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3
月
5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明确指出,要“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景区门票价格问题再次引发各方热切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数年前曾对景区门票价格问题及其背后的复杂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刊登几篇旧文,以供大家讨论之用。
随着旅游消费的普及,近年来,景区门票价格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几乎每到旅游旺季,都会掀起一番热议。近日便有媒体指出,根据国家发改委
2007
年关于
“
旅游景区门票价格调整频次不低于
3
年
”
的要求,三年一轮的限期即将结束,不少景区已经提出或者正在酝酿门票上涨动议。消息一出,再次将景区门票价格问题推向风口浪尖。
实际上,景区门票价格,不仅是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热点,也是有关部门管理的焦点。除了国家发改委的
“
禁涨令
”
之外,国家旅游局也先后采取各种措施,试图规范景区门票价格行为。以今年为例,年初在全国景区系统启动
“
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
”
创建活动,近日又通过中国旅游景区协会发出倡议书,要求各类旅游景区共同抑制门票过高过快上涨问题,并严格要求所有
5A
、
4A
级景区原则上不得上调门票价格,将景区门票价格作为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和复核的重点考核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制,同时加大对
“
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
”
承诺单位的门票价格监督。相信这些严格的举措,一定能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但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似乎并不乐观。
客观分析,影响景区门票价格以及人们对其感知的因素很多。核心资源属性、景区管理体制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两个因素。
核心资源属性决定景区的产品属性,是影响景区门票价格最为关键的因素。根据核心资源属性,可将景区大体划分为遗产型、社会型和商业型三种类型。遗产型包括世界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世界文化景观)、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社会型包括城市公园、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城市地标景观、商务游憩区等;商业型包括主题公园、游乐场、度假村等。在我国近
200
家
5A
级景区中,商业型景区仅占一成左右,其余近九成都是依托于独特的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和城市公共设施等吸引游客、开展经营的。显然,这些景区(遗产型和社会型)属于准公共产品。
景区管理体制决定景区经营的资金来源和门票收入的分配方式,是影响景区门票价格的另一关键因素。我国旅游景区管理体制较为复杂,从行政管理和经营管理两个角度出发,大致可分为事业单位型、地方政府主导型、非国有企业主导型和混合管理型四种类型。事业单位型景区由事业单位直接管理,其经费来源主要依赖于财政拨款;地方政府主导型景区内,一般设有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同时由国有(控股)企业负责具体经营;非国有企业主导型,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地方政府仅负责行政事务,景区经营由非国有性质企业承包经营,二是景区由非国有企业投资经营;混合管理型景区的管理则由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国有企业、其他性质企业、当地社区等共同参与,门票收入由相关主体按比例分配。我国近
150
家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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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景区中,大多数采用地方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其次为事业单位型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