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金融化如何重构劳动过程——平台金融化与平台劳动者劳动过程研究》有幸在《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5期刊出，非常感谢编辑部、责任编辑以及匿名评审专家的精心审阅和宝贵意见！在这篇作者手记中，我个人更想和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写作背后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一些感触与想法。
2017年夏天我从北大社会学系毕业，并顺利入职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在入职之后参加的第一次全院大会上，学院领导们就说要做有中财特色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社会学要发展经济社会学、财政社会学、金融社会学、金融社工等和学校优势学科有交叉的学科方向。对于经济社会学、财政社会学，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多少涉猎过相关的研究和文章，但是对于什么是金融社会学、什么是金融社工，我所知甚少，当时觉得既陌生又新鲜。因此，我便开始留意一些金融社会学的研究，但这些关注都十分零散、破碎。因为在内心深处，我觉得我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一个我熟悉的、能掌控的切入点。
这个切入点来源于一本书——何柔宛的《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2018年年初，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读了这本书。读文章前言的时候，我就隐约地感觉到，劳动研究同样可以和金融交叉，劳动研究需要金融视角。我大概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整本书读完，并做了2万多字的读书笔记，除了摘录一些精彩的论述和观点之外，我也尝试用自己的话去梳理和总结作者的观点。
现在回头看，这本书对我研究的影响有两点。首先，它让我明确了很多劳动生产组织形式（例如全球产业链）、劳动生产体制（例如用工的灵活化）的建立背后是金融资本在推动，就像当时我自己在读书笔记里写的：金融的影响不仅仅是一种资金流通的影响，还是一种金融文化霸权，强行将华尔街的组织实践和劳动实践输出到其他的行业，因为华尔街对于“效率”、“什么是最有效”有着强力的发言权。所以，我们需要把金融资本纳入到劳动研究的分析框架。其次，对我个人来说，我要做的金融社会学就是和劳动问题交叉的金融社会学，具体来说有两个研究路径：一是金融从业人员的劳动过程研究。何柔宛的这本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华尔街投行家的劳动过程研究。他们是金融文化霸权的践行者，也是牺牲者，他们在金融资本清算逻辑的支配下清算他人，最终也被这套逻辑反噬，清算自己。除了投行家之外，还有很多金融从业人员值得研究，比如分析师、基金经理、投资经理，等等。很难想象在一个金融越发重要的社会，我们对金融从业者的劳动过程是如此陌生。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热衷于炒股、买基金，我经常问我的学生：“你知道证券分析师的研报是怎么做出来的吗？基金经理投资的逻辑是什么？或者投资标的是什么？这些事情都不知道的话，你怎么敢把白花花的银子交给他们？”二是金融资本对劳动和生产过程的影响和重构过程。作为背后“金主”，金融资本“看重什么”？“喜欢什么”？通过何种方式把自己的逻辑植入到企业？又是如何植入到工人的劳动和生产实践的？
图2 金融社会学读书笔记截图
这个读书笔记的写作方法源于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刘爱玉教授。在我读博期间，刘老师在师门内部组织了一个定量读书小组，她要求我们要按照文章主题、逻辑、方法、数据、结论与反思的框架梳理文章。做读书笔记的过程其实很痛苦，因为相当于是把文章重新又精读了一遍，所以做读书笔记需要花费的时间往往是阅读文章花费时间的三倍以上。但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很多文章我之前虽然读过，但是可能没过多久我就把内容忘得一干二净，下次如果需要用这篇文章还得重新读一遍。而做过读书笔记的文章，我的印象会更深刻，并且我只要大概浏览一遍文章的读书笔记，就能很快回想起文章的内容和重点。所以我就把这个方法坚持了下来，过程很痛苦，但收获真的很大。
