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磊,法律读库时事评论专栏作家。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近来香港立法会上演了一场“宣誓”闹剧,香港好几位新当选立法会议员,在入职宣誓时在誓词中掺杂其他语言,其中有两位尤其过分,其中一个叫梁颂恒的,身批写有“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蓝色横幅,在宣誓时故意把中国读成“支那”;还有一个叫游蕙祯的,更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全称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用脏话念成了“People's Re-f**king of 支那”!
这样的宣誓自然是无效的,其中有几位准“议员”经申请重新安排了宣誓,但梁、游二人因为性质恶劣,未获准重新安排宣誓,其后便发生了强行闯会试图自行宣誓,以及前往高等法院提告等一系列“抗争”活动。
此事,最终以全国人大常委会 “释法”而告一段落。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对《基本法》104条的解释,指出宣誓必须符合法定形式和内容要求,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宣誓人面前宣誓,若拒绝宣誓即丧失相应公职资格,对不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无效宣誓,并不得重新安排宣誓。
一、香港何以禁得了“香烟污染”,却禁不了“语言污染”?
香港一直以自身的法治环境为荣,甚至引以为傲。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全中国范围内,颁布“禁烟令”的地方不少,但要说执行得最严格、执行效果最好的地方,应该是非香港莫属。但为何香港“禁烟”能做到令行禁止,而对于此类有辱国家和民族的言行却束手无策呢?
有人说,香港是自由社会,公民有发表言论的自由。自由没错,但应以不妨碍或干扰他人为底线,而梁、游二人的言论,无疑大大突破了这一底线:
首先,此二人的言行,违反了他们自己的承诺。在参选前,二人都曾经签署了一份支持 “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的“确认书”。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一旦成为特区立法会议员,就必须拥护基本法,并认同香港特区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而他们在立法会上宣誓时的言行,早已违背了他们之前的承诺。
其次,用如此轻慢的态度对待其服务的主体,不配获得领取报酬的资格。香港每位议员的年薪超过百万港币,另有240万团队运营费,如加上其他补贴,香港立法会支付每位议员一个任期四年的费用超过1600多万港币,领取如此高额的报酬,却出言恶毒地攻击自己的祖国。看来,香港政府今后不仅要提倡“高薪养廉”,还要提倡“高薪养良”,要培养公职人员的良知、良心。
最后,立法会议员又称“民意代表”,应该堪称“公民典范”,却在入职宣誓时公然使用侮辱和低俗的词语,不知道这样的“代表”,能代表什么样的“民意”? 也不知道透过电视镜头,向外界展示什么样的个人形象和素质?
无论是法律和纪律,还是社会公共秩序,对于公职人员,有特定的言论标准,因为公职人员是具有特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群,而且其言行,已经超出了其个人“私权”领域的范畴。举几个例子:
“HONG KONG IS NOT CHINA”,海峡对岸的蔡英文或许会很乐意听到这句英文,不过,如果她本人有胆喊出类似的话,两岸之间恐怕立刻就是“地动山摇”了。
“支那”这个词源自日本,即使中日关系很一般的今天,日本的安倍首相恐怕也只敢在心里默念这个词,但让他公然用这个词来称呼中国,恐怕他也不会轻举妄动。
至于“Re-Fxxking ”这种粗鄙的词汇,即使像特朗普这种口无遮拦且绯闻不断的人,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也说不出口吧?
