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教授
作者田方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今年3月23日，社会学家郑也夫在《南方周末》上刊发了一份“自荐书”，表示要竞选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一职。郑也夫是北京大学退休教授，中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学术界和舆论界德高望重。这份自荐书发布一个多月后，《中国青年报》于5月3日报道了此事，标题为《一场失败率99%的毛遂自荐》。文章称郑也夫预想“……同行间公开竞争的输赢吸引，会激起一些风浪”。然而应者寥寥，只有一位青年学者与他联系，并表示支持之意。我不知这位青年学者是谁，肯定不是我。
郑也夫教授 资料图
我与郑也夫教授相识多年。早在人民大学读研期间，我就上过他两门课，之后还考取过他的博士生。虽因留学未能拜在他门下，我亦深受也夫师的言传身教。我几乎读过他的全部著作，并为其中几部撰写过书评。评价也夫师在社会学界的学术水平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因为我未读过大多数当代中国社会学者的著作，无法进行比较。不过，也夫师竞逐社会学会会长，借此举推动制度变革，我至少应当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可读过自荐书后，我即决定采取不支持的观望态度。在解释这一立场的真正原因之前，我想先说明哪些因素不构成理由。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称：“一位社会学家对……记者评价，郑也夫的‘自荐’是‘堂吉诃德式’的。”读过那部西班牙名著的人都还记得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滑稽场面。与堂吉诃德眼中的假想敌不同，郑也夫面对着一个实实在在的敌人，那就是老大不振的中国社会学会。说“老”是因为该会已经成立近四十年；说“大”是因为该会已有2300多名个人会员；说“不振”是因为参加过社会学会年会的学者，大都会感受到一股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陈腐气息。
2013年7月，我在贵阳参加过一次中国社会学年会。我本以为这是国内社会学界最高级别的学术会议，可参会经历令我大失所望。年会共设四十多个论坛，大多紧跟“城镇化”的政策步调，还有一个解析“中国梦”。我不认为社会学不应当研讨时下的政策问题，可这届年会似乎将学科建设抛到了一边——会上甚至没有一个关于社会学思想史的论坛。这届会议收到1300多篇论文，大多数分论坛可能没有筛选就发出了邀请，导致发言质量参差不齐。由于与会人数众多，我参加的某分论坛仅为每位学者留出十分钟宣讲论文，用于讨论时间就更少了。
我不支持也夫师自荐会长，不是因为这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战斗，也不是不赞成他的改革方案。研究中国问题的社会学会，自己的问题都一大堆，确实让外人耻笑。为解决这些问题，也夫师提出了几条很有见地的建议，比如将会长的任期缩短至一年，学术交流的重心放在中小型研讨会上，减少年会的仪式性活动，向社会传播同仁们的学术成果等等。最重要的改革建议，则是废除目前大佬协商推举会长的制度，改为由全体会员投票选举。
我不支持的理由更不是因为也夫师获胜机率很小。今年7月，中国社会学会将举行换届选举，也夫师知道自己“当选会长的概率不到百分之一”。只是他不愿仅仅“宣扬一种理念”，而要“以一种包含了此种理念的行亲自登场”。“宁可个人受挫，也要搅动一池死水”。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很值得褒扬的。我与也夫师一样，都有为中国学术的制度建设出一份力的心愿。我和他的分歧不在于目的，只在于手段。
对我来说，与其呼吁改革既有组织，不如退出后加入其他组织，或者重建一个新的组织。“呼吁”（voice）和“退出”（exit）是已故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概念。对任何一个组织，如公司、学校或国家，甚至包括恋爱关系，成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表达不满。一是像也夫师这样批评组织存在的问题，呼吁领导采取改革措施，甚至有意取而代之。另一种方式则是退出，比如妻子对老公总抱怨，离婚再嫁了；员工对老板有意见，另谋他就了；国民嫌环境太污染，移居海外了。
