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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 朱哲 吕霁航: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生发机制质性探究

Political理论志  · 公众号  ·  · 2021-03-21 09:30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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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

内生动力生发机制质性探究

摘 要: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表达的良好途径,也是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关键所在。探究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的生发机制,有助于提升公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度。遵循扎根理论,通过理论抽样,对搜集的材料进行登陆、主轴、选择性三级编码,据此构建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生发机制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的生发机制中包含刺激系统、固化系统和助推系统。公民对利益相关度的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会刺激其产生政治参与需要,对政治参与效能的积极预期、政治信任、清晰的政治参与主体意识会将个体由刺激产生的需要固化为积极政治参与的稳定意愿,而长期形成的政治表达良好行为倾向将进一步助推政治参与定位的产生。


作者简介:

朱哲,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吕霁航,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献来源:

《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2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有序政治参与,即制度化政治参与,指公民通过各类符合法律规定与政策规定的方式参加公共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 其途径具体包括基层选举投票、政策制定听证会、网络政策咨询与建议等。制度化政治参与可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搭起桥梁,有效地矫正政府的行动与公民的意愿之间的失调和冲突,使政治体系得以稳妥高效地运转。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不仅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应有之意。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内生动力是影响其积极进行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增强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内生动力有助于“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目前学界已经通过量化研究寻找到一些影响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键要素,如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权威主义人格等,但量化研究无法解释因果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本研究旨在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找寻影响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生成发展的要素,探究这些要素的作用机制,进而构建分析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生发机制的理论框架。


研究方法与过程

1.扎根理论在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研究中的优势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重要的质性研究方法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安塞尔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在医护人员处理危重病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实地研究中对当时美国社会学主流研究方法的批判。格拉泽和施特劳斯认为,大部分学者对学术大师的“宏大理论”照搬延续,只是在这些权威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逻辑推演,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对“宏大理论”的局部改造或是对这些理论的验证证明,“这么做的结果是导致‘理论资本主义(theoretical capitalism)’的形成,极少数学术大师垄断了理论的生产,而大部分学者则沦为验证这些理论的‘无产阶级’”。他们主张社会学研究应该回归到真实的社会现象上,并超越“民族志”“现象研究”“话语分析”等这类仅仅对社会现象进行“印象式”描述的研究方法,尝试在对现象描述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最重要的是建构起理论。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国家民主进程的重要环节,更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必须要回归到社会生活本身,也就是要“扎根”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实际进行观察和研究。与此同时,理论建构是所有研究的生命力所在,没有理论产出的研究是漫无目的的、松散的,因此“扎根理论”方法能够进一步促使研究形成体系化结论,帮助研究者系统化地厘清公民进行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心理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扎根理论在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研究中的确具有其他质性研究方法无法比拟的优势。

2.运用扎根理论方法的抽样数量问题

运用扎根理论,首先必须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抽样的对象应该是谁?Strauss与Corbin在《质性研究基础》一书中谈到:“扎根理论系透过逐字逐句的‘译码’,将参与观察资料或深度访谈资料分解并概念化,然后再建立理论,而非验证假设或基于理论,也就是注重发现的逻辑而非验证的逻辑。”概念是扎根理论研究的最小单元,是所有分析的基础。为了得到这些概念,我们必须找到恰当的、能够提供概念的被试。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十分重视抽样人群的合理性,但扎根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在抽样中应该重点考虑概念对象而非人群对象。“分析指出什么地方收集资料最丰硕,就要去什么地方”,这就是扎根理论最重要的抽样方法——“理论抽样”。这意味着,如果要研究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内生动力发生机制,首先必须找到积极进行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个体。我们找到了通过听证会这种制度化途径进行政治参与的个体,作为最初的理论抽样对象。第二,理论抽样到什么时候可以停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其简单是因为停止的原则很简单,即所搜集的资料达到“饱和”时即可停止。说其复杂是因为“饱和”这一程度的判断具有一定复杂性,既要求所搜集资料中概念的饱和,也要求概念在其属性和变化形式上以及与其他概念间的关系的饱和。遵循这些原则,我们在理论抽样过程中同时进行资料分析,否则将无法对“饱和”程度作出判断。当访谈进行到第27位受访者(这27位受访者全部是主动进行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个体)时,搜集材料达到“饱和”程度,理论抽样停止。仅27位被试是否会造成理论的失真,相信这是很多读者非常关注并容易提出质疑的问题。朱丽叶·科宾(Juliet Corbin)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参加越南战争的美国士兵的“战争体验”进行分析,仅仅采访了3名士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了相关理论,得到学界普遍肯定和接受。这充分说明,理论抽样重视的是概念资料来源的丰富性,而不是抽样对象的丰富性。

