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擎·专题  | （内附资源）“Ferment”35年，批判传播学的躁动与未来走向（二）

开普敦大学的Herman Wasserman教授关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视角。他认为现今关于南方的研究往往也只是扩大了研究范围，增加了案例的丰富性，但缺少在理论框架和认知论层面的多元性。也就是说，若沿用西方中心观点分析其他地区的案例，只能固化认知论的阶级性（epistemological hierarchy)，无益于实现真正的全球传播研究。

作者进一步梳理了全球传播研究的三层路径：首先，关注权力关系，即学术生产力量的南北不均问题，对西方启蒙哲学之外的哲学关注不足，因此要颠覆传播学殖民主义视角下的力量结构（power structure）。其次，意义建构路径，基于“全球伦理”的追求，需要允许对基本概念（如尊严、真理和非暴力）进行充实，考虑北方以外的生活经验和道德传统，用民族志的方式去理解基本概念在特定情境中的含义。其三，地缘政治学路径，要求学者将南方看作一个动态的概念，从地缘政治位置转移而非区域研究的基础上理解南方，置于全球力量关系下考察，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借助这三个层面，才能避免传播学研究“流于肤浅”或止步于于“温和的异国情调”。

宾夕法尼亚大学Marwan M. Kraidy 教授将目光聚焦全球传播的批判议程，回顾该领域发展，并强调“全球”与“批判”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过去三十年内，学界对于去西方化的呼吁仍然高涨，文中总结了当下“去西方化”面临的四大争议。首先，美国在全球传播以及在学科领域中的中心位置难以撼动，暂时还没有其他国家具有相匹敌的媒体工业规模及学科影响力。第二，是否应将地区研究也列入全球传播研究的评奖范畴有待讨论，因为地区研究对于理解全球媒介力量的互动也至关重要。第三，关于不平等的劳动分工。虽然学界普遍认为原始数据经过西方学者的加工进而加重了知识依赖，但也需要警惕潜意识反西方式的民族主义。第四，需要抛弃将“全球”定义为“国外”的倾向，把重点放在推动真正的学科全球化，这意味着突破不平衡的（总是偏向一方的）表层合作关系，推动更深层的全球合作，各地区学者协同致力于理论与方法的学科贡献。

在此基础上，Marwan M. Kraidy 教授提出“拓宽研究的想象力”这一倡导。认为创新概念对于一个学科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一些占主流的研究范式固然应当延续，但也需要跳脱出现有的研究范式，基于新的挑战如数字革命现状，尝试提出更宏大的学科问题。

澳洲昆士兰大学的Cindy Gallois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的Bernadette M. Watson教授