本文文献综述部分的安排是按照平台金融化、金融化对劳动者的影响，以及平台劳动者研究三部分展开。在我的理解里，文献综述应该围绕问题展开，即为什么平台金融化会影响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既有的研究从哪些方面做了回答？所以要研究平台金融化如何重构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应该回答三个问题：平台金融化的定义和表现是什么？经济金融化对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影响有哪些？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有哪些特点？这三个问题就像三个圆圈，这三个圆圈的交集的地方，就是这篇文章的研究问题。文章刊出之后，有读者质疑说，马克思有很多关于金融的论述，这篇文章为什么没有体现。我理解这位读者的意思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积累、虚拟资本、利息资本和利润率等问题的论述揭示了金融资本与工人劳动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的文献综述为什么没有体现这部分内容。从我个人的角度而言，我理解马克思关于金融与劳动的论述主要想讲金融资本的扩展、利润的获取最终都依赖于生产过程中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不是讲金融资本对工人具体的劳动生产过程的影响。例如，在论述虚拟资本的问题时，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不同形式之间产生了分离。通过债券、股票等金融工具，资本能够以虚拟形式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而脱离了实际的生产过程。尽管如此，这些金融交易的最终价值仍然取决于实体经济中工人的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这表明，即使金融资本看似与工人劳动过程脱钩，其价值最终还是建立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之上。多说一句，对于这一传统的劳动过程金融化的研究，我个人比较喜欢中国人民大学马慎萧老师的研究，她在《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资本的金融掠夺》一文中论述了金融资本如何通过金融系统的扩张来使得劳动力的再生产金融化，从而解决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危机的过程。劳动力和劳动力再生产问题是劳动过程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所以我认为马慎萧老师的文章其实也是在论述劳动过程金融化的问题。只是，马老师的文章是从工人工资不足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出发讨论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而本文想直接探究金融资本影响、重构劳动者具体劳动生产过程的逻辑与机制。
当然，文献的准备不仅仅局限于金融社会学的文献，还需要关注劳动过程研究、平台劳动研究等领域的文献。
在文献准备的同时，我也开始着手做田野调查。一开始我选择的田野调查对象是快递工人，这是我博士论文的调查对象群体，对我而言更熟悉，田野进入也更加便捷。而且，确实也能找到一些证据支撑我的想法。但是田野调查不太理想，金融市场离普通劳动者具体的劳动和生产过程还是太远了。所以，我就想或许应该到金融化程度更高的企业去调查这些企业中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自然而然地，我就想到了平台企业，因为多数平台企业是由金融资本投资、孵化，这些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更高，相信金融资本也更容易进入到工人具体的劳动和生产过程。
在调查的时候，我同时选择了网约车平台和外卖平台进行调查。一开始的时候，调查的进程同样不太理想。日常繁重的工作让平台劳动者应接不暇，他们顶多抱怨下平台。许多平台劳动者对金融都不太熟悉，更不用提金融化对他们劳动过程的影响。但是在这个调查过程中我还是有收获，我注意到了租车司机这个群体，并联想到外卖派送平台同样有租赁电瓶车的外卖骑手。我当时就觉得这就是生产工具的金融化，通过金融杠杆，平台让许多原本进入不了这个行业的劳动者进入到了这个行业的劳动力蓄水池中，而这些人大多是那些收入更低、更具不稳定性的劳动者。但我当时觉得生产工具的金融化还不足以支撑我的论点。所以，这个想法就暂时搁置了。
直到2021年初，我想莫不如去做点田野调查，兴许会有帮助。因此，2021年2月我开始在A、B两个网约车平台上同时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经过车辆核验、司机核验、三甲医院核酸检测证明、上路考试等一系列考核之后，我开始以一名“网约车司机”的身份进入田野调查。为了对网约车司机的劳动过程全貌有更好的了解，我会切换不同身份去接不同类型的订单：普通订单、拼车订单、预约订单、顺风车订单等，同时也会尽量在不同的时间段（工作日、节假日、高峰期、平峰期）出车。
