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冠雄：感谢中旅院给我提供了口述改革开放中 参与创建中国旅游地理学故事的好机会

由蒋艳霞博士带领的中国旅游研究院3人小组，于2018年10月9日专程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对我做了一次专访，让我有机会将自己在改革开放中为发展我国旅游事业参与创建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往事做了一次口述。作为现已迈入了暮年的一个旅游地理学者，我是至为感动和兴奋的，同时也是至受鼓舞的！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届满40周年的今天，当年为了配合国家发展旅游事业的需要而创立的中科院地理所（即今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地理学科组正好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史。作为第一个响应加入这个学科组的一个成员，后来又担任过组长和编辑过《旅游地理文集》等，我无疑也属于这段创建历史的一个亲历者，因此，我一直都深感自己有必要也有责任对其做一些回顾。好在8年前，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为纪念建所90周年要编辑出版一册回忆录，我便写成了《回忆我参与创建旅游地理学的一些往事》一文。

如今，则是有中旅院蒋艳霞小组的专访，让我有可能通过口述的方式将我们旅游地理学科组在那些年里所做过的事情一一讲述出来，这无异于是为我国旅游事业及旅游地理学的发展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口述资料。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一种认识，我当然非常愿意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配合。与此同时，我也十分愿意通过本文对中旅院给了我口述历史这个好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至于说我至受鼓舞，主要是与我在海南退休之后至今一直都在应社会各方面的需要继续奉献自己的专业余热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将近20年来，我不仅助力了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和雷琼世界地质公园海口园区等的成功建设，而且也帮助研究过琼海市田园城市的建设以及多个建制镇和行政村的乡村发展与乡村旅游建设；特别是还以高度的责任心，主动帮助省里终止了多个极有可能会对当地敏感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或破坏的大型项目的建设立项，其中也包括旅游开发项目在内。

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作为一个归国华侨学生，我是在党和国家的培养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科学工作者，当年就怀揣着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毕生奋斗的初心。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不论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退休之后，我始终都牢记这一使命，满怀热情地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奉献自己的专业余热，坚持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把科学研究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对于自己能够做到以上所有这些，我自然是至感欣慰的！

现在，通过接受中旅院的口述历史故事专访，我深深感到，在建设全国最大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的今天，海南更加有必要按照国务院所确定的国际旅游岛建设目标——世界一流的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的要求做好其一流的旅游建设。作为积累有近40年旅游开发研究实践经验的一个旅游地理学者，我也觉得此时自己切不可以成为一个旁观者，还是很有必要一如既往地尽好自己之所能提供应有的专业帮助才是！

现将本人为准备接受中旅院口述历史专访而写成的《改革开放让我走进了旅游地理学——为纪念中国旅游地理学创立40周年而作》一文附录于后，供参考。

（本文写于2018年10月11日）

【附录】

中国旅游地理学创立至今年正好是40周年了，由于当年曾参与过这一创建过程，作为一个亲历者，我的心情自然也是感慨万千的！我十分清楚，中国旅游地理学能够在40年前创立，我能够成为此行的一个学者，全都托的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个洪福的缘故。正是因为如此，此时我也就特别发自内心地深感有必要写出一篇回忆文稿，藉以表达自己对改革开放的无限感激之情，同时也作为对中国旅游地理学创立40周年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纪念。

好在8年前我曾为中科院地理科学和资源研究所编辑出版《地理学发展之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科学活动回忆录(1940-1999) 》一书写过《回忆我参与创建旅游地理学的一些往事》一文，现在可以以此为基础来做成此件事，以遂自己的心愿。这就是本文写作之由来，相信此举将会受到大家、特别是最近30年成长起来的旅游地理学者们欢迎的！

一、我第一个加入中科院地理所率先设立的旅游地理学科组

我于1961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当时被分配在经济地理研究室交通运输地理组。5年后，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正常的工作已停顿，我在所内便“晃悠”了好多年。后因有高泳源先生给了我到他担任主编的《地理知识》（即今《中国国家地理》前身）编辑部当一名编辑的机会，这才算脚踏到了实地。

