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看完《饥饿的盛世》下，王朝衰落的前奏

在乾隆晚年，盛世的隐患逐渐显露，土地分配不均、流民起义、政令通行不畅、官僚集团极端腐败…而这一切都随着大英使团的访华暴露无遗，中国从欧洲人脑海中的富庶文明之地一夜之间成为东方的野蛮之地 

简写 | 熙熙 编辑 | 为为 AURORA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著有《饥饿的盛世》《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百家讲坛》主讲人，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上

第一章 帝国遗产的继承人

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

第三章 统治风格剧变——孝贤皇后之殇

第四章 权臣的结局

第五章 盛世之巅

下

第六章 文字狱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

第九章 烈日余晖

文字狱

虽然“爱民如子”，但乾隆并不鼓励他的子民们告御状。乾隆认为，如果百姓表扬会促使官员步步高升，那么假造民意，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如果老百姓可以随便入京控告官员，那么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为官场斗争的工具吗？

作为一个力图以权力笼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热爱的是秩序和稳定，最恐惧的是民众的自发性，但有时他也主动深入群众，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询问则可，底层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动向他揭发地方官的错误，却使他十分不快。国家政治的运转一定要在严格的政治纪律基础之上，百姓有了冤屈，应该按规定层层上访，不应该直接找到皇帝这里。

对于这些告御状的人，他一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也许他们所说都是实话，但他们的眼神里透露的却都是执拗和不驯服，敢于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于和皇帝的眼睛对视，可见他们平日就并非安分守己之辈。如果天下沧海横流，正是这些人会铤而走险，对他们进行鼓励，无疑是给国家政治埋下不稳定因素。因此，历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欢搞一些御前判案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却从不这样做。那么，底层民众受到冤屈，就只能等死吗？   

乾隆认为，群众有权利上访，但是一定得在国家政策规定内，一级一级来，不能越级上访，更不能采取聚集、闹事等危险手段。皇帝所开具的普通百姓对付贪官污吏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在体制内反映申诉，寻求解决的办法。

  
问题是，传统社会体制内的申诉机制常常是失效的。底层百姓的上访，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被上级发回基层处理。那又怎么办？ 这种情况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对于百姓对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严惩。而对官员的处理，不可过重。因为如果严处官员，那么百姓必然得到鼓励，以后会变本加厉，益发助长了以下抗上的“歪风邪气”。

乾隆全力维护农民的生存权乃至温饱权，但是绝不允许农民有政治表达权。统治者最热爱的是稳定，而维护稳定的最核心手段则是维护纲常，一旦纲常紊乱，则统治者必然受到威胁。   

所以，乾隆对于老百姓，有着对比鲜明的两副面孔：   

对于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视如赤子”。   

对于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则视如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乾隆朝文字狱乍一看起来，实在无法理解，乾隆的处理方式，似乎只能用丧心病狂四个字来形容。阅读这些文字档案，让人不禁怀疑疯了的到底是乾隆还是案犯。

对乾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本身并不荒唐。他性格理智坚毅，处事精明细致，智商情商都很高。这样一个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来？

其实在文字狱的问题上，乾隆曾经非常通情达理，甚至还称得上宽容大度。众所周知，乾隆的父亲雍正在位期间，曾经制造了许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吕留良案等。

注：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诗人，也是坚定的反清复明人士，他散尽家财结客，支援反清的义军。康熙年间，吕留良被革除诸生，出家为僧，震惊了当时的朝野。吕留良过世后，“反清复明”代表人物之一曾静崇为其传播，被告发下狱。而吕留良在死后49年，即清雍正十年，被雍正钦定为“大逆”罪名，惨遭开棺戮尸枭首之刑，所有著作被付之一炬，其子孙、亲朋、弟子广受株连，无一幸免，制造了清代以来最大的文字狱。

而乾隆为了刹住文字狱，采取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措施：他规定以后凡举报文字之罪者，如果举报失实，一律按诬告罪反坐。这一下，文字狱风潮一下子被刹住了。从乾隆即位初年到乾隆十六年，大清王朝文化领域风平浪静，波澜不惊。