参加过一次社会学会年会后，我也决定“退出”，不再参加今后的年会。会开成这样，是组织者有问题；开成这样我还参加，是我有问题。中青报记者采访的某位教授也有此观感：“我知道的那些高水平学者，没有几个参加年会的。”在这位教授看来，“年会的学术水平‘很平庸’，‘年会的价值还不如一场读书会’。”另一位青年学者也表示，他周围很多年轻学者“都以不参加年会为荣”。就像某台办的春节晚会不好，你关了电视，上网看片不就结了？
即使对话语权很大的个体成员，通过呼吁推动组织改革的成本，很可能都大于退出组织的成本。中青报的报道称，中国计算机学会从形式化的官僚体制成功转型为公正有效的民选体制。中国社会学会也不是没有可能推进改革，但这不是一个人的活儿。制度变迁不同于学术争论，一百个物理学家说不过一个爱因斯坦，并不意味着爱因斯坦能够按照他的意愿制订物理学会的规则。何况，也夫师本是学术江湖中的独行侠，现在却要自荐当武林盟主，很多同仁一时还难以接受这一角色转换。
根据也夫师发起的网上调查，在提交问卷的160位社会学者中，有八成赞同直选，几乎全体都赞同差额选举。考虑到对现行体制不满的人更有可能参与调查，实际比例不会这么高，但也说明相当数量的会员支持差额直选的改革方案。也夫师说：“有意思的是，这么高的数据，和现实中无人来电，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我想这恰好说明，绝大多数不满者虽然拥护改革，也认为呼吁的成本太高，甚至不愿为此公开表明身份。
社会学有一派叫做“功能主义”，讲事物的“显功能”和“隐功能”。在“观察者网”上刊登的一篇评论中，专栏作家张小宝点出了社会学会年会的显隐功能：“办会的内容并不重要，请来的人才重要。每年的各种基金、课题的评委都会在此时集中亮相，有需要提携后生的导师要趁这个机会带着弟子好好挨个拜会，否则两年内拿不到省部级基金的博士后就不能顺利出站、发不出A刊的青年讲师们无法晋升副教授。”简言之，年会是社会学界的大派对，私下往来交易的隐功能远重于公开学术交流的显功能。在隐功能或潜规则支配组织活动的机制下，聚焦于后者的改革如何可能成功？
张小宝文末引用一位师兄的话说：“一个知识分子改变不了什么的。”也夫师也认为空谈无用，应身体力行。我倒没有这么悲观。思想的后果没有立即推动改革，不等于没有效果，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那么高比例的受访者支持差额选举。虽然不能用手投票，我们至少有用脚投票的自由。如今很多机构、大学和民间组织都有自主办会的权力，也在积极促进这些交流活动，中国社会学会不可能垄断社会学的学术交流。也夫师多次提倡学习美国社会学会的制度，其实中国的社会学者早已从中受益。据我所知，每年暑期都有相当数量的国内社会学者参与美国社会学年会。有所不满的会员完全可以退出社会学会，另找论坛切磋技艺。
当退出的成本小于呼吁，而且有其他选择时，我们何必关心中国社会学会和它的年会？退出并非一种消极举动，相当数量的成员用脚投票，这本身就会对组织造成改革压力。整整五个世纪前的1517年，马丁-路德为反对教会腐败，在教堂大门上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结果被逐出教会。在他的影响下，基督新教渐渐兴起，并迫使教会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今天，同样为了“宣扬一种理念，推动一项变革”，也夫师是否可以考虑采取另一种策略？
拓展阅读
《一场失败率99%的毛遂自荐》
本文源自中国青年报
作者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
一辈子没什么职务的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退休后却跟一个“会长”的职务较上了劲。
从教20多年，他从未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退休时，他被系领导推荐为“北大优秀教师”候选人，却并不领情。在体制内见识过不少类似评选后，他早就认为这些评选“极不像样，极不公正”，所以“干脆退出”。