粉碎“四人帮”后，经地室恢复了建制。当时有同事招呼我重返经地室工作，我则婉言谢绝。我的理由是：自己有归侨特殊身份，自觉不适宜再从事经济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在以往的课题研究工作中常常都要接触到不少内部机密资料，我总是少不了要通过政审这一关。其中，尤以1965年领导上安排我参加三线地区的一个大型重工业项目的选址考察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考察组连同领队在内总共是11个成员，其中包括我在内，有2人便受到了此等的际遇。虽然后来我也去成了三线地区，但在内心里毕竟是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阴影。

党的八届十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发展旅游事业被摆上了议事日程。在地理所和经地室的领导以及一些科研人员当中，已在积极地思考我们的地理学研究工作应当如何配合国家发展旅游事业的需要问题。

到了1979年8月，根据所长黄秉维先生和经地室主任吴传钧先生的建议，由郭来喜师兄着手组建旅游地理学科组。当时他最先找到我，说我多才多艺、写作能力很强，希望我积极支持。考虑到从事旅游地理学研究不涉及国家机密，我自然很爽快地立即响应了。随后，历史地理学科组的宋力夫和于福顺两位成员也分别向郭表示，希望转入旅游地理学科组的行列。就这样，在金秋10月，由我们4人组成的旅游地理学科组便宣告成立了。这就是我国第一个旅游地理学科组正式诞生的过程。

二、我们旅游地理学科组最初3年开展的工作

旅游地理学科组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吴先生的指导下，由郭来喜师兄执笔写了一篇《开发我国旅游资源 发展旅游地理研究》的论文。论文在组内征求过意见后，以吴先生与郭两人的名义提交给了于1979年12月28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在此之前，论文也曾提交给同年举行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被列为会议参考资料。毫无疑义，此文的问世在我国旅游地理学的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即它揭开了中国旅游地理学发展的序幕！

第二年，旅游地理学科组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郭来喜主持下进行长城旅游资源考察，当时被命名为“长城万里行”。长城万里行考察组除了我们4个成员以外，还加盟有地貌学研究室的尹泽生和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我们的考察活动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关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科学实验》杂志约请我们4人分别将考察见闻和收获写成系列文稿，在该刊上连载了10多期；二是日本岩波映画社看到我们发表的考察文章后，曾主动前来与我们合作摄制我们考察活动的专题电视片，在其国内晚间电视黄金时段播出。

接着，又有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也要求与地理所合作，希望通过实地考察出版一部介绍我国人文地理风光的大型图册。当时由于上级主管方面态度有些迟疑，美方后来转而找到新华社国际部与之合作。但该部并不具备地理业务，则又反过来请求地理所与其形成中方的内部合作伙伴。这样，中方人员就分别由郭来喜、赵令勋、杨逸畴和我同新华社的出4名翻译组成4个小组，与美方派来的地理作家和摄影师一起，分4条路线进行考察。在完成考察之后，由美方在美国出版了一部名为《JOURNEY INTO CHINA》的大型人文地理风光图册。该图册在美国发行很受欢迎。

为了感谢我在长江一路考察中所做出的富有成效努力（主要是我摸透了其关注的重点多属民俗风情文化，每到一个考察地点我都会重点讲述当地的典故，美方地理作家很高兴地表示他回到美国后足够写成2本书），美方后来特别给我寄赠了一份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荣誉会员证书、一个装有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荣誉状的镜框和一个年度的《NATIONNAL GEOGRAPHIC》杂志。

1981年，应国家有关部门的邀请，经济地理部派我与张孝存助理研究员前往广西参加桂林环境污染综合防治研究课题汇报及课题调整会议。当时，桂林已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三大风景旅游城市和重点环境保护城市之一，对已受到污染的环境进行综合整治便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事情。会议由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和国家科委共同组织，应邀参会者大多数都是国内重量级的专家学者，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今中国科学院院士）马世骏、侯学煜先生和在地理学界中享有 “南唐北刘”尊称（即地理学界最早从事环保研究的两位领军人物）之一的中山大学教授唐永銮先生等。