正是因为统治者心态如此难得的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为数不多的文化生态宽松时期，那些已经放下了笔的文人学士们又开始吟诗弄月，评古论今。一时间，大清文艺界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之貌。据推测，曹雪芹的红楼梦也就是在这个宽松时期开始写作。可以说，乾隆十六年前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对读书人最理解包容的统治者之一，但是从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态骤变，导致这样骤变的导火索，就是伪孙嘉淦奏稿案。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云贵总督硕色向皇帝密报，他在贵州安顺府民间偶然发现一件广为传抄的奏稿，托名为乾隆朝以敢言闻名的孙嘉淦所做，不过言语粗俗，内容不经，一看便绝不是孙嘉淦所写，而是别有用心之人假借孙嘉淦之名攻击皇上。

其内容是攻击当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过”。这些具体文字内容已经无存，据推测是说乾隆举办南巡，浪费民脂民膏，金川之役滥杀官员，还夸大其词地说他日常生活荒淫无度，最后甚至对满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乾隆立即命令硕色追查此稿的来源，这一查之下，结果更令他震惊。硕色最初汇报此案时，乾隆以为这不过是少数几个人所传，很快就能查明来源并且销毁，把这件事的不良影响消弭于局部。不料，一开始追查，乾隆就发现这不是贵州一省的事情，全国各地都相继发现了这封伪稿，甚至连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都争相传说其中的内容。至于传抄查阅过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查不胜查。

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面临着沦为和父亲同一下场的危险。乾隆并不了解大众传播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小道消息是民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众对于那些官方传播的、正面的陈词滥调往往毫不关心，相反对于那些负面的，特别是刺激性的、轰动性的传闻却最为热衷。传播这些爆炸新闻时给人们带来的超娱乐快感，是什么评书戏曲都无法比拟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最后追查了一年多，网越撒越大，牵扯的人越来越多，却仍是一头乱麻，毫无头绪。眼看着这样下去，除了把伪稿内容更广泛传播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乾隆只好匆匆结案，把两名传抄过这个稿子的低级武官定为主谋，杀掉了事。

这一事件给了乾隆极为严重的心理刺激。抓不到真凶，皇帝就把仇恨转移到疯传此稿的百姓身上。皇帝想起了韩非子的话，对老百姓来说，最需要的是如畜生一样不断加以鞭策，而不能“养恩爱之心”，因为老百姓是没有头脑的。

就在伪稿案没有侦破之事，又发生了马朝柱反清案 ,这是对皇帝信心的另一次重击。乾隆十七年，两江总督尹继善向皇上密奏，地方官在追查伪稿案时，在湖北东北的大别山区，发现了一起聚众谋反事件,据侦查有个叫马朝柱的中年人自称有法术，在深山之中以烧炭为名，就结众人意图反清。马朝柱案使乾隆十分震惊，如果不是因为伪稿案牵连出这起反清大案，很有可能一场规模巨大席卷数省的反清起义一两年后就要掀起。

两起大案接连发生后，乾隆蓦然发现，他治下的江山，原来远不是自己看到的那么四海升平，阳光灿烂。

现实政治使乾隆头脑中以儒治国的理想主义破灭了。原来愚民们只记得住鞭子带来的痛苦，而记不住主上的仁慈，他们都是愚昧而轻信的，没有头脑、没有判断，只热衷于传播小道消息的快感，极易受不实之词的蒙骗，寄希望于他们给统治者一个公正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

乾隆越来越痴迷阅读《韩非子》。他发现，原来他极为反感的这个政治理论家的话，今天读起来却字字珠玑。韩非子说，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凭道德教化，而是应该手握“法”、“术”、“势”三种缰绳和鞭子，通过严刑峻法来强化权力的威慑力，使臣民不敢乱说乱动。

如果承认人性本恶，那么儒家那套建立在人性本善基础上的理想主义治国方案当然就是一厢情愿，只有韩非子的建议是切实可行的。

乾隆朝的文字狱，就是在乾隆的社会底层控制由“松”转“紧”，对底层民众的态度由“宽”转“严”的背景下发生的。表面上看，乾隆朝的文字狱多数看起来荒诞不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字狱放到一起进行分析，背后的脉络隐然可见。

乾隆朝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打击重心在社会底层。中国历代文字狱都是以士大夫阶层为打击对象，而乾隆年间触犯文网者，则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或稍解文义的平民。

这些乡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人不安分，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邪术图谱，对怀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三是自称托梦、天命下凡等，举止荒唐妖言惑众。

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总结中国历史，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就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乱。