香港法治社会的建设,不应仅仅满足于“禁烟令”这样具体法律的令行禁止,对于政治人物的不当言行,也应该进行严格的约束。笔者一直认为,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由于是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制定的,因此适用范围仅局限于台湾地区,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应该在适当的时机,对该法进行重新修订,扩大其适用范围。
果如此,恐怕到时候就不是“释法”的问题了,而是“执法”的问题了。
二、谴责“港独”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香港的青年问题
这次“宣誓”闹剧,以及此前“占中”等一系列事件,主角都是香港的年青人。这固然有年青人涉世未深,容易被利用的关系,但放眼世界,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到欧洲席卷各地的学生游行,以至于我国台湾地区的太阳花运动,青年问题,俨然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
1、自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就业难已经成为普遍性难题,在削减开支的成本压力下,毫无工作经验的青年人在就业市场很难找到心仪的工作岗位,“毕业即失业”成为常态。
2、高物价、低收入对年青人形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同时宏观经济不景气所带来对自身前途的不确定性,也时刻困扰青年人,加上这一代青年人普遍独立精神和表达意愿较强,所以很容易以一种强烈的形式表现出来。
3、在一些创新氛围不浓的区域,结构性矛盾突出,传统商业模式面临下行压力,经营不景气会加剧劳、资关系紧张气氛,资方及其背后的机构很容易成为青年人仇视的对象。
从香港自身的角度看,除了上述全球青年普遍面临的问题,还有如下特定原因:
1、由于香港在“互联网+”等创新经济方面的全方位落后,包括在某些领域的因循守旧(如坚持“同股同权”的表决机制而拒绝阿里巴巴在港上市),香港和大陆之间从“先导性”、“互补性”的经济关系,逐步退化为“竞争性”的经济关系是一个重要原因,使得香港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2、香港“级差地租”的不断扩大,加上香港面积狭小,回旋和腾挪的余地较小,阶层固化现象严重,青年人普遍感到难以通过自身的打拼实现安居乐业的梦想。
3、中央的不少惠港政策效果不彰。以促进赴港购物、旅游为例,游客给香港带来的经济收入,表面受益的商店、旅行社、酒店、餐馆等,因为房租和成本的转移支付获利不多,但大量访港游客集中到访所造成的特定资源紧张,有可能给市民形成不便。
因此,通过“宣誓”事件,我们在谴责“港独”的同时,也必须正视香港青年人的问题,关键是要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让香港的青年人对生活恢复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具体的方法在此难以具体表述,但直击心灵的沟通和真诚的对话是必须的。
三、中央的红包,香港应该怎么抢?
其实,对于香港而言,中央不仅是“释法”,更多的时候,是释放善意、红利。比如,最近要出台的“深港通”,就是一个例子。
港股的PE值,一直处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一般只有8倍左右,远低于沪市的14倍和深市的40倍;而美国标普过去十年平均PE是25倍,纳斯达克自成立以来平均PE是46倍。在香港上市公司中,来自大陆本土的优秀企业占了很大的比重,其股票估值被严重压低,可以说是应了一句广告词:“都是傲娇的品牌,只卖呆萌的价格”随着港股通的开通,以及前期允许保险资金南下的政策,香港股市估值过低的情况应该会逐渐好转。此外,一个活跃而稳定的资本市场,对于保证香港区域的繁荣与稳定,保证香港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具有积极的意义。资本市场对于社会的稳定度非常敏感,谁也不愿意看到因为社会动乱导致股市出现暴跌,对于选择激进的抗议方式会更加理性、谨慎,社会的反制力量也会更强大,事实上,直到今天,香港在市场规则、法治意识、国际认可度等方面,与内地相比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在规范上市公司运作,提升公司治理透明度方面,都有很多好的经验。因此,除了开放港股通、允许险资进港之外,香港在参与国企改革、民营资本转型升级等方面,以及在 “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方面,机会以及想象空间都很大。
中央以前给香港发“红包”,是采用传统的方式,“恭喜发财,红包拿来”,香港只需要被动接受即可。如今,中央推动各项政策,所释放出的红利,则更像是微信“抢红包”,在这个方面,香港必须要尽快改变以前四平八稳,笃笃定定的样子,紧盯动态,眼明手快,该出手时就出手,才能争取抢占先机。
当然,抢红包,有一个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得留在“微信群”里,要老是不安心,一边琢磨着“退群”的事一边抢,这红包,恐怕是抢不好的;群里的人,也是不会答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