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几个“85后”没读过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但读过《共产党宣言》的“85后”想必不会太多。一个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英雄，一个是徘徊在欧洲大陆上的幽灵，这两个分明属于不同世界的作品，却通过傅正的思考连接在了一起，不禁让人好奇，其中会有怎样奇妙的关联？
傅正，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
1986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市，成长于国企单位大院，启蒙于职工子弟学校，从小生养的环境浓缩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时代。2017年6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除此之外，还长期学习和关注西方哲学史、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著有《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并在《近代史研究》《开放时代》等杂志发表专题论文十几篇。
你认为阅读是必须的吗？可以想象没有阅读的人生吗？怎样看待父母辈信奉的“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人生格言？
我相信阅读是必须的，也无法想象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还可以存在没有阅读的人生。然而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总能想起一个曾经流传了十几年的谣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结果，美国人每人年均看书21本，日本人40本，俄罗斯人56本，以色列则高达64本。”它往往还会附带一个故事：“在每一个犹太人家里，当小孩稍微懂事时，母亲就会翻开《圣经》，滴一点蜂蜜在上面，然后叫小孩去舔书上的蜂蜜。这种仪式的用意不言而喻：书本是甜的。”
事实上，年均64本的阅读量是很多文科专业研究生都达不到的，以色列不可能人人都在读研究生，他们还要忙碌日常工作，又怎么会把时间都砸在读书上面呢？
往好的方面想，
中国人之所以愿意相信这个谣言，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氛围仍然是充分尊重读书人的。但当我们以读书多为荣时，千万不应忽略这样一件事：知识的多寡是很难量化考核的。我们不能单纯地凭借读书数量把人划分等级。
许多高校的图书馆在每个月初时都会挂出上个月的借阅榜单，去鼓励那些一个月借书一百本、两百本的人。又如周围一些朋友也喜欢晒出自己的阅读数单，多者达到一千五百本、两千本，甚至得意地传播自己阅读这么多书的“成功经验”。在这样的氛围下，
阅读沦为了攀比，它不是源于自己获取信息的需要，而是源于旁人虚假的赞叹。
因此，知识当然能够改变命运。
但我相信，真正的知识不是某项量化指标，而是对于自己生存处境的理解能力，对于周遭常识的判断能力。我们需要通过这种能力获取和甄别自己需要的信息。
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民性的人文阅读与知识性阅读相比，你认为新世纪以来呈现出怎样的阅读状况与问题，未来的趋势又会怎样？
我是1986年生人的，很遗憾没有赶上八十年代的“人文热”。仅就我从父母师长辈那里听来的蛛丝马迹而言，当时的中国正值思想转型，人们对于新知识、新思想有一种特别的渴望，仿佛世界一下子打开了。《读书》杂志适逢其会地提出了“读书无禁区”，引领了那股新思想的热潮。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走过了那样一个转型期，各方面都在趋于稳定。人们的目光当然越来越分散在各个专门学科或专业技术领域内，而不会再像当年那样集中于宏大的思想体系上。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除非发生意想不到的大变动。