乾隆朝文字狱有“逞才获咎”型文字，指乾隆在登基之初曾广开言路，每年都会有一些奇怪的献策送到皇帝御前，但这些出自底层知识分子的作品大多粗陋不文，皇帝不过一笑置之。但从乾隆十六年起，突然大开杀戒，自此因献策而得罪的文字狱连绵不绝；以及有图碑类文字狱——关于民间流传的预测凶吉的石碑的惩处；打击民间宗教文字狱等。

乾隆朝消灭记忆运动进行得十分周密和彻底，以至于今天已经完全无法估计所承受的文化损失。除了焚毁书籍，乾隆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估计不少于一千万份明代档案，已经被销毁了。

除了文字，乾隆皇帝还格外关注戏曲。中国历史上有禁戏的传统，大清王朝是禁戏最为严格的一代。

作为资深戏迷，皇帝很清楚，不分青红皂白地禁戏是极不明智的作法。“禁”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有的时候，会导致“逆向消费”。你越禁，老百姓就越想看。元、明两代及顺康雍三朝的禁戏最后基本都流于形式，戏曲越禁越火，越禁越普及，越禁越深入人心。

皇帝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一种娱乐方式，既然可以“污染思想”，同样也能“净化思想”。历代统治者都有一个极大的误区，那就是只看到戏曲“伤风败俗”的一面，而看不到它在“正面教育”方面的威力。戏曲其实是教育底层民众的最好方式。很多时候，你组织群众学习圣谕，换来的往往是逆反情绪，而看戏比枯燥的学习和说教效率要高万千倍。

因此，乾隆朝戏曲工作思路较历代都高明。乾隆皇帝抓戏曲，有三方面内容：一是禁，二是改，三是创。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正式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清理不良剧本的活动。乾隆一朝禁了约300出戏，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是有民族情绪、政治上有违碍的戏，二是才子佳人爱情戏，三是大量水浒戏，四是某些反应宫廷政治斗争的戏，五是有凶杀暴力内容的戏。所禁戏中，著名的有《长生殿》《桃花扇》《西厢记》《牡丹亭》等。

戏剧《牡丹亭》

乾隆皇帝并不是禁戏的第一人，却是“戏改”工作的首创者。皇帝认为，对于那些内容基本积极向上的戏，不宜简单粗暴禁毁，而应该通过局部修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更好地为盛世文艺舞台服务。

乾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制定了剧本审查制度。戏改工作按“三个对头”原则进行：

一、思想感情对头，即对清王朝要怀拥护忠爱之情，对少数民族不得存歧视污蔑之处；

二、基本情节对头，人物身份和关系应有伦次，扮演应使人信服、不可过分夸张；

三、时代气息对头，不可乱用本朝服色，坚决纠正演员在着装、语言以及整体风格方面低俗媚俗现象，“务须详慎抉择，使群言悉归雅正”，从唱词、帮腔、武打龙套、身段扮相、念白台词，到锣鼓、道具，都在皇帝的亲自指导下，进行了反复推敲修正，去掉了其中“反动”、“低俗”、“荒诞”、“不合理”部分，拔高提纯，脱胎换骨。

除了禁和改外，乾隆朝还创造了很多新的曲目。皇帝按照“推陈出新”的原则，积极扶持重点项目，大力鼓励新剧本的出现。

皇帝亲自组织了层次极高的戏曲创作班子。这个班子由庄亲王亲自挂名，由刑部尚书张照担纲，诸多有文艺才能的朝臣亲自投入创作。

如上所述，乾隆朝戏曲工作中的思想控制更为精致化、隐蔽化，皇帝煞费苦心，进行了很多创新。乾隆年间，中国戏曲史上发生了许多大事，比如徽班进京、高腔异军突起、昆曲繁盛一时。乾隆皇帝对我国戏剧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然而，乾隆朝的戏曲发展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走势：既繁荣，又荒芜；既热闹，又单调；既豪华排场，又内容空洞。

在皇帝的文艺政策下，乾隆朝戏曲内容呈现两个特点：

第一，戏曲作品内容的道德化，专门以褒扬忠孝节烈之事为职事；

第二，戏曲文学样式的诗文化，戏曲词句越来越雅，缺乏激情深意，又大都是脱离舞台的案头之作。

因此，乾隆朝既是戏曲空前兴盛的时代，又是戏曲衰落的开始。

盛世的崩坍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前（1780年），大清王朝基本像乾隆想象的那样，处于盛世顶峰。乾隆中前期，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国家内忧外患不再发展，贫富差距加大、土地分配不均、流民聚众闹事起义（白莲教）、国外的势力威胁（英国访华）

