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山前线下来,宝哥干了两件让旁人十分诧异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把二等功给推掉了。打了一年多的仗,他冒着生命危险采访发表了300多篇新闻稿。部队凯旋归营,要给他记二等功,他死活不要。
宝哥说,他有一个战友,上海人,也是团里一个秀才,画画画得非常好。如果团里非要来个画画排名的话,宝哥说,上海兵排第一,他排第二。
上海兵上阵地前的一个晚上,来跟宝哥道别。两个秀才有点心心相惜,大家都认为这只不过是短暂的分别。
宝哥再次见到上海兵的时候,他已经是躺在担架上,牺牲了。宝哥说,军功章就应该给牺牲的战友。我活着,就是上帝给予的最高奖赏。真要了那枚二等功章,我这一辈子都会活得不自在。
第二件事就是打报告转业。
打入伍那天起,宝哥就立志要当一个作家。他一直记着一位名人说过的诤言:伟大的生活才能造就伟大的作家,伟大作品往往是作家坎坷痛苦经历的结晶。宝哥认为,我现在有了生死的经历,有了最为艰难困苦的生活,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作家没问题。
和平平静的生活也会折磨人。先是成都军区的创作室要调他,部队不放。后来有了一个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名额,又被别人挤占了。宝哥觉得自己的梦想在部队遭遇了“滑铁卢”,一气之下,就打报告转业,大有“此处不成就爷自有成就爷处”的血性。
宝哥扛着一堆书和一台电视机就解甲归田了。
回到镇江那个小地方,宝哥依然保持着冲锋的姿态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在写了不少东西,拍了《一百首歌》的片子后,宝哥发现,影视作品在文艺界才是王道,比作家更牛逼的是导演。于是,他就决定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来到北京,宝哥才知道自己有多土,土的快掉渣了。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不是留着飘逸的长发,就是戴着蛤蟆镜穿着喇叭裤。宝哥往他们中间一站,极不协调,还很煞风景。
面试那天,坐在考官席上全是一水的电影界震天响的导演:郑洞天、谢飞、司徒慧敏……
别人上去都演小品,宝哥不会演戏,只能念小品。他念的是自己写的一篇有关老山前线的散记《含羞草》。
《含羞草》年念完了,考场鸦雀无声,考官们足足沉默了2分钟。考官们居然没向宝哥提一个问题,就让他退场了。
考官不给你提问题只有两种可能:水平很高,不用问了;水平很差,用不着问。
宝哥属于前者。
若干年之后,宝哥依然认为,世上最纯洁的也是最靠本事吃饭的地方只有两处:一是战场,二是课堂。而自己最大的资本,是上老山前线打过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