田野调查一直持续了4个多月，期间我也开始就田野中的一些发现和问题对网约车司机进行访谈。除了感谢这些普通的劳动者之外，我还要感谢许多人。感谢中财2020级硕士班的同学们，尤其是王伟成、段玲童和陈瑶三名同学，他们帮我做了不少网约车司机的访谈调查。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赵磊博士，我们在2021年重庆社会学年会上相识。2021年9月，赵磊博士找我讨论她的博士论文，那时候我才知道她也在做网约车司机的田野调查。和我一样，她也是自己去开网约车。所以聊完她的论文之后，我征求了赵磊博士的同意，让她以网约车司机的身份接受我的访谈，她就是我文中的赵师傅。有敏锐的读者发现了这点。其实，我还以同样的方式对中国农业大学的陈龙副教授做了访谈，因为他自己做了很久的外卖骑手，所以我也访谈了他关于外卖骑手电瓶车租赁、电池租赁的情况。这种既有丰富经验感又有理论深度的受访者是田野调查中的宝藏。同样感谢我的亲姐，她自己就是一名外卖骑手，所以在她的帮助下我很顺利地进入了外卖骑手的田野。虽然根据外审专家的建议，本文最后聚焦到了网约车平台上，没有使用外卖平台的田野资料，但我依然十分感谢他们。
以网约车司机的身份“身临其境”，进入到他们具体的劳动和生产过程确实让我对平台劳动者劳动过程的金融化有了更深的体会和感触。首先，就是司机的手机页面端充斥着各种金融元素：每隔几天就会收到短信提示我可以将还没提现的流水（收入）转入平台自己的一个货币基金，其功能类似于余额宝；再有就是各种网贷、保险的广告推销短信和链接。其次，我注意到了涨价卡。第一次接触涨价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和传统的劳动管理方式不太一样，虽然它就只值几十块钱甚至是几块钱，但是这种产品背后代表着一种新的劳动管控方法和逻辑。
相比而言，对平台和金融资本的调查要更难，更具有挑战性。我的一位访谈对象说，她在去南极旅游的时候都要带着电脑，以防有突发消息导致金融市场上的波动，她要随时为投资人进行讲解、分析。从这句话中，我读出两个信息。首先，她很忙，她的工作节奏很快，可能随时就有工作，所以有什么问题请快点问。其次，她的单位时间成本很高。她的旅游目的地是大部分人想都不敢想的地方。再加上最近几年，金融行业、平台企业面临比较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所以很多受访者对我的调查和访谈避之不及，这直接导致了我对他们进行调查和访谈的成本也很高。首先就是要各种找人，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网络找到我的受访对象。我只能用尽我的同学圈、老乡圈、校友圈资源去接近他们。感谢戴天逸、阮扬鹏、杨子江、林红、林昌杰和邓宛竹等诸位好友，也感谢文一然、王圳杰、张亚锋、李璇、刘雨萌、朱晓宇等诸位校友，他们是我接触到平台企业、金融行业劳动者的重要桥梁。其次就是经济成本，因为对我来说，对他们访谈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经济上“向上交往”的过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通过我的老乡朋友找到了一位头部券商较为资深的投资经理。我们约在金融街边上的一个茶馆见面，整个访谈过程不能录音、录像，只能拿笔记本记录，而且需要我的朋友全程在场。那天下午，仅仅是包间费和茶水费就将近1000块钱。回去之后我跟同事打趣说：“这种类型的访谈，我每个月最多只能做一次，实力不允许。”而对我的受访者来说，这真的就是一次很普通的下午茶或者一次很普通的晚餐。
田野调查过程中我其实已经开始构思我的文章结构。我的想法比较简单，要论证劳动过程金融化，或者说要证明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被金融化力量所重构了，我首先应该拆解劳动过程的要素，看劳动过程中的哪些要素被调整、被重构。我借鉴了Sandoval（2013）的框架，他将劳动过程分为政治经济环境、生产结果、生产力、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几个维度。我发现，在经济环境、生产工具、生产关系、劳动空间和管理体制等几个方面，都可以找到金融化重构平台劳动者劳动过程的种种“蛛丝马迹”。
表1 劳动过程要素分析
政治经济环境就是经济金融化过程，这部分研究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国内外已经有很多学者做了很多研究。所以，对这部分内容，我就在文献回顾部分介绍了经济金融化和平台金融化的定义及表现。