、贪污腐败和懒惰之风极其严重，皇帝的命令不能有效的传达到下层成为一纸空文等。然而皇帝对这一切都不太清楚或者不愿意清楚，对国家形式误判。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之变化？

第一个原因是皇帝老了。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说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他生来身体强壮，精力充沛，然而身体再好，也无法抵抗衰老。从45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后来左眼视力也下降，而后又增加了失眠症。越是曾那么酣畅淋漓地品尝过青年快乐的人，越是难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

皇帝是没有退休制度的。晚年的乾隆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轻时的几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务和职责却一分没少。如同一头衰病残疾的老牛，仍要拉着沉重的大车，老皇帝有些力不从心了。

随着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面对如小山一样的奏折，皇帝越来越不堪重负，他开始一再强调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语言简明，并时以奏事过于详细琐细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饬，而年轻时的乾隆会因官员的奏折中没有事无巨细的阐述而训斥。

早年峻烈无情的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样，嫉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对于文字狱、民间宗教等的高压也有所减轻。

放松法网的同时，皇帝施恩的手笔越来越大。乾隆末期财政并不十分宽裕，皇帝减免起税收来却并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钱粮；乾隆五十九年，皇帝普免八省钱粮。

当然，对百姓温和的太阳，照在官员身上也一样和煦。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加以宽纵。

专制政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放大。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官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之后，懒惰和迁就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

如果说专制政治在经济上必然导致独裁者通过控制与压迫进行剥削和压榨，那么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先前的一切高压政策都不再被执行，新颁布的一些条例也都成了一纸空文，整个社会就像突然放松了紧绷的弦，不再有人监管，那么官员懒惰贪污腐败，社会治安混乱等情况就不可避免得出现了。

对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者，人们的研究实在已经够多够细了。不过，人们往往过多渲染了和珅火箭般蹿升中体现出的钻营功夫，而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独特心态。事实上，和珅现象不过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产物，如果在乾隆中青年时期，和珅绝无机会爬得这么高，当然后来也不可能跌得这样重。

晚年的乾隆被两个矛盾所困扰：一个是大权独揽的政治信条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一个是不断泛滥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承诺。

为了保证大权独揽，老皇帝迫切需要一个得心应手的拐杖，或者说，一个有能力的贴身秘书帮他处理日常政务，执行具体决策。这个人第一应该在朝中没根没底，没帮没派，没有什么资历，这样才会俯首帖耳，绝对忠于皇帝。第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精明果决，才华出众，能够实际替代皇帝处理一些复杂事务，否则难入以挑剔为名的乾隆的法眼。

和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和珅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经史典籍无不涉猎，文字功夫出众，并且武功骑射基础也相当不错，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特别以诗而闻名。更让老皇帝感到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于智商。

事实上，对和珅的全面定位应该是政治家、经济官僚、诗人、学者、艺术鉴赏家和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在乾隆后期，他在整顿国家财务制度，处理文化事务，特别是外交方面事务都做出了相当杰出的贡献。仅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乾隆离不开他，更何况和珅还有一项为皇帝所急需的天赋，那就是理财。

传统士大夫往往拙于理财，而和珅却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而和珅却深通现金流动起来后的巨大威力，在不动产和现金面前，他显然对现金更感兴趣。

成为皇帝的私人助理后，他的经营天才迅速得到体现，并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视。乾隆四十一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这个负责皇室理财的机构经常是入不敷出，而他到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

在乾隆眼里，和珅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的财源，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是和珅的一个天才发明。

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基本工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执法严苛，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所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皇帝的初衷，不过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

和珅当政后，马上发现了议罪银的妙处。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定制，故可以绕开吏部户部，由军机处负责，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而且其过程以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因此，在和珅的建议下，皇帝批准议罪银制度化，并且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自从议罪银制度化之后，大人们发现他们的钱包随时有被和珅以各种借口打劫的危险。居官任上难保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有可能被罚银。至于罚多少，那往往要由和珅掂量这个官员家产的多寡而定。

在乾隆看来，议罪银制度于国体无损，既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又宽绰了皇帝的手头，还警戒了不法官员，真是一举多得。而事实上，这却是一项后果极为严重的恶政。