国家风景旅游城市对于当时的与会者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它们都有哪些基本的地理环境特征及环境保护要求等，大家心中不免都有一些空蒙的感觉。因此，当上午大会进行到接近结束前，会议主持人根据与会代表中有人提出的一项动议，临时安排我这个当时仅为助理研究员的与会者做一个解惑性的发言，时间控制在一刻钟内。

没想到，我从旅游地理学的角度所做的分析却让大家顿时都感到颇为新鲜、颇有启发作用。有鉴于此，有人又递上条子建议我的发言不要太受时间限制，尽可能放开一点来讲。会议主持人为不致耽误与会者的用餐，在与有关领导商量之后，决定下午再挤出一些时间让我继续发言。

下午会议结束时，会议组织者特别提出要我把发言整理成一篇文稿，提供有关方面参考使用。与此同时，国务院环保办副主任也要求我把火车票推掉推迟返京，以帮助起草一份呈送国务院的报告，建议在桂林设一个“风景特区”，给予特殊政策待遇。对于以上这两个要求，我后来都毫无迟疑地一一照办了。

在回到地理所后，我趁热打铁，不几天功夫便整理成一篇《应当如何开发和建设桂林风景旅游城市》的文稿。当时，我思想上还比较保守，只准备打印50份。没有想到，经济地理部主任胡序威先生审阅了文稿后，非常明确地指示我要打印100份！后来，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此文很快就被国务院环保办主管的《环境保护》杂志以老一辈革命家陈毅同志“愿作桂林人，不愿作神仙”的诗句为题发表了出来。随后，《桂林环境保护报》也做了全文转载。

此次桂林会议的经历，让我对“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个民谚终于有了一种亲身经历的体验，使我不由地感到，这是自从转入旅游地理学研究以来，在我的专业生涯中实现了一次非常难得的人生飞跃！

在1980至1982年期间，旅游地理学科组先后应全国旅游工作会议（1979年和1981年）、全国旅游经济理论问题讨论会（1980年和1981年）、全国旅游地图学术会议（1982年）等的邀请，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同时，又应北京旅游学院（筹）的邀请，由郭来喜和我为该院开讲了一个学期的中国旅游地理基础课程；应北京第二外国语言学院的邀请，由郭来喜为其干部培训班开设了旅游地理专题讲座。

在开展旅游地理研究行将届满3年之际，为了进行阶段性的全面回顾，根据郭来喜组长的安排，由我（当时已是旅游地理学科组副组长）收集近3年来各人所写成的文稿，于1982年11月编印了一册《旅游地理文集》，印数为4000册。此册文集总共收入各类文稿74篇，平均每人18.2篇。这些文稿当中，主要有“旅游地理学论坛”5篇、“中国式旅游事业专论”5篇、“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8篇、“我国旅游资源评介”10篇、“发展我国旅游事业建议”3篇等。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我国旅游事业如何发展问题已成为国人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旅游地理组自然也是把它作为重点研究的大问题，以期能够为国家高层决策者提供一些具有科学价值的参考意见。因此，3年当中我们在这方面接连写出了一系列的文稿。其中代表作有《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旅游事业的几个战略问题》（杨冠雄、宋力夫、郭来喜）、《我国旅游业发展中的十个矛盾及其解决途径的探讨》（郭来喜）、《我国发展旅游事业的若干问题》（杨冠雄）、《略论我国旅游事业发展问题》（杨冠雄）、《发展我国旅游的十点建议》（郭来喜）、《应当如何开发和建设桂林风景旅游城市》（杨冠雄）等。

《旅游地理文集》主要具有以下这些突出特点：一是对我国旅游地理学的发展起了理论指导和支持作用；二是从旅游地理学上探讨了发展我国旅游事业需要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其中有许多都属于前瞻性的论述；三是为合理开发利用我国各地的旅游资源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四是针对全国和有关地区的旅游开发建设提出了具有科学指导作用的建议。

文集虽属内部印行，但消息一传出，各方面和各地都有人纷纷上门或者是写信、打电话向我们求索，其中尤以高等院校的旅游专业师生、各级旅游管理部门的干部和科研、规划设计机构的专业人员需求最为殷切。在所听到的议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称这个文集是中国旅游地理学的经典之作。许多人还提出建议：在进行适当修改和增补后，将文集送交出版社公开出版。