对于经济金融化对生产关系的影响，我认为应该把经济金融化纳入到平台灵活用工的分析框架中。之前虽然已经有很多学者（例如杨典、姚建华、苏熠慧等几位老师）研究了经济金融化对就业不稳定性（脆弱性）的影响，但他们更多讨论的还是金融资本跨国流动、传统企业金融化对劳动者就业不稳定性的影响。而我的文章想论证的是，灵活用工对平台企业来说除了削减用工成本之外，还具有重要的“符号”功能。平台企业不愿意直接与劳动者签订合同，甚至大费周章地通过劳务外包公司与平台劳动者签订用工合同的一个考虑是想要避免“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标签。过去十几年，金融市场对科技企业的投资兴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大部分平台企业也极力把自己打造成科技企业。就像我的一名受访对象说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意味着劳动仲裁多，就意味着法律风险，公司上市的时候受到的挑战也更多，它的市场估值就不会太高。”
对于生产工具的金融化，赵磊博士的论文也讲到了以租代买、以租代购的现象，但她更多是从平台合规性的角度出发讨论这个现象。而我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肇始于共享经济的平台经济会变得越来越专业化？2013年小黄车在北大起步的时候，真的是同学们把自己的自行车拿出来共享；2013年网约车刚刚兴起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兼职司机。但是到现在，还有多少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享单车”？还有多少网约车司机是兼职司机？那些兼职的平台劳动者是如何被全职的平台劳动者所取代的？我的答案就是生产工具的金融化。生产工具金融化使得那些原本不具备生产工具的劳动者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散漫”“不太好管理”的兼职司机慢慢出清。平台去推动这个事情的动力就是确保平台运力的稳定，而这同样有利于平台企业的金融市场估值。
对于劳动数据的产品化，有读者质疑涨价卡是否是一种金融工具。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也一直觉得这个产品不好定义。后来在与师友的不断讨论中，我倾向于认为这种产品是一种期权，它是平台和每个平台劳动者签订的一种微型契约，是一种微型的对赌协议，而对赌协议就是一种金融工具。就这个问题，我请教过许多金融和经济系的老师，他们大多认同涨价卡是一种期权，但也确实认为它跟传统的金融工具不同，所以我在文章中把它称为是一种“类金融工具”。就算它不是金融工具，我也觉得它至少也是值得讨论和关注的，就像平台劳动者与平台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一样，这些都是伴随着平台劳动出现的新的劳动现象。我请教过我们学院心理学系的老师，涨价卡这种设计相比高峰期溢价而言对劳动者来说有更强的管控能力，原因在于沉没成本效应。相比于预期收益，损失厌恶对人的行动有更强的驱动力。
五、未来
今年8月底，我到普林斯大学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访学。除了谢宇教授之外，我在这里还遇到了Thomas Burnham、Hannes Gohli、Lucie Lu、刘佳琪和金光照等既有学识又幽默风趣的学者。每个工作日的中午我们都会聚到一起吃午饭，聊天的内容涉及古今中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聊我们自己的研究和论文。我跟他们讲了我的这篇文章，他们都十分感兴趣，并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意见。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刘佳琪老师还给我推荐了2024年9月17日发表在《Socio-Economic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The labor of assetization: producing ‘hypergrowth’ inside a tech startup》，并告诉我这是美国很有影响力的一本期刊。我精读了这篇文章，发现这篇文章讲的是投资公司对初创型公司内劳动生产组织形式和工人具体劳动生产过程的影响。虽然他没有用到任何的劳动过程理论，也没有讲到平台研究，但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心有戚戚，很奇妙。因此，我也决定把我对他文章的一些理解和评议通过邮件发给他，我觉得这才是积极、有益的学术交流，也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才能不断进步。
以上，就是这篇文章的整个写作过程。这篇手记是写给读者的，更是写给我自己的。回顾来时的路，我看到了过往的挫折和迷茫，也看到了自己一路上经历的思考和成长，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和方向。感谢所有帮助我、鼓励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