未来的阅读状况会更加专业化、多元化和零碎化。
一则源于各行业的专业知识取代对世界的整体性思考，成为主流；再则媒介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阅读方式。
80后可能还会有某本书、某部电视剧能引发所有人的共鸣，95后、00后就很难找到一个让他们都感兴趣的话题了。
值得一提，现在到处可见关于“碎片化阅读”的讨论，但我不觉得它是值得批判的事情。“碎片化阅读”是大众媒介技术进步的结果。相对于古代读书人日常阅读的经史子集，近代报刊媒体的出现同样带来了“碎片化阅读”，但它无疑是种进步。经典阅读是可贵的能力，但它跟“碎片化阅读”不矛盾，两者的功能不同。
阅读时间如何分配给不同类型的读物？专业与经典阅读、知识性和趣味性阅读、微信浏览、网络文学、 漫画绘本、 电影电视等均可。
我的日常工作就包括“专业与经典阅读”。“知识性和趣味性阅读”主要来自于微信的移动端媒体平台，基本就是车上、睡前等零碎时间。偶尔会看电影电视，但时间不固定。
你经历过哪些盛行一时的阅读风潮？其中透露着怎样的时代信息？
我中学时曾一度痴迷于武侠小说，这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小时候的电视剧远不像现在这样泛滥，电视台引进一部TVB武侠剧总能引发大多数人的关注。
等我读到中学时，恰逢张纪中要拍《笑傲江湖》，大陆首次翻拍金庸剧，这在当时被炒作的沸沸扬扬。许多电视台借机把过去的TVB金庸剧拿出来重播，引发了一股热潮。
这直接促成了我们去看原著，看完了金庸，又捎带着看古龙、梁羽生、温瑞安、卧龙生等人。看完了小说，又去读他们的传记和评论。我最早接触的文学研究就是武侠小说研究。
金庸的小说杂糅了很多佛道、中医、围棋的东西，我还清楚记得自己曾受金庸影响，专门去找有关十二经筋、奇经八脉的书看。
等到大学以后，余华出版小说《兄弟》，引发过一阵抢购。研究生毕业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又引发一阵盗版和抢购。但这些远远没有金庸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大，我们组织人文社科专业的读书会时，拿金庸小说的桥段打比方，大家一下子就能听懂。
文学界总喜欢把余华、莫言算作严肃文学，把金庸算作通俗文学。尽管所谓的“严肃文学”远比“通俗文学”要三俗，但它远没有“通俗文学”接地气。三俗跟接地气完全是两码事。
我也思考过，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武侠小说的影响力。去年金庸去世，有纪念文章感慨“金庸带走了一个时代。”并追问：“在华语阅读里，金庸是不是最后一个能担当‘共同记忆’的‘超级存在’呢？”
为此我曾提出过质疑，真正离去的是金庸的时代，还是TVB的时代？我相信，金庸能获得巨大的影响力，跟TVB的翻拍是分不开的，
TVB直接塑造了我们对于金庸小说人物的理解。
除武侠小说之外，我印象中最盛行一时的阅读风潮是中学那会儿时髦“新概念作文”。先是韩寒退学风波，后来《萌芽》杂志捧红了一堆人。可能受此风气的影响，校园青春小说和电视剧层出不穷。抽烟酗酒打群架、性交堕胎当小三，几乎成为了大学校园小说的固定套路，也让饱受性压抑煎熬的我们充满了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向往。很遗憾，我读了大学以后，既没有打过群架，也没有机会让女朋友堕胎，更没有条件当小三，于是就把这些青春小说忘得一干二净了。
请推荐一到两部个人受益匪浅的书与今年读到的最满意的新书（品类不限）。
《共产党宣言》和《射雕英雄传》。
乍一看，这两部著作似乎风马牛不相及，放到一起推荐有点不伦不类。但是不要忘了，金庸在写《射雕英雄传》时，就职于长城电影公司，连同他曾经任职的《大公报》和刊载小说的《商报》，都是香港当时重要的左翼文化阵地。金庸本人还担任过公司马列研讨小组的组长。
有理由说，金庸最初是以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线索，去写黄蓉和郭靖爱情故事的。
左翼文化背景在《商报》118回的连载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杨过生母秦南琴的遭遇就是显著的例子。这与《神雕侠侣》以后的金庸作品很不一样。