一个多月前，他忽然发出一份自荐书。这个自诩为“超龄愤青”的社会学学者曾宣称“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这一次却把目光放在了被他诟病已久的中国社会学会上——今年7月，中国社会学会将举行换届选举，他自荐担任会长。他甚至为此设计了一份问卷，要在同行中开展一次“关于社会学会会长产生办法的民意调查”。
不同于那些总是挂着“系主任”或者“院长”头衔的历任会长，郑也夫自知“一个无官无职的退休教授自荐担任会长前所未有”，而这样做是为了“宣扬一种理念，推动一项变革”。
为此，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举措，包括完善会长等职位的选举制度，年会上缩短或取消领导致辞，“让优秀作品的作者成为年会上最风光的人，不管他的资历高低”等。
“我不是恶作剧，不是小孩过家家，也不是在胡闹。”他表示，自己这次要来场真刀真枪的“真人秀”，并且做好了从一个“做事苛刻决绝的边缘人”走向舞台中心的准备。
自荐书发出后，他预想，“已经麻木于理念宣讲的人们，可能会被同行间公开竞争的输赢吸引，会激起一些风浪”。但之后一个月里，他未接到一个同仁的相关电话。他的个人博客里，那份自荐书下面也只有10条回复。
一位社会学家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评价，郑也夫的“自荐”是“堂吉诃德式”的。
和往年这个时期一样，中国社会学会正在官网上有条不紊地更新两个月后的2017年年会信息。郑也夫投下的这颗石子没有激起风浪，甚至连水花都没激起。
一
早在10年前，郑也夫就投过石子。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里，他公开批评中国社会学界的自家庭院“腌臜不堪”。
在官方介绍中，中国社会学会是“由从事社会学教学、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自愿组成的全国性群众学术团体”。可在郑也夫看来，这个民间组织却“充分施行了官本位那一套”。
中国社会学会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组织每年7月份的年会。这个每次都有近两千人参加、设置数十个分论坛的年会，是国内最大的社会学学术交流活动。
郑也夫参加过一次年会。他还记得，全国总会和各地分会的领导端坐在台上，“像VIP一样”。会议开始后，几位领导依次致辞，会议举办地的行政长官也准备了一长串讲话。“搞得很形式主义，很八股，无聊。”
“社会学会各地分会的负责人都是当地学术机构的行政领导，这些人大部分又成了全国总会的常务理事。他们在极大程度上垄断了学术荣誉”。在多年前的一次访谈中，他形容中国学术界是“官大学问大”。
在他眼里，就连会长的选举也是“伪选举”。他在自荐书中论述了自己如若当选会长后的一个改革目标： “任期内，将与同仁们商讨改革产生本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理事的程序。”
据一位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的学者透露，会长是等额选举产生。在换届的理事会上，自己领到的投票单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同意就画圈，不同意就画叉”。
在经历过的几次换届选举里，这位前常务理事“从来没有画过叉”。他也从来没有搞清楚，自己选出的会长是如何成为候选人的。就连自己的常务理事职务，他也是当选后才知道。
“每次选举前，总会有些渠道传出候选人的名字。”他笑了笑说，“圈子里的人都明白，（会长）都是那几家强势机构（的负责人）轮流来当。”
在回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问询时，中国社会学会秘书处并未回应上述说法。秘书处一名工作人员说：“我们的选举完全按照学会的章程来办，这些章程都在民政部有备案。”
然而，在中国社会学会官网公布的章程里，对候选人的产生方式并没有做出规定，甚至整个章程里都没出现“候选人”这三个字。
“这说明候选人如何产生，完全没有制度化。”郑也夫说。
中国社会学会现任会长、清华大学教授李强以“这件事我不好说”为由，谢绝了采访。
二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退休教授潘绥铭的印象里，“副教授当一个副会长，或者一个研究生当理事，人家就会觉得很奇怪，甚至不可容忍”。
中国社会学会有10个副会长职位，郑也夫认为这是一种“荒诞的设置”。他不认为这是给10位学者做事的机会，“更有可能是荣誉分配时的妥协之作”。