3.扎根理论方法的编码过程

扎根理论系透过逐字逐句的“译码”,将参与观察资料或深度访谈资料等分解并概念化,然后再建立理论。为确保“译码”提炼的质量,我们采取了归纳性主题分析法。“主题分析法需要依靠对数据内容逐行编码,并以此来确定每一个‘意思范畴’,即主题。(归纳性主题分析是两类主题分析方法之一)这种分析中出现的主题深植于数据而不是研究者事先的假定与想象。”研究中的编码共分为三个层次进行。第一步是对资料进行“登陆编码”。处于最末级的编码是开放式的登陆编码,即研究者通过琢磨受访者话语的前后语境、核心意思范畴,进而从受访者的语言资料中直接提取凝练、合并整理出的末级编码。这是将被试话语“概念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可以选用理论界较为成熟的概念,也可以直接提取被试话语中的“本土概念”,这些本土概念通常是十分贴切的“鲜活编码”,可以让读者一目了然。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同受访者的思维与表达方式各异,其所使用的词汇也会不同,如果其词语背后的内涵或意思范畴是一致的,即可以合并成一个登陆式编码。与此同时,每个编码必须保持意义的独立完整,各个编码之间不能存在意思范畴交织混乱的情况。第二步是进行“主轴编码”,也可称之为“关联编码”。“主轴编码是依照所分析现象的相似条件、脉络与行动的策略,划分出适当的范畴,并找出联系范畴和次范畴之间的联结及其是否有关系存在。


对“积极参与听证会”个体的
初步理论抽样与概念密度的充实


1. 初步理论抽样及编码结果


(1)访谈设计及被试信息


为了能够真正了解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的生发机制,我们对最初的理论抽样个体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遵循循序渐进的谈话原则共设计了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问题一:您参与过几次听证会?
问题二:您参与这次听证会的初衷是什么?
问题三:您是否还通过其他方式有序地进行过政治参与?(这里用“有序”而不是“制度化”进行访问,是为了避免问题过于专业化,使受访者无法准确理解)
根据“强度抽样”的原则,研究选取的第一个理论抽样样本(被试1)是一直以来致力于通过参加听证会和其他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表达自身意愿和观点的个体。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凭借自身对理论的敏感度及时识别访谈者提出的概念并进行追问,在互动中又继续补充了一些细节问题(被试1信息及访谈具体问题如表1)。受被试要求,其部分个人信息隐藏。


(2)登陆编码及校对

在对受访者进行第一次访谈后,研究者第一时间对所搜集到的资料按照三步骤的编码方式展开分析。首先,在开放式登陆编码阶段,尽可能在被试话语概念化的过程中还原被试的原始意思,并进行类属分析,找出其背后蕴含的属性和维度。具体概念化过程及类属分析结果见表2。


在初次登陆编码中,我们将“公民个体影响政府决策预期”“政府决策回应公民期待预期”与“对诉求表达的自信”“对时间管理的自信”分别列属于“政治参与效能预期”“自我效能”两个不同的类属中。但经过专家的矫正,在后期的研究中将四个属性合并归属为“政治参与效能预期”。与此同时,“对制度的信任”在初次编码中由于缺少同类编码而未被研究者敏锐识别,在接下来的理论抽样过程中“政治信任”也被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3)中心现象的故事线描写

在登陆编码完成后,继续展开主轴编码,即对中心现象进行故事线描写。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被试反复强调的一个现象,“她积极建言献策,虽然建议从未被采纳,但仍然坚持参加听证会”。根据主轴编码范式,进一步对这一现象的因果条件、情境、介入条件、策略、结果进行分析,尝试找到类属间的互动关系。

(a)因果条件:被试1多次在听证会上作为消费者代表建言献策,但建议从未被采纳。

(b)现象:被试1仍然坚持继续参加听证会,还通过省人大旁听会进行政治参与。

(c)情境:这里的情境是指能够作为被试1继续参加听证会条件的概念类属。在访谈中被试1谈到以下几点是支持她继续参与的动力(条件):一是对个人利益、普遍利益的相关性感知。被试1认为,尽管自己的建议未被采纳,但是这些听证会关系自身利益,关系民生,自己应该参加。二是对自身政治参与效能的高度预期。被试1表示,虽然未被采纳,但自己的建议是经过充分调研的,具有一定参考意义,能够给政策制定部门带来一定“启发”。三是积极政治参与的习惯。被试1表示,政治参与已经成为自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自己已经形成了政治参与的习惯,也曾多次报名参加听证会,等。