这里存在两个背景：一个是“当时中国人是怎么理解和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是“影视剧又是怎么理解和改造小说原著的？”今天学界强调跨文化、跨语境或跨界别的“视域融合”，其实《射雕英雄传》就是个案例。
连接《共产党宣言》和《射雕英雄传》的中介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接受的黄蓉其实是翁美玲，而不是原著中的黄蓉，就像我们更习惯六小龄童的孙悟空，而不是《西游记》原著中的孙悟空一样。
至于第二个问题“今年读到的最满意的新书”。近些年出版的好书很多，但如果限定为今年出版的图书，我好像只读过《美国陷阱》。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马修·阿伦《美国陷阱：如何通过非经济手段瓦解他国商业巨头》，中信出版社，2019年
介绍一下影响自己购书的选择因素。除了个人需求与兴趣之外，畅销书榜、各种推荐或者朋友同学之间的口碑分享，对你的阅读影响大吗？可否举例说明？
除了个人兴趣之外，我购买的基本上是专业类书籍。人文社科研究大体会遵循某套步骤：先了解研究对象的梗概，再去图书馆和知网上查找相关前人研究。做完这两件事，心里大概就会有数需要进一步阅读哪些专著，搜集哪些更原始的材料。这规定了我买书的大致方向。
如果你比较关注三联书店，你认为这家出版社近些年有什么变化？希望哪些方面有所改进？
三联书店在我的阅读经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我不可能不去关注和期待三联书店。我倒是觉得三联书店出版的人文社科学术类著作，保持了以往的优良传统，这是三联口碑的根本所在。要说希望，就是希望出版社再接再厉，能够延续自身“出好书”“出精品书”的作风。
感谢三联书店，让我有机会参与“85后的日常阅读”问卷调查。其中有道题目是“你经历过哪些盛行一时的阅读风潮？”这着实让我想起了中学时代的课外阅读经历，这段经历对我影响深远。
刚进高一时，学校给我们分配了一位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女孩。十八年过去了，我还清楚记得她在头一节语文课上卖力地给我们推荐课外读物时的音容笑貌。那位语文老师认真比较《读者》和《青年文摘》各自优劣时的样子，迄今都让我历历在目。只是当年懵懂的我还不知道，这两本杂志注定会成为自己高中语文学习的噩梦。
对于从小爱读《说唐》《说岳全传》《杨家将》《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的我来说，《读者》和《青年文摘》始终是一片不明觉厉的领域。更要命的是，父母为了省钱，总让我用堂哥堂姐、表哥表姐们一代代传下来的作文书，里面尽是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毅力与恒心”“动口与动手”之类的题目。不得不承认，我花了三年时间，使出吃奶的劲，也没能让自己的文风适应林清玄、余光中和龙应台。
每每念及于此，我总能想起一段用了N多年还在用的烂俗作文材料：
一只蚂蚁想往玻璃墙上爬，可一次次都失败掉了下来，可它依然执著地往上爬。一个人看到后，感慨地说：“多伟大的蚂蚁，失败了毫不妥协，继续向目标前进。”另一个人看到后也感叹地说：“多么可怜的蚂蚁，太盲目了，假如它改变一下方式也许很快就到达目的地。”
世界上也许不存在爬不上玻璃墙的蚂蚁，也很少有人会无聊到要去评价蚂蚁爬玻璃墙的行为。但仔细想想，我高中的作文奋斗史，大概就是这只蚂蚁的经历，一次一次往上爬，却怎么也爬不上去。
那时无论我怎么认真写作文，怎么构思框架寻找素材，却永远都只能得到老师用红笔打个日期的结果。必须强调，我的作文不是低分，而是根本没有分，甚至连“已阅”两个字都得不到。
今天我当然能够很准确地找出自己作文短板的症结所在，但奈何当时却难以开窍。有次忿忿不平于自己辛辛苦苦却只换来一个日期，我真的恼了，索性从优秀作文选里，当然是表姐传下来的九十年中期的作文选，抄了一篇平时非常喜欢的议论文。结果仍然只有一个日期。
那时的我为了得到一个分数，哪怕是低分，可谓不择手段。班上有个男生喜欢搞恶作剧放女同学车胎气，我突发奇想，把他的行为按到了自己头上，费劲地杜撰了半页纸的“放车胎气”经历，当作文交了上去。终于，还是没有分数……
不过这回老师倒是写了大半页纸的评语，批评教育了我一通。从此以后，班上女生但凡车胎漏气，都习惯性地认为准是我干的。
