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摘引】 在我们这个时代，学者们都已经习惯于“长篇大论”，“短篇小论”反而少见。本文各节原散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睿语絮言”栏目，皆单独成文。王宁编辑时常在朋友圈转发，每每读了，颇有回味。于是我说，你全打包给我，我给你化零为整。
【作者简介】 成伯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在二战以后学院化、专业化的社会学中，我们很少能够读到令人激动的东西。是炒得烂熟的概念失去了魅力，还是精致的命题中缺少了时代关怀？
社会学应当以时代的重大主题为自己的课题。更主要的，社会学应当与个体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阅读社会，同时也就是洞悉人生，或许如此想会快意许多。
二
关于社会学的起源，向来有孔（孔德）孟（孟德斯鸠）之争。但这种说法受到了福柯的嘲弄：“很多人在孟德斯鸠和孔德那里寻找社会学的起源。这真是太无知了。社会学知识是在类似医生们的实践中形成的。例如，在19世纪，盖邦对南特城进行过卓越的研究。”
难道社会学家也是空间的专家？这样问或许太抽象了。不过，确实是一系列新涌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强化了有关人口的“实际情况”的重要性。
福柯的论断别具洞察。当今以诊治社会问题为核心的社会学——乃至所谓“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正是顺着这种范式而来。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学的一种主要取向，就是充当一种社会病理学，这在将社会学成功学科化的涂尔干（Durkheim）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出。
可见，从出身来看，社会学知识与权力技术密不可分。但我们必须谨记的是，这也仅是社会学的一个面向。社会学本来就有而且应该有不同的实践方式。
三
社会科学视角的出现，源于社会性力量的崛起。社会性（the social）之出现，是社会科学确立的前提。传统形态下存在的人们，并不能将他们所体验的社会关联性（social interconnectedness）视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按照那时的主导思路，他们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为领袖人物——君主或大臣，或者自己的主人——的行动结果。正是个体和政府之外的社会性力量——这也是一种莫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的崛起，使人们有了了解它们的求知意志或冲动。首先将这种力量具体化的是市场，所以，社会科学的最初形态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家在原有的司法的、艺术的、道德的、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之上，确立了对于社会领域的科学观察的优越性。
而大众运动的兴起，也使社会学出现了。社会学家相信，在市场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社会具有自我调节的力量，并且其结果往往出乎有目的的行动者的意料之外。
所以，从社会科学的起源来看，它就是为了了解超出直接体验的非个人性力量（impersonal forces）。但有一点，这种求知意志，当然是为了个体能够把握现实、更好地生存，或者有意义地体验这个世界。而如今，随着社会演变为复杂的交换体系，学者作为职业的这种探讨，已经与个体体验越来越远，蜕化为替“体系”（system，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相对于lifeworld）出谋划策的勾当了。
四
社会学虽早有想象力的说法，但它却越来越被淹没在科学的程式之中。其实，现代之科学方法，即在提供一套可供模仿的操作方式，使碌碌者也能混迹其中，依照“原理”去“推论”罢了。与之相近者，则仰仗“点数”，运行模型，而后发布“真理”。
相比之下，涂尔干的《自杀论》，实在是一大想象之作。由个人的私密行为，联想到社会结构之特性。非超凡之巧思，不能致此。然后世之学徒，真能领悟其中之玄机者，有几人欤？
社会生活中的隐晦之处、空白之点，比比皆是，若无高远的想象力，焉能连而贯之，提出妙解趣说？善读书者，即如朱子所言，去发现他人想象中的“罅缝”，然后去“抉开”另外一番天地。
五
理论创造，就是想象一种从未有人设想过的可能性，需要许多的机缘和勇气。如果没有一定的认识程度，那就谈不上理论，因为这需要以吸纳大量的相关智慧为条件，否则可能是痴人说梦，或者干脆是胡思乱想。而越是沉浸在这种智慧中，越是可能丧失创造的勇气。因循守旧，总比开创从未有人涉足过的新途径舒坦，更不需要体验位于巅峰的孤独和惶恐。
“我从高山而来”的查拉斯图拉式的勇气，并非人人皆有或能承受，更遑论命运总让我们与这种灵感失之交臂。
六
经典社会学家都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而且有趣的是，这种历史知识都是自学的，但又确实是出于社会学研究的需要。在他们看来，关于过去的知识，对理解现在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而当代的社会科学，基本上都假定了“一个拥有因果关系的简短历史的世界”。相应地，各个领域的所谓专家，也将自己的知识和兴趣局限于狭隘的现在。
或者，这就是“科学”进步的代价？越来越科学化，意味着越来越精确，而要追求精确，就必须限定在一个边界清晰的系统之中。但历史，尤其是社会发展的历史，恐怕难以被如此操作化。人世间的漫长岁月与因果联系，又怎么可能以所谓的概念乃至模式统摄呢？
为了所谓的社会科学，我们就必须斩断历史？
这种科学精神，从根本上说是忽视过去、注重未来的。正是对于未来和进步的信念，构成了这种科学精神的“元叙事”。但不无悖谬的是，所谓经验的科学，恰是从已经发生的事情来推断可能发生的事情，亦即从过去的轨迹来推断未来的趋势。
仅凭这一点，我们不难洞悉科学游戏的老底：评价、设计和规范的方法，其实不能如实反映事实的成分。
七
只有老生常谈，才能指望别人在瞬间接受，因为理解的背景为双方所共有。而具有颠覆性的思想，必须以解除固有思想为前提，然后方能为人所接受。所以，布尔迪厄认为，具有思想的思维的展开，本质上是与时间紧密相连的。
但是，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在传媒不断需要“思想者”帮助填满受众脑袋的时代，唯一的适应者只有“快思手”（fast-thinker）了。他们并非以思想敏锐见长，而是擅长伶牙俐齿地说出符合受众期待的观点。而他们之所以能扛着思想者的身份行走，是因为媒体基于某种共同利益授予了他们话语权。
尼采曾经说过，如果尽量迅速地促进学术，也就将尽量迅速地毁灭学术，正如人为地强迫母鸡迅速地生蛋，会导致母鸡死亡一样。如今有些学者，成了“精疲力竭的母鸡”（the exhausted hens）。“它们只能比往昔多叫几声，因为它们生蛋更多，自然这些鸡蛋也越来越小。”虽然书是越来越厚。
我们的问题是，尼采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所说的话，为什么如此贴切地适用于我们目前的学界？是所谓的现代性状况在从中作祟？市场对于思想的需求以及时尚的多变，迫使学者快速地生产，而快速之下只能拿出单薄的东西？
如果是现代性使然，那么我们只能说，知识分子在现代性条件下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了。是文明染病，还是我们在追求一种早已落伍的存在方式？
真向往立言谨慎的“敬惜字纸”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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