(d)介入条件:介入条件是指能够鼓励或阻碍被试1进行政治参与的外部条件。一是对听证会制度的信任。被试1表示,自己的建议虽然未被采纳,但在听证会后,发改委等相关部门通过网站通知等形式,向参与者和市民说明了“为什么没有采纳相关意见”的理由,其中有专家分析等权威数据的支持。二是对政策制定依据的全面理性认知。被试1表示,在听证会召开前,发改委等相关部门会召集消费者代表、行业代表座谈,深入相关企业参观了解,对政策制定的根据有清晰的了解,等。

(e)行为策略:被试1仍积极报名参加听证会,并尝试多种政治参与新形式。

(f)结果:被试1仍具有较强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

根据这一故事线的描写,我们提出以下几个假设。假设一:利益相关的高度敏感、良好的政治参与主体意识是刺激个体进行政治参与的起始环节;假设二:个体对政治参与效能的积极预期和较高的政治信任是其选择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的关键固化环节,倘若这两点缺乏,个体很可能选择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表达个人诉求;假设三:良好的政治参与习惯助推了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产生。为了验证这三点假设,我们继续通过扩大理论抽样范围的方式进入概念充实阶段,以寻求理论“饱和”。

2. 充实概念密度

为进一步验证以上三个假设,并试图提出新的假设,继续展开理论抽样。在扩大理论抽样的范围时,我们继续遵循“强度抽样”的原则,通过“滚雪球”的方式采访到更多的积极进行制度化参与的主体。表3展现了部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借助QSR Nvivo10.0编码软件对27名受访者的访谈实录进行编码(编码结果见表4)。本次访谈中共涉及150个参考点,在此基础上归纳提炼出了相对独立的15个开放式编码节点,即末级概念意义单元,并根据开放式编码提炼出6个类属,整体再次对这些类属进 行主轴编码。




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生发系统理论模型构建


理论构建是基于“选择性编码”的研究过程展开的,通过对核心类属的分析研究发现,6个类属分别隶属于制度化政治参与动力生发系统的三个子系统。第一是刺激系统,其中涵盖的类属是“利益相关度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第二是固化系统,其中核心的判断要素是“政治参与效能预期”与“政治参与主体认同”,而“政治信任”这一类属会对“政治参与效能预期”产生影响。第三是助推系统,其中包含“政治行为表达倾向”这一类属。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内生动力生成发展机制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中各要素、各环节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从引发公民的注意到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闭环系统。这其中,固化系统是核心类属,刺激系统和助推系统是支援类属。

1. 内生动力生成的刺激转化系统

刺激一般是反应、行为出现的第一个环节,是一切行为的开端,具体可分为内部刺激和外部刺激两种。由外部刺激引发的主体注意属于结构性注意,由内部需要产生的主体注意属于功能性注意,无论是哪种刺激方式都可以促使内部动力的生成,此即内生动力生成的内部刺激转化环节。研究发现,公民对利益相关度的感知、社会流动预期是产生政治参与需要的刺激源。

一是利益相关度感知的外部需求刺激。利益关系人与特定政策议题所涉及利益的密切程度,即政策的利益取向对利益关系人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政策问题与公民团体利益得失关系越密切,公民参与的要求和程度就越高,参与形式的选择范围就越广。研究中有多名被访者谈到,自己最初之所以进行政治参与,是因为意识到政府的决策将会对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带来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为了能够使政府决策推动“美好生活”(被试8)的实现,被访者开始关注并准备进行政治参与。

二是社会流动预期的内部需求刺激。“社会流动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分层体系中人们社会位置的变动,即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社会流动预期是内部引发主体注意的要素。研究发现,参与度高的公民对社会流动持一种积极的预期,认为制度化政治参与是一种推动社会流动的行为。第一,积极进行政治参与的被访者对社会资本的流动持有积极期待,认为当前社会资源向固定群体的聚集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漫长历程中,社会资源必定会回归到人民大众。被试2谈到:“我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搞什么垄断经济,现在我们是在发展中,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是好事,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未来还要走向共产主义,物质资料要共有,不是谁的啊,我现在多参与政府决策听证,就是要推动政府决策多为老百姓做事,多为老百姓服务,这是我参加的初衷。”第二,积极进行政治参与的被访者对社会阶级流动持有积极预期,认为自己未来有很好的社会流动可能性,相信存在平等的社会流动机会。


2. 内生动力生成的判断固化系统

当公民意识到政治参与与自身紧密的利益相关性,意味着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生成系统中的首个环节即刺激转化环节结束,随之开启对政治参与可行性、价值度、必要性的判断与分析。一旦认为政治参与是可行的、有价值的,并且是必须履行的义务,那么公民政治参与的动力就开始稳定和固化,即进入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生成系统的判断固化环节。

一是政治信任对判断的影响。政治信任是指公民对政治系统的期待和信托,通常基于个体对政治系统施政绩效的认知和评价。社会公众的政治信任对其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积极进行政治参与的受访者普遍表现出高水平的政治信任,他们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政府政策的制定越来越以服务人民为目标,政府的腐败管控能力在不断提升,政府公职人员的精神面貌有了极大改善。

二是公民政治参与效能预期。公民政治参与效能预期可以细分为个体影响政府决策的预期与政府回应公民的预期两个方面。第一,公民期待个体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政治效能感是一种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政治影响力的感觉,也是值得个人去实践其公民责任的感觉。使公民感受到政治与社会的改变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在这种改变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的感觉。”研究发现,积极进行政治参与的公民都具有较强的内部效能感,即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对政府决策发挥影响,愿意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扮演好建言献策的角色。第二,公民对政府是否会做出回应的预期。通过分析受访者的观点发现,近年来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使得公民对政府的距离感不断降低,公民切实感受到政府部门对“凡事都有回应”,相信自己的参与不是“走过场、做样子”,进而提升了政治参与的热情和动力。第三,对于自身理性表达诉求的自信。被试22谈到:“自己有能力能够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和意愿”,“这种能够有所作用的期待很好,就算我的观点没有被采纳,但是也经过了充分的讨论,帮助他们(政策制定方)打开了思路,贡献了我的智慧,这就是有用的”。这种参与效能预期不仅可以促使公民更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并且在意见没有被采纳时还能够保持参与热情。

三是政治参与主体意识对判断的影响。政治永远不是少数人的命题,所有公民都是政治主体,但并不是所有公民对这一主体身份都有清醒的认知。研究发现,积极进行政治参与的被访者的政治主体意识比较清晰明确,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第一,具有较清晰的参与责任意识。具有较高的参与责任意识的主体在面对政治问题时较为敏感,能够快速识别政治信息,这为进一步对政治信息的加工判断提供了素材与资料。研究发现,积极进行政治参与的被访者具有敏锐的政治直觉、政治感知和判断反应能力,能够从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敏感地提取政治要素,从政治角度去分析问题并提出决策意见。如被试12说:“我觉得这看起来是个小事,调几毛钱,但其实这是关乎民生的事,那我就有责任参与。”与此同时,对表达权利的清晰认知也会促进个体积极进行制度化政治参与。第二,具有准确的政治参与身份认同。政治参与身份认同指的是把自己看作一个关心政治、对政治参与有着至高认同的人。研究发现,受访者体现出了较为准确且稳定的政治参与身份认同,能够较为清晰地认识到自身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义务,并认识到了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关系。

3. 内生动力生成的助力促进系统

公民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系统的第三个环节即助力促进系统,为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助力,这种助力源于日常形成的政治表达的良好习惯。研究发现,这种良好的政治表达习惯又具体表现为理性的语言表达习惯以及积极付诸实践的行为表达习惯。在语言表达方面,研究被试整体展现出一种逻辑清晰、表达明确的特征,这种理性严谨的语言表达习惯有利于其在进行政治参与时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更好地论证自己意见观点的合理性。与此同时,这种理性的政治观点是通过正式的公民政治参与渠道表达的,而不是肆意地在网络上、在日常生活场合中表达的。在行为表达方面,积极进行政治参与的被试者在遇到问题时更多地是找寻解决方案并尽快付诸实践,一旦发现问题,会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积极找寻发声的渠道、凝结解决问题的多重力量,这一行为习惯会助推他们政治参与行为的产生。

政志观察


编辑/张鸿儒

审核/刘一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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