当然，在我们那个小地方，高中语文的标杆也不只是《读者》和《青年文摘》。有一天语文老师为了教育我们什么是好的作文，深情地现场描绘了一个爱情故事：
一位女青年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某都市的大学校园里。某天她在好友的聚会上认识了一位事业有成男青年。她在男青年的身上依稀看到了前男友的影子，于是依赖上了他。这位男青年也疯狂地爱上了女青年，为了表明心迹，他断然与正缠绵交往的女友分手。竟然，他的现任女友就是女青年的闺蜜！
女青年为了不让闺蜜伤心，选择了离开。她明白，自己只是因为男青年像前男友才依赖他，依赖并不是真正的爱，自己真正爱的是前男友。某天，她突然发现另一个闺蜜怀上了前男友的孩子。愤懑已极的女青年一个人躲在酒吧喝闷酒，这时，爱她的男青年出现了。他们两人一起喝闷酒，一起诉衷肠，直到眼花耳热，直到天昏地暗。
不料男青年在开车带她回家的路上，因为酒驾而遭遇车祸。为了保护女青年，男青年头部受了重伤，很可能成为植物人。这一刻，女青年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爱男青年，她守在男青年的病床旁，日日呼唤，夜夜流泪。在她不屑的努力下，男青年终于醒了，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一个不小心，女青年推了男青年一把。男青年因此再度昏迷，再也没有抢救过来……
那位年轻的语文老师就这样花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不经意间还陷入了忘我的状态，她一个人陶醉在故事的情境之中，却留下不谙世事的我们在那里兀自懵逼。
也许这就是语文老师心目中的优秀文学，也许她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教育我们幸福多么短暂，刚得到的东西也可能稍纵即逝。直到两年以后，高三行将毕业的我们在打折书店掏到一本题为《梦里花落知多少》的新近盗版书，发现剧情竟然雷同！
别误会，我不是在暗示郭敬明剽窃那位语文老师，而是说所有的青春小说，都雷同。反正不是车祸就是堕胎，不是打群架就是当小三；反正总有一位十分颓废的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在经历了一场狗血无比的虐恋之后，更加颓废。据说这叫“贴近真实的生活”。
我的中学时代正好赶上青春偶像剧的高峰期。还记得当时《流星花园》热播，班里的男生与女生之间遂因为审美问题而爆发了第一次大撕逼。再后来就是《十八岁的天空》等偶像剧充斥着电视剧屏幕。
十几年过去了，我才明白，原来《流星花园》《十八岁的天空》等电视剧里头的青春偶像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小鲜肉。多亏了资深编辑汪海林先生的提醒，让我知道原来早在十几年前的校园青春偶像剧就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概括：
大IP + 小鲜肉 = 大傻逼
正是在青春偶像剧的带动下，校园青春小说顿时火遍全国。1999年，《萌芽》杂志与多所高校的中文系联合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一度引导了当年中学生的人生观。许多人开始学着韩寒的样子琢磨怎么退学，可惜到头来发现真正成功的却是郝景芳、蒋方舟那样靠贩卖青春文字挤进清华大学的人物。
青春偶像剧主打小鲜肉，校园青春小说同样需要小鲜肉。我很清楚地记得当年我是怎么跟同学因为“郭敬明是男的还是女的”而争的面红耳赤。我曾以略带迟疑的口吻说：“我记得郭敬明是个男的。”周围所有人都以毋庸置疑地语气反驳我：“郭敬明是个女的！”证据就是郭敬明的谈吐举止和那本《梦里花落知多少》。
去年9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学第一课”节目邀请了某些小鲜肉做孩子们的榜样，一举引发了舆论热议。对此，我一点都不感觉到新奇，这不过就是十几年前青春偶像剧和“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延续而已。
顺带提一句，为了写作此文，我上网搜了一下，绝望地发现《萌芽》杂志和“新概念作文大赛”居然还在办！
真的还在办，最新一期的《萌芽》封面（2019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