三、1982年以后我参与或主持的旅游地理学研究工作

在1982年以后，旅游地理组承担了京津唐地区国土开发与整治综合研究课题中的旅游子课题。我们在开展京津唐地区旅游资源的考察当中，发现河北省昌黎县的海岸地带是一处非常值得进行旅游开发的处女地，若能精心地加以规划，那里将有可能成为华北地区又一处滨海旅游胜地；而它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上，甚至还可以具有取代北戴河滨海风景旅游区的作用。

消息传到昌黎县后，该县县长立即带领各有关部门的领导风尘仆仆地从500公里外赶到地理所，在与我们交换意见后，当即宣布聘任郭来喜和我为该县政府旅开发游建设顾问组正、副组长。后来，在我们的具体帮助下，昌黎县仅用3年时间就把滨海地带开发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滨海风景旅游区。该旅游区随后又根据郭来喜顾问的提议，正式定名为昌黎黄金海岸旅游区。

昌黎黄金海岸旅游区的成功开发建设不仅受到社会上的广泛关注，而且还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先后都曾前往视察，并对急需推动解决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的指示。此外，河北省和秦皇岛市的新闻媒体对昌黎滨海风景旅游区的开发建设也先后作了深入的报道，其记者都因此分别获得了国家级和省级的“好新闻”一等奖。

在得悉我们旅游地理学科组成功地推进了昌黎县滨海风景旅游区的开发建设后，由学部委员马世骏先生主持的“京津地区生态系统特征与污染防治研究”课题，也主动邀请我承担其中的一项旅游课题研究。在经过数个月的查阅资料等努力，我写出了一份名为《京津地区的旅游资源及其合理开发利用研究》的课题报告。此课题报告随后由地理所总负责人邢嘉明先生送请马世骏先生审阅。过了多日，邢先生很高兴地对我说：马先生对你完成的旅游课题成果十分满意，一定要我向你转达他的感谢。

此项成果，除了对京津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全面的发掘和整理以外，还从科学上进行了分类和评价。其中有以下3个方面在我国属于第一次尝试，即：根据旅游地理学的原理对京津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做出全面的评价；在对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吸引向性和旅游引力场概念；此项课题研究为旅游资源的科学分类与评价确立了初步的理论根据。

应当说，上述两项成果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一个是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特别聘请郭来喜和我担任北京市旅游发展规划工作顾问；另一个是南开大学旅游学系邀请我前往该校做了一场旅游地理学术报告。

到了1986年，作为厦门市人民政府与南京地理所协议合作课题“厦门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于当年夏天带领周之穗实习研究员前往厦门市开展旅游资源的调查与考察工作，经过大约3个月的连续努力，完成了一项名为《厦门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研究》的课题成果。

此项成果，对厦门市旅游发展的市场定位是以台湾同胞为主体并兼顾国内与海外游客市场的需要，明确各项旅游开发建设都必须与其相适应。同时也指出，厦门市的旅游资源丰富多彩，不仅类型众多，而且其特色也十分突出。其中，尤其是鼓浪屿岛更是厦门市旅游发展的核心景观资源所在，其独特的历史建筑风格和人文景观堪称是我国的一项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一定要妥善地加以保护，不应随意进行扩建和改造。

厦门市鼓浪屿旅行社得悉了我有这个见解后，曾特别邀请我在其主办的旅游发展座谈会上，就如何利用鼓浪屿品牌发展厦门市旅游和如何做好鼓浪屿特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主题做了一次发言，与会者的反应相当热烈。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完成任务即将返京前夕，厦门市计划委员会专门为我们2人举行了一个小型的饯行晚宴，感谢我们为发展厦门市旅游所付出的辛劳。让我更加意外的是，时任厦门市副市长近平同志也赶来作陪。从当时所着的是运动便服来看，习副市长好像是在晚练当中得到消息后才临时决定赶过来的。他为人低调、平易近人，举止自然、谈吐大方，丝毫未见官架子，给我留下了至今都难以忘怀的印象。

