟图

三、常用词组合而成的“诗语”

由上述过程可以看出，藻饰性词语也是由早期的较为自然的形式发展来的。这种较为自然的形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类诗语：比藻饰性词语更为常用、更为普通的一批词语。其中也以偏正式最为典型，只是其修饰语和中心词往往都是基本词或常用词，因而语义明晰，几乎无须任何解释，而且耳熟能详，使用频率很高。但与藻饰性词语一样，经过修饰或组合后的词语，其语义与原来的基本词必然有所不同，有其特有的形象性和意义蕴含。当然，除了见于早期文献外，这类词语在后代也不断产生。下面举几个例子。

首先来看首见于《诗经》的“清风”一词。什么叫清风？它与大风、烈风等等不同，不是量级概念，几乎无法定义，其中显然已经包含了某种情态的或主观感受的成分。这个词由于产生时代早，被应用于很多场合，因而产生了一些附加含意，如“两袖清风”。但它的基本涵义始终保留，“清风徐徐”等词语人人皆能随口而出，使用了两千多年也不嫌陈旧。一个不是基本词的描绘性词语，却能这样历久弥新，不能不令人惊叹！

另一个足以与其匹敌的词是“明月”，首见于《荀子·解蔽》，也使用了两千年以上。这两个词也常常匹配出现，如《文心雕龙·物色》：“清风与明月共夜。”这个词的语义更为单纯，只是凸显了月的性状，也很少有其他引申义。月后来选择“月亮”作为双音替代形式，同样有明亮的语义内涵，但亮的意思弱化。相比之下，“明月”只突出月的一种性态（不能指晦月、暗月），因此不适宜作专名。这也可以看出诗语与基本词、一般词汇的区别。

中国邮政发行的荀子像邮票

再看“落日”一词。此词的结构稍有不同：修饰语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它在诗中出现（徐幹《情诗》）似稍早于“日落”（陆机《折杨柳》），但后者是合于一般叙述的主谓式，在一般话语中可能更为常见；而前者变化为偏正式，语义也不再偏重于叙述，而是呈现一个已然的结果。从《诗经》的“日之夕矣”，到徐幹的“落日照阶庭”、唐人的“长河落日圆”，这是诗人特别喜好的一种场景或意象。但与从“日之夕”压缩而来的“日夕”（《史记》）一词不同，后者更近于单纯的时间交待，而“落日”不但视觉形象突出，而且带有一种特殊的场景氛围。还有使用频率也极高的“夕阳”一词，与“落日”几乎同义，但缺少后者的过程感。原因就在于“落”是动词，而“夕”是时间名词，意味因此不同。“落”作为不及物动词直接修饰名词。不是所有动词都可以这样搭配，所以“夕阳”可以有与其对应的“朝阳”一词，但却无法从“落日”派生出“昇日”。

还有“春色”一词，出自谢朓《和徐都曹》“春色满皇州”。此词的语义较为模糊。色本指颜面之色，也用来指物的形貌。此义虚化后可缀于很多天象、物象词，如天色、夜色、日色、月色、山色、雪色等，还有更为宽泛的“景色”一词。用于季节词，同时《子夜四时歌》中有“芳春色”，盖谢诗所仿；稍后江淹诗中又出现“秋色”（《步桐台》），但没有人依此类推出“夏色”“冬色”。“春色”究竟所指为何？恐怕谁也难以说清。也许正是这种特殊意蕴使它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超过了与其语义接近的“春光”。也正是这种难以说清的细微区别，使这种构词可以应用于春和秋，而不能应用于夏和冬。

清人画作所展现的春色

这几个词都是按照汉语复合词构词形式形成的，所以尽管它们与基本词十分接近，但在构词形式不同的其他语言中却很难找到与它们对应的词汇，因而成为汉语特有的词汇。这也是汉语诗语的特点之一。例如在英语中，只有sunset或setting sun与“落日”约略近似，其他词在翻译中一般只能还原为基本词：wind，moon，spring。“清风”也有人勉强译为cool wind（凉风），“明月”有时译为moonlight，甚至bright moon。但这些译法几乎都无法真正用在诗歌翻译中。对“春色”一词，所有译者干脆都放弃了。这些语义单纯的词尚且如此，那些繁复的藻饰词语就更让译者头痛不已。

那么，这些听起来十分熟悉的词语是否符合判定诗语的客观标准——用于或主要用于诗歌呢？对此，主要应依据它们在中古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来检验。以下是这四个词在《全唐诗》中的出现频次：

清风（427）、明月（917）、落日（477）、春色（325）

它们属于《全唐诗》中除单音词外使用频次最高的一部分词。

《全唐诗》与《全唐文》

在《全唐文》各体文中这四个词的出现频次如下：

其中“清风”由于进入多个典故，用于颂扬人品和悼念亡者，所以在多种文体中都有使用，但频次的多寡也基本反映了各种文体摛藻的程度。“落日”“春色”两词更能说明问题，除了文学性的赋、序、铭之外，它们几乎没有出现。

再看看它们在《新唐书》《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四种典籍中出现的情况：

可见在诗文之外的其他场合，这些词几乎不被使用。

中华书局版《通典》及清代《通典》书影

更值得思考的是，与藻饰性词语不同，这几个词耳熟能详，人人都会使用，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它们曾主要是诗语，甚至想不到它们的历史如此悠久。这说明汉语诗语中至少有一部分已成为通用词语，直到进入现代书面语和口语。它们通过转化为成语、熟语，或以诗歌成句的形式为人熟知，从而进入一般语言，与一般词汇交融，而不是像欧洲语言中的诗语那样与其他词语形成不同层级，大部分在现代罕用，成为死词。这又是由常用词组合而成的汉语诗语的特殊命运和独特魅力所在。当然，即便是作为通用词语，它们也保留了诗语的特征，无论什么场合，只要使用它们就会有一股诗意随之涌出。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作者：谢思炜，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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