在自荐书里，郑也夫给出了如何“打破荣誉垄断”的设想。他建议将会长的任期由3年改为1年。会长提前一年选出，先成为“待任会长”，待任一年后自动成为正式会长，“以此解决一年任期制中的衔接问题”。
“这是美国社会学会已经运行百年的制度，总有值得借鉴之处。”郑也夫的不少关于学会的改革方案，都缘于他对美国社会学会的研究。
与大陆社会学界联系紧密的台湾社会学会，也采用了“待任会长”制度，不同的是任期设为两年。
除了会长和副会长，理事在社会学会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在中国社会学会的章程中，理事的产生过程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位熟悉学会人事制度的学者向记者透露，“理事采取推荐制，由各省市分会、相关重点高校等机构向学会推荐理事人选”。
在自荐书中，郑也夫称这些被推荐的理事候选人，都在大会上“鼓掌通过”。
根据《中国社会学会章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学会和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单位，自愿申请、交纳会费，经批准，可以成为单位会员。
一位担任过中国社会学会理事的学者告诉记者，各地从事社会学教学或研究的机构，只要有15人以上的相关专业研究人员，就可以申请成为单位会员。而这些机构的行政领导，“一般都会成为学会的理事”。
在台湾社会学会，三分之一的理事候选人由理事会提名产生，其余开放联署提名。在共计300多名会员的学会，需要获得10名以上会员的联署，才有资格成为理事候选人。
郑也夫建议将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选举改为直选。“美国社会学学会有大约15000名会员，有资格投票的会员8000多人。获得提名委员会提名，或者100名会员（包括学生会员）联署提名者，可以成为会长候选人。而会长的产生是全体会员直接投票的结果。”
郑也夫并不知道，这样的学会并非外国特有，国内已经有学术团体趟出了自己的路子。
与国内的大部分学术学会一样，2004年以前，中国计算机学会（CCF）的会长和理事选举，也曾是“做出来的民主选举”。
“那时的会长候选人，不是院士，就是科研院所的院长、所长、系主任，找200个所谓的会员代表来投票。”CCF秘书长杜子德回忆说，“候选人也都是几个人‘捏咕’出来的。”
“理事长、理事会一个小时就选出来了，同意就画勾，不同意就画叉，因为是等额选举，所以无一人会落选。”杜子德说。
现在，CCF设立了提名委员会，理事长和理事会、理事会选举必须是差额的，2015年的选举有3个理事长候选人。3个候选人要站在舞台上现场公开竞选，阐述自己的理念，然后接受近400名会员代表的投票，公开点票，当场出结果。
“我们尊重每一个会员，尊重他们手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CCF，副理事长、理事和常务理事、监事都采取差额选举。而候选人产生的方式，正是郑也夫这次所采用的“堂吉诃德式”的“自荐”。
三
有一位知名教授曾被中国社会学会列为一个专业委员会的理事，但从来没有参加过学会的年会。
“我知道的那些高水平学者，没有几个参加年会的。”在这位教授看来，年会的学术水平“很平庸”，“年会的价值还不如一场读书会”。
一位青年学者说，自己身边很多年轻的社会学学者“都以不参加年会为荣”。这位前两年都到过年会现场的会员注意到，年会设立的60个分论坛，很多主题都是重叠的。“每个高校，每个机构都要召集一个论坛，最后就成了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了。”
郑也夫也看到了这些，因此他在自荐书里设计了自己的“施政方针”：将学术交流的重心放在非年会期间的中小型研讨会上，设置“年度性论坛”来保障年会质量，设置“年度争议性作品论坛”来鼓励不同的声音……
在潘绥铭教授看来，学会本来应该是与核心期刊一起，成为学术评价体系的一部分，现在却“完全没起到这个作用”。
“一些青年学者做的‘非主流’研究，尽管很有意思，很有创见，但因为与核心期刊的评价标准不兼容，往往很难发表出来。”潘绥铭说，“社会学会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应当多给这些‘异端’一些机会，把这些论文在年会上宣读、交流。”
可参加过多次社会学年会后，他不得不承认眼前的事实：每年年会上也会公布一些“优秀论文”，这些论文的研究方向和领域，都和核心期刊主导的学术方向趋同。