所谓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段，在享受花钱快乐的同时，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议罪银的官员不可能不高抬贵手。因此议罪银实际上起不到惩戒作用，反而变相地使贪污侵占合法化，为罪犯提供了保护伞，为贪官们壮了胆，让他们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起来心里有了底，反正大不了找和珅通融通融罚钱了事。这一制度让官员们贪腐起来更有动力，积累多年的家业被罚光后，官员们的第一选择往往是更加疯狂的搜刮。

中国人有盛世情结，盛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梦，生逢盛世是每一个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

所谓盛世，就是内无严重的政治腐败，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外患，社会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饱饭的时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盛世出现过三次，即汉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开元盛世以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这三大盛世，还有几个小规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东汉的光武中兴、隋代的开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几次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里的小王朝也取得过不错的治理成就。

然而也就仅此而已了。虽然历代中国人梦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现就这样屈指可数，其持续时间也不长。据统计，数千年中国古代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了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

“盛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汉文化圈以外的史书中找不到这两个字眼。然而盛衰相对，没有衰世作为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和灿烂。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要条件。中国传统文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人口压力，提供了兴起的宽阔舞台。

简写者注：人口压力产生的根源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社会贫富差距大，农民缺少土地而无法耕种粮食充饥，从而成为流民，引发社会动乱。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三百年一轮的土地重新分配，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在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的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

第二，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三大盛世的君主们都非常善于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比如汉王朝建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思考强秦何以暴亡；贞观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反面教员；与之相似，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的镜鉴。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盛世都是极衰之世付出高昂学费后考出的高分。

盛世出现的第三个必要条件就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是有素质超强的君主缔造。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众，二是要自制力超群。深宫之中妇人之手，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并不容易，除去唐太宗算半个开国之君外，汉文帝汉景帝以及康雍乾三帝实在是中国帝王中的异数。

事实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强干还不够，盛世的出现都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中国盛世出现的规律是：一个英明强悍的开国帝王，为新王朝奠定规模打基础。开国帝王去世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磨合动荡调整期。再由另一个精明强干的子孙打开王朝发展的瓶颈期，将王朝推上盛世。

然而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保持。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是衰世。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

由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并没有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然而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纵观中国历史，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鸦片战争的种子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秋天，皇帝接到了两广总督的一封奏折，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州来送信，说打算要来朝贡天朝。

皇帝十分高兴，不过问题是，英吉利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不止皇帝，这个国家对英吉利一无所知。其实英国人并非是中华帝国的陌生客人，他们一直是大清国最重要的外贸伙伴国之一。  

1635年，英国商船“伦敦”号抵达澳门， 从那时起中英间就建立起了贸易联系。不过当时的明朝官员并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从何而来，看他们一样是红头发蓝眼睛，以为他们是荷兰人，所以将他们也称作“红毛番”。在中国人眼里，荷兰仍是当时海上最强的国家。  

而世界大势早就发生了变化。16世纪末起，英国相续击败西班牙和荷兰，实现了海上崛起。在中外贸易中，英国人同样后来居上，成为中外贸易的主力军。中国茶叶风靡全球，主要就是英国商人的功劳。可是中国皇帝与中国政府对此一无所知。

那么，英国人为什么要派使团来访呢？原因是英国政府要直接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原来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到过广州，只能通过“十三行”进行对华贸易。

所谓“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外国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比别人低多少；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外商在中国的所有行动，都要受十三行的监视约束。

广州十三行外贸图

特别是，中国政府从来不屑于与外商直接打交道，中华帝国从来没有过外交部，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贸事务，都由“十三行”这个民间机构经手。外国商人不但不是贵宾，反而有如囚徒，中国人认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类之末，与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外夷的“防范”意识，中华帝国需要的主要是自我道德上的优越感，以及外夷精神上的服从，而不是从对外贸易中得到实惠。中国专制体制是有洁癖的，“里通外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政治家加给对手的惯用罪名。中国这个摊子已经够大了，如果不是巩固国防的需要，往往并没有扩张主义冲动。他们喜欢关起门来过日子，把外贸规模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给外国商人设置重重阻碍，以给自己的铁打江山不添任何麻烦。  