过了多年之后，我有机会重返厦门市拜访已从岗位上退了下来的厦门市旅游局老局长彭一万同志，他十分很高兴地对我说：我在接手旅游局长一职时对旅游规划知之甚少，多亏有你们前来帮助做旅游发展规划研究，我们才得以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旅游开发建设蓝本。他指出：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你们所做的分析很符合我们厦门的实际，所提出的建设内容也很切合我们厦门发展旅游的需要，对我们厦门市的旅游发展确实起到了指导作用。

我在地理所承担的最后一项课题，是“西南地区国土资源开发与发展战略研究”总课题中的一项子课题，即“西南地区旅游资源地域系统开发研究”。当时由于我已担任城市与人文地理室副主任，时间安排不过来，我只能亲自带队对四川和贵州两省进行考察，广西和云南两省、自治区则是请郭来喜同志代管，好在他当时已为云南省地理所所长并兼中国科学院西南考察队副队长，承担有西南总课题中的轻工业子课题任务。

四川的考察是在1987年进行的，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带领牛亚菲助理研究员只能重点考察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包括西长航天基地在内）和川南等几个地区，其他地区则都靠四川省旅游局提供和收集的各种资料（其中包括规划资料在内）进行汇总整理和综合分析。尽管仅仅是如此而已，但对我们后来完成四川省旅游课题的考察报告，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困难。面对着这样的一种情况，刚从北大毕业取得博士学位的牛亚菲相当激动地对我表示：这次考察的难度是我没有想到的。不过，却让我学到了太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和经验！

1988年秋在贵州，我带领的旅游资源考察组（成员有保继刚和关发兰）所到之处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例如我们在赤水县对十丈硐瀑布的考察，当我运用经济地理学与旅游地理学的原理对其做了全新的分析论证后，旋即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性的效应。当时，面对着这样一种情景，保继刚显得异常地激动，他主动地对我表示说：我是由陈传康教授领入了旅游地理学大门的，现在跟着您则又学到了怎样做旅游开发研究的基本方法……

据说此前省政府分管旅游的副省长曾考察过这个瀑布，虽然他认可这是一个大型的瀑布，也具有旅游开发利用价值。但由于其地理位置处于全省的北部偏西，交通不方便，开发难度很大，因此，他当时对其旅游开发的前景是并不太看好的。应当说，这样的一种分析无可厚非，因为这符合贵州的省情实际。例如从省城贵阳前来赤水，其公路里程就有450余公里之遥。

不过，这只是以贵州省城贵阳为中心所做的一种分析，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今天，要是能够转换一个角度，从潜在的旅游客源市场的需求来分析的话，得出的结果可能就会大不相同了。

例如，赤水县地处赤水河中下游，与四川省南部（俗称川南）接壤，历来都是黔北通往巴蜀的重要门户，而其与泸州市之间，不论公路还是水路，都不过是100公里的距离而已；加之，泸州背后又有宜宾、自贡和内江等一批川南中心城市，特别是向东还有重庆这个特大城市，要是都能够依托它们来发展旅游，则比起仅仅依托贵阳一地，不知要强出多少倍！因此，赤水十丈峒风景区要是能够依托川南这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来做好旅游开发建设，其发展前景无疑是会十分被看好的。

大家听了我的分析，几乎都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当地有一位干部很高兴地表示，你这可是帮我们发现新大陆了啊！看到大家的热情都是这么高的，我自然感到很有必要带队到川南走一趟，以便了解那里对开发十丈硐瀑布是否有要求。县领导十分赞赏我这个意见，当即做出决定，让办公室主任带上几位干部陪同我们考察组到最近的泸州市走一趟。

我们一行来到泸州市那天，正值国庆节假期。市政府值班人员得知我们的来意后，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市长。之后，市长很快地就赶到招待所会见了我们一行。他很高兴地说：我们市里9月份刚举办了第一届泸州名酒节，总共来了3000多客人，就是没有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两天啊！你们赤水十丈硐瀑布风景区要是能够开发出来，那就太好了。他当即明确表示愿意与赤水县政府合作！

泸州市长的一席话让我们一行都甚受鼓舞！回到赤水县后，县委、县政府领导当即决定连夜召开会议听取我们的汇报。当晚的汇报会，自始至终都沉浸在一片兴奋当中。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会议一结束，便有人请我到另一间小型会议室里，让我在早已准备好的宣纸上为十丈硐瀑布题词。鉴于大家的心情都如此殷切，我不便推辞，也即运笔写下了 “神州瀑布又一奇观” 8个大字。