“那些核心期刊的编辑们都是年会的座上宾。”潘绥铭提高了音量，“如果都用核心期刊来衡量我们的学术成果，那我们学科的发展就成了期刊编辑们决定的了。”
他认为这与原本的逻辑背道而驰。在他看来，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来决定学科的发展方向，而不是期刊。“学会是非功利性的，学术本来就鼓励创新，鼓励突破。”
现在拥有近4万名个人会员的CCF正在努力构建计算机学界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为了保证学术界的独立性，根本就是会员治理。”
2015年，CCF向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部和教育部递交了一份关于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的建议。建议书中指出，政府主管部门直接参与奖项的评审工作，是政府工作“越位”。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晰，评奖过程容易出现误判、错判。“政府不是学术共同体，对专业发展和水平并不具有专业判断力。”
“纵观全球科技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政府直接主导进行学术评价和评奖的。目前有些政府部门的思维和做法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和当前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简政放权、职能转变的方针明显不符。”这份建议中写道。
四
20多年没有申请课题经费的郑也夫一直试图远离学术资源分配这种“政治”。最开始，这个自认为“成果和能力尚属一流社会学学者”的教授也申请过研究经费，但失败了。后来他发现，想要申请到资金就必须托评委帮忙，而且资金的“大头”都被各地学术带头人“在平衡各地面和互相帮衬中瓜分了”。
“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机制中，一个真正优秀的研究者仅仅以自己的成果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报偿，他不必通过一些低劣的伎俩。”郑也夫说。
也有人质疑他参选会长的资格，一位受访的学者认为，“早就逃离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郑也夫，自然很难生产出完整的、标准的学术产品”，这与他自荐书里“评选会长职务根据学术成就高下”的说法形成一个尴尬的悖论。
可在郑也夫看来，“标准件”是学术作品的死症，自己确实不会生产这种东西。他自信与“一流社会学家”这个身份匹配的，是他出版过的5本社会学专著，和在国内顶尖社会学期刊《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过的7篇论文。
郑也夫自认为是个有“个人英雄主义”倾向的人。这一次，他把自荐会长当作“学术界制度与观念变革的可能的突破口”，他“宁可个人受挫，也要搅动一池死水”。
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当选会长的概率不到1%”，但他不愿再像过去那样只去“宣扬一种理念”，这次他要“以一种包含了此种理念的行为亲自登场”。
“在社会转型期，一群研究社会的学者如果不讲自身该怎么做，光讲这个社会该怎么做，那我们不就是虚伪的么？”这位退休教授昂起头说，“先把自己的制度建设好，这不更切实么？也能对社会起个示范的作用。”
在10年前的一篇文章里，郑也夫写道：“明日发苍目茫告别学术界的时候，断乎不会因为没有担任过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而惭愧。但目睹一个学科的制度建设，在整整一代人手中成效甚微，来日面对后生天真而鄙夷的目光时，我会汗颜不已。”
不管是赞同还是质疑，郑也夫想要通过自荐会长激起的水花，如今都死一般沉寂。一位就此事发表观点的青年学者告诉记者，近期正在评职称，希望报道里不要出现自己的名字，“让评委看到了不好”。
郑也夫的自荐书发出一个月后，终于有一位年轻学者与他联系，表达了支持之意。这样的支持者，有且只有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