但就算待遇如此苛刻，外国人还是对中国之行乐此不疲，原因很简单——利润。例如从中国进口一磅茶叶，只要2个多先令，而在英国市面上，却可以卖到14个多先令。  

可是更让他们痛苦的，则是中国官员们的勒索压榨。 历史上中国海关的关税水平一直不高，然而名目繁多的“计划外税收”却让外商难以承受。

多年来中英贸易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贸易的本质是交换，用什么来换取中国的茶叶？这是一个让英国人极为头痛的问题。当时来广东的英国商船，船上只有10%是货物，另外90%以上都是现银。他们急切地想绕开十三行，亲自深入中国市场，他们不相信，在全世界都受欢迎的“英国制造”，在中国会打不开销路。

使团的团长是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这个使团规模十分庞大，成员多达七百人，包括了外交官、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使团的使命是与中国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

马戛尔尼勋爵

英国最迫切的目标是允许英国商人自由贸易，除此之外，他们还打算劝说中国开辟新的、更方便的港口来进行贸易，比如宁波和天津。如果一切顺利，英国人还希望中国能提供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堆放货物，并长年居住。此外，还有一个为全体欧洲人所关心的任务：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

为了敲开中国的大门，英国带上了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好东西：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还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也有吊灯、座钟、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等生活用品；也还有迫击炮、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等。  

英国人充分相信，这些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会让中国皇帝大开眼界，因为他们通过贸易深知，中国的工业还停留在中世纪时代。  

然而皇帝的反应大出英国人的意料之外。真正让皇帝感兴趣的只有其中的印刷品，喜欢绘画的皇帝承认这批画作确实十分精美。英国人对“天体运行仪”寄予了很大希望，它立体清晰地展示了太阳系的全貌，而中国人的宇宙观还停留在天圆地方阶段，然而中国人认为，它是用来测算节气的，甚至认为它和那种被称为“八音盒”的音乐装置类似。

至于地球仪，皇帝更看不上眼。英国人想要通过地球仪展示的是他们的地理知识和航海成果，而这些奇怪的地名和符号，皇帝根本看不懂，况且翻译也没有提到什么新航线的问题。

对礼品的失望加重了皇帝对英国人的反感。他认为自己受了“张大其词”的英国人的骗了。而马戛尔尼偏偏选择了这个时候通过和砷向皇帝提出了英国的几项主要要求，皇帝给英国人下了一道长谕，马戛尔尼的所有要求，一字不落，全部被否定。乾隆的这道谕旨，向世界宣告了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中国大门的不可能。

对会面的画作

在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是什么样子的呢？

英国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东方大国的人口众多和市井生活的繁荣、中国社会生活的紧张繁忙和商业的兴旺发达。中国人是有着商业天才的民族，虽然中国历史上一直实行轻商主义，但中国人的商业本能从来没有被熄灭过。

随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对此行中国的描绘

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18世纪末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却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然而，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饥饿的盛世。马使团的来访有力击破了马可·波罗以来一直流行在欧洲的中国富强说，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从此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中国政治上的贫困，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

18世纪欧洲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产阶级迅速兴起与壮大。中产阶级的兴起，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随着他们力量的壮大，国王和贵族都不得不向他们低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

中国人的“下跪”礼仪让英国人很是诧异，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能打下级的板子。英国人注意到，一旦有官员出现，老百姓的神情立刻就变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

随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所画，官员轿夫在驱赶百姓

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马戛尔尼一回国，以武力教训中国的声音就开始在欧洲响起。马戛尔尼的出使使欧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不用武力，就无法打开中国的大门。

既然把中国人定义为半野蛮人，那就意味着中国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虽然并不主张马上武力攻打中国，但马戛尔尼也认为中国政府是应该被推翻的。马戛尔尼认为：“如果中国现政府由一个会保证其居民财产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亚洲农民和工匠的技术与进取心以及亚洲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激励起来。从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中，欧洲贸易将会获益，世界将会在互惠的商业中联合起来。” 这种进步主义的观念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准备了思想武器。

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当然是鸦片，这与乾隆皇帝也并非毫无关系。早代唐代，中国人就已经接触到这种药物，当时中国高僧义净赴印度取经，取回了真经的同时也带回了“药烟”（鸦片）。 

罂粟鸦片

不过，在清代中期以前，鸦片从来没有成为人类之害，因为截至那时，人们吃鸦片只有两种方式，一是整个儿吞食，如服金丹。二是掺上其他药品，煎汤喝掉。这两种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瘾。  

鸦片成为一种令人难于抗拒的毒品，是从爪哇、苏门答腊一带发明用枪管灼火吸食鸦片的方法开始的。清代初年，荷兰人把这种吸法传入中国，从此鸦片在中国蔓延速度明显加快。鸦片真正成为中国的威胁，是在乾隆年间。