赤水大瀑布

在完成赤水十丈峒瀑布考察后，我们被要求返回遵义市，由遵义地区4套领导班子给予了隆重的接见和款待。

对于我们此次在赤水十丈峒瀑布风景区进行的考察活动，中央电视台、贵州电视台、《贵州日报》、《遵义日报》和《科学报》等先后都做了报道，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是我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其中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室也曾派人对赤水十丈峒瀑布风景区进行考察在内。

又如我们在黔西南彝族布依族自治州（今为兴义市）的考察，也引起了州委和州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州委书记亲自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州委机关报《黔西南报》在头版右通头位置以大字标题直排的方式做了较大篇幅的报道。

从后来反馈的信息了解到，我们此次考察取得的成果对该州旅游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至今，在当地编写的一些旅游介绍材料中，仍然流传有当时我针对景区（点）特点写成的一些词句。当时我们重点考察的马岭河峡谷，现在已被开发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我国著名峡谷漂流旅游胜地之一。

“西南地区旅游资源地域系统开发研究”课题做完之后，按照西南综合考察队的统一部署，我在汇集4个省区市考察总结报告的基础上，编写出了一部《西南旅游资源与开发布局》书稿，送交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据责任编辑向我反馈的信息，该社总编在审阅了我写的书稿后曾这样表示：这是我审阅过的同类书稿中很不错的一部。

在过了数年之后，西南总课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了表彰我带领旅游课题组所做出的贡献，1995年12月由中科院—国家计委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给我颁发了一项荣誉证书，其内容是：由我会主持完成的《西南地区资源开发与发展战略研究》成果荣获199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杨冠雄同志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特此颁发证书予以表彰。

特别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当年参加过西南旅游课题考察工作的几位青年学者，如今都已成为我国旅游地理学的领军人物或者是主将。例如：保继刚——参加过贵州考察，现在是在中外都享有盛名的一个旅游地理学代表人物；彭华——参加过广西考察，现已是我国旅游开发研究业绩非常突出的一旅游地理学名家；牛亚菲——参加过四川考察，如今是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地理学的领军人物。

在1988年，根据全国海岸带社会经济调查组的安排，我还接受了一项“全国海岸带旅游资源”的编写任务。后在冯仁国助理研究员的的协助下，大约用了2年时间完成了此项编写任务。

此外，在1991年调离地理所之后，我还为地理所承担的一项国家课题任务即编写全国旅游资源普查规程，化解了一个险遭否决的困境。

此项国家任务的最大难点，就是要为开展全国旅游资源普查制定一个旅游资源分类系统——这是完成整个任务必须奠定的一个基础。当地理所组织力量在完成编制工作后把分类系统方案提出来时，没想到在国家旅游局资源开发司组织的专家评审中，因有人提出强烈质疑而搁了浅。此时，地理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不利，即颇有遭人取代之虞。

十分凑巧的是，此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工作会议。时任副所长廖克同志从尹则生同志处得知消息后，立即出面请求我一定要帮助地理所渡过这个难关。听说此事后，我的心情顿时也是火急如焚。在此情况下，经过冷静的分析，我感到尽管情况很复杂，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地理所本身，主要是所提出的旅游资源分类系统太过偏重自然景观、尤其是地貌景观，而对人文景观的分类则明显不足。我想，只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就发酵不起来了。于是，我当即对廖副所长明确表示：所里的这个困难我是非帮助克服不可！

就这样，工作会议结束后，我毫无犹疑地推迟了离京时间，立即投入了对原方案的全面和深入修改。其间，我主要是运用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对旅游资源的分类系统做了较大的调整和充实，力求能够全面切合全国各种类型旅游资源普查的实际需要。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重新整理出来的分类方案随后很快就得到了各方面专家和国家旅游局资源开发司的认可，地理所承担的此项国家任务从此也就化险为夷了。其后，该分类方案又经过多方面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最终被采纳，收入了国家旅游局资源开发司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试行稿) 》一书，作为国家的技术标准公开出版发行。

在经过了20几年之后，要不是尹泽生同志的提醒，我还差点儿把这件事给忘了呢。这件事是：当时地理所为了让我能够名正言顺地帮助做好全国旅游资源分类系统方案的编写，曾与国家旅游局资源开发司一起，特别给我颁发了一份聘书，正式聘任我为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研究组科学顾问。

再者，大约是1992年，我已调到海南省工作。青岛市人民政府要举办一个青岛市旅游发展战略研讨会，根据国家旅游局有关方面提出的建议，曾特别邀请我前往参加。我在大会的发言中，明确指出青岛啤酒是一个很有青岛城市产业文化特色的一个大品牌，故建议青岛市每年都举办一届青岛啤酒节，以此来带动该市旅游业的发展。

【后记】

在纪念中国旅游地理学创立40周年的今天，作为一个旅游地理科学老工作者，我的心情是异常兴奋的，因为在以往的三四十年中，我参与创建旅游地理学所付出的努力，均得到了许多同行、特别是老前辈的认可。这有以下2部由地理学界元老领衔主编的重量级出版物为证，它们即：一是陈国达、陈述彭院士等4人主编的《中国地学大事典》；二是吴传钧、施雅风2位院士主编的《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

在《中国地学大事典》典籍中，仅有的一个旅游地理学词条，其词条的名称便开门见山地做了这样的一种表述——《郭来喜、陈传康、杨冠雄等开展旅游地理学理论和区域旅游开发研究》。

在《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一书中，由保继刚教授撰写的《我与中外几位旅游地理名家》一文，在对我国的旅游地理学名家逐一进行介绍时，也全都集中在上面3位学者身上。

在纪念中国旅游地理学创立40周年的今天，作为一个旅游地理科学的老学者，我之所以会如此地兴奋，也是由于我的后半生始终都与中国旅游地理学结有不解之缘而深感很值得庆幸的缘故。

我不仅在地理所工作的最后10年，即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曾为发展我国旅游地理学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而且在从海南省行政工作岗位退休下来后的这将近20年时间里，我一直都在应社会各有关方面之邀请奉献自己的专业余热，其中大部分都属于旅游地理学的范围。

退休后，我应邀奉献专业余热做过的事情主要有：帮助促成了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的成功建设和海口市火山口公园从省级地质公园到国家级地质公园和世界地质公园的连续跃升，从而被聘任为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专家顾问和雷琼世界地质公园海口园区专家；提供理论支持并做跟踪研究，帮助琼海市推进田园城市建设；通过课题研究帮助推进多个建制镇、行政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农业的振兴；帮助海南企业考察论证了其在广西防城港市投资开发的2个大型旅游建设项目；到海南大学做了《发展乡村旅游 留住海南乡愁》和《海南的热带土地资源怎样利用才算合理？》等学术报告；参与海南电视台直播的全域旅游老专家访谈节目。此外，还出版了一部《琼海发展问题研究》著作。

在最近的七八年里，通过主持专家评审和应退休老干部邀请深入实地进行考察等途径，在建设项目的选址上以高度责任感发挥专家的科学把关作用，我前后帮助省里终止了多个有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的大型项目的建设计划——其中许多都是旅游开发项目。

在纪念中国旅游地理学创立40周年的今天，我为自己在保护海南的绿水青山尽到了应尽的一份责任，自然也感到十分的欣幸！因为这很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如下科学论述：“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最后，我想还有必要说明一下，我在地理所前后工作了30年，其中文革前在经济地理室从事交通运输地理学研究，属于打基础时期；改革开放后在城市与人文地理室从事旅游地理学研究，则是成长和发展时期。我能够在后一个时期比较快地成长为一个旅游地理学者，并在退休之后也能够做到“退而不休”地继续发挥经济地理与旅游地理学的专业余热，主要都得益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我被邀请加入旅游地理学科组的关系，因为这让我得到了非常难得的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与此同时，也与地理所、经济地理部、城市与人文地理室领导给我的支持和信任以及同事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分不开。因此，我十分愿意通过本文对地理所及所有各方面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文2018年10月9日完稿于北京）

（本文来自杨冠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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