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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天了，再不抓紧就没了”
撰文 | 路小雨 米尔顿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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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超过男性的国家，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贫穷、疾病、劳作、性侵，躲到城市里去，确实是条活路。无处可逃的人，绝望的时候，只需要一瓶农药。
2009年，山东农妇张西焕患上了乙肝，没钱治病的她心生绝望，喝下了一瓶标着“氧化乐果”的液体农药。这是她和她丈夫7年前买的棉花除虫剂，他们早已不种棉花，但农药还没有舍得扔掉。
每年约有5.8万农村妇女和张西焕一样，想用一瓶农药结束自己的一生。
为什么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如此之高？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中国特色的自杀”？
中国人对婚姻有句俗话，叫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婚姻是女性改变命运的第二次投胎。
但现实是，婚姻也是很多农村女性的坟墓。
农村妇女的现实境遇，和宣传画中的“劳动工人”并不太一样 / Historiana
上世纪50年代，是公认的“妇女解放”的起点。
但美国社会学家朱迪斯·斯坦塞在《中国的父权制和社会主义革命》一书中有不一样的观点。“革命者迫于农村现实的需要，放弃了‘五四’激进的男女平等思想，转而迎合农村的父权家庭结构，以便动员团结农村群众，并未真正的解放妇女。”
以
“童养媳，回娘家”
这一解放妇女的政策为例。上世纪50年代，在东南诸省还有大量童养媳。据1951年福建宁德杨村封建婚姻情况调查表，全村1190名女性，已结婚童养媳129人，未结婚童养媳73人，占比近五分之一。
饱受压迫的童养媳终于迎来了解放，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娘家，这不是已经翻身做主人了吗？
2012年1月16日，福建省莆田大型寻亲活动 / 视觉中国
事实并非如此。福建宁德杨村的婚俗并没有任何变化：女孩订婚后，娘家舅舅要送大饼，结婚时，舅舅送被褥、衣料等；无论在男方还是女方的婚宴上，娘家舅舅都需要上座。
靠着舅舅，娘家依然掌握着新娘父系的合法性。
列维施特劳斯曾把婚姻形容为男人之间女人的相互交换。
父亲和哥哥代表娘家嫁出了女儿，娘家的依附变成了丈夫的依附。在这种情况下，童养媳回到娘家，只是一种身份转变，她们的地位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变化。
在闽东乡村，有一首《童养媳叹世》的儿歌这样唱到：“我父贼心肝啊，我母铁心肝，把我嫁娶王历山……贫家女儿叹苦命咯，何时能脱王历山。”因为真正束缚她们的，并不是这种特殊的婚姻形式。在父系宗族的阴影下，任何离开父母，且没有经济收入的年轻女性，无论是进入别人的家庭还是社会，社会地位都是低下的。
回到娘家，只是重复悲剧。
2015年5月24日，重庆巫山童养媳马泮艳的女儿在家中做家务 / 视觉中国
或许以童养媳为例过于极端了，不妨回到普通人的婚姻。
建国之后，1950年《婚姻法》的实施，确实带来了自由恋爱、结婚的风气，甚至历史上的第一波离婚高潮。
说是离婚高潮也只是相对于此前的民风保守，离婚突然可以光明正大地解决了，发生一起都可以引起很大轰动。
事实上，中国的离婚率除了50年代和60年代特殊的阶级斗争需求，一直没有迎来真正的高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从1980年至1995年，中国粗离婚率从0.7‰缓慢爬升到了1.8‰，截止到2015年也才到2.8‰。
50年代的高潮，其实是响应《中央政府关于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的号召，和解放前结婚的坏丈夫划清界限。
特殊时期的离婚，是一种阶级斗争。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模范”、“英雄”是女性择偶的首选 / wordpress
1951年的这项《决定》最主要的划分已婚男女的阶级成分：解放前，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女子只要嫁给工农和贫农，一年成分就可以变好；反之嫁给成分不好的男人，至少需要三年变坏。
解放后，成分坏的女人跟解放前的规则一样，成分好的女人嫁了坏男人，依然能保留好成分。
《决定》对解放后结婚的家庭宽容得多，女人结婚成分变好容易变坏难。但同时也暗含了阶级出身非常重要，女人的阶级成分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娘家带来的身份可以不被坏丈夫变坏；此外坏女人和好男人结婚，也可以被拯救。
阶级父系代替了宗族父系，新社会旧规则，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婚姻平等，父权的阴影一直没有从中国农村消失。
农村妇女日常生活多只围绕家庭和耕种的土地 / Sipaphoto
距离武汉124公里的鄂北崖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郭俊霞2012年曾在这里做过一次田野调查。郭俊霞的研究发现，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20年里，这个1000多人的小村落里竟然没有一起离婚案件。相反，8起记录在案的妇女自杀事件，原因都集中在丈夫家暴、疑似婚外情以及不顾家。
家庭矛盾出现，结局却只有女方自杀。
自杀前，女方都曾闹过离婚，调解家庭矛盾也是当地村干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们的说辞几十年如一日，比如丈夫虽然有缺点，但也有很多优点，忍忍就过去了，离婚后的妇女谁还会要你？最关键一点要为子女考虑，离婚对子女的成长不利。
丈夫屡错不改，村官劝阻离婚，“顶半边天”的农村妇女在进退两难的婚姻问题面前没有选择，选择了自杀。
2002年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布过一篇报告，1995年-1999年间，中国农村妇女30.47%死于自杀，剩余69.53%都是因为疾病和意外。每10万人中，除了55岁以上农村男性的自杀率略高于女性，中国妇女的总体自杀率超过男性达25%，20-25岁的农村妇女自杀死亡率更是达到了同龄农村男性的两倍。
对比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各国自杀率列表，截至2012年，全球自杀死亡人数男性比女性多出1.8倍，而在欧美国家甚至达到了3-4倍，
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超过男性的国家。
农村妇女自杀率高，除了疾病和意外，真的是因为在农村的宗族关系中，地位低下导致的吗？
一份关于中国自杀率下降的报告给出了答案：
没错，只要躲到城市里去，她们就有活路。
2014年，《经济学人》引用了一份香港大学自杀与预防中心的调查报告，在过去十年间，中国自杀率已经从1999年的每十万人23.2人自杀下降至2009年的9.8人，降低了58%。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另外一份针对山东省1991年－2010年的自杀率调查报告中显示，35岁以下妇女自杀率下降了95%，整体农村妇女自杀率下降68%。
“如果你是农村女性，城市化可能救了你的命。” / 网易数读
包括香港大学研究员叶兆辉在内的学者都很惊讶，甚至一度怀疑官方数据是否造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自杀死亡率可以下降得如此之快，尤其是在医疗条件没有显著改善，也没有官方心理机构介入降低自杀率的情况下。
2008年，山东省济宁戴庄医院医生苏中华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份研究报告，解释了死亡率下降的原因。他们对山东省汶上、兖州和嘉祥县送来自杀抢救案例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自杀率确实逐年在下降，
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了农民工，自己挣钱，改善了原先经济不独立的状况，是自杀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这一结论的支持者，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景军的解释是，城市化中迁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增加，降低了农村自杀率。从数据上看，农村居民的自杀率在此之前一直居高不下，远超过城市自杀率，转折就出现在城镇化开始的21世纪初。
199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34.78%，当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口仅占农村人口的6.39%；到2014年时，城镇化率已经上升到54.77%，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也升至27.19%。城镇化20年来，官方公布的全国自杀率下降了63%。
2010年，沈阳工地上的女农民工 /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