如前所述，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人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的茶叶，病急乱投医，他们想到了鸦片。史载英国商人第一次向中国输入鸦片，正是在乾隆初年。东印度公司员工偷偷把印度的鸦片运到广州，头次尝试让他们惊喜交集——从印度购进鸦片到运到中国，售价竟翻倍高达6倍多。

中国政府感觉到了鸦片贸易的不正常发展。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间的禁令，并且禁止烟具的输入和贩卖。但是与乾隆晚年的许多其他禁令一样，这道禁令也成了一纸空文。事实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欢。因为禁令为海关关员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间。乾隆晚年，鸦片在中国上流社会已经成了一种公害。

当然，对这种坑人的买卖，英国人也心存忐忑。一开始，他们把这桩罪恶的生意当成病急乱投医的救急措施，并没有打算长期进行下去。他们还是寄希望于中英高层接触，但是马戛尔尼出使的失败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东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加大了对鸦片的生产与贸易。

正是在乾隆年间兴起的鸦片走私在几十年后导致了中国财政的濒临破产。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从以前的顺差一下子变成了逆差，白银大量外流。1821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而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1000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4。英吉利看到中国的孱弱，希望获得更大的利益，鸦片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烈日余晖

传位之前，老皇帝担心的只有一点——十五阿哥在当上了“皇帝”之后，是否知道如何处理与他这个“太上皇”的关系。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确宣布，自己只将那些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皇帝，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他“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听我训导，将来知所遵循，不至错误，岂非天下之福哉”。一句话，虽然退了位，他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国之主。  

事实证明，直到真正禅让了皇位之后，乾隆才发现他选的这个接班人其实是应该打满分的。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聪明，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 

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当然，遗憾是永远存在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乾隆最大的遗憾是陷入了一场没能取胜的战争，那就是平定白莲教起义之战。

大批移民的出现，说明了乾隆中叶人口压力的严重程度，无法解决人口问题，又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迫在眉睫了。流民杂居之地，向来是民间宗教的温床，在其他地方被乾隆严厉打击的白莲教迅速在这里滋生起来，“习教之人，入彼党伙，不携货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这种廉价的乌托邦，对于缺衣乏食的穷苦移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乾隆刚刚完成禅位大典，宣布自己成为了“千古完人”，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在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爆发，迅速蔓延。镇压这次起义最后耗费了清王朝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使清军损失一、二品的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可以说，正是这次起义，彻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后一层面纱，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结束。

正是在战争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终点。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太上皇帝走完了他八十九年漫长的人生旅途。

乾隆在把国家推向历史最高点的同时，他个人也创造了许多纪录：

第一，他是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王。乾隆25岁登基，86岁禅位后又做了三年实际掌权的太上皇，在位时间64年，其长度居世界统治者之首。（注：当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位已逾65年，但其并不具有实权）

第二，他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君王之一。

第三，他是世界上运气最好的君王之一。乾隆天赋极好，身体底子又好，一生没有遇到大灾大病。他智商奇高，读书过目不忘，他不但是中国帝王中传统文化素养最高的帝王之一，而且是唯一懂得五种语言的皇上。乾隆在25岁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毫无波折的继位，在统治60年之后，他又成功地举行了禅位大典。古今中外权力交接，如乾隆这样平稳顺利的专制者并不多见。中国人的人生最高境界就是“多福多寿多子孙”，乾隆皇帝在多子孙这一点上也是独占鳌头，特别是在历代帝王之中，身亲七代，得见玄孙者，他是独一无二的。

第四，他是世界上最会享受的君王之一。在专注政治的同时，他也从来没有忘了犒劳自己。从文的方面来说，他兼具学者、诗人、艺术家气质，诗词、曲赋、书法、绘画、音乐都有很深的造诣。他还是古往今来搜罗最丰富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的古画古帖上都盖有他的鉴赏印和题跋（注：也因此有破坏字画之名而广受文人诟病）。

从武的方面来说，他继承了先祖们终生征战锻炼出来的良好身体素质和勇武精神，爱好骑马、射箭、围猎等，他还六次南巡四次东巡，还有无数次其他巡幸，领略了中华大地各处奇景，他这一生可谓每一分钟都没有虚度。

因此称他是世界上最有福气的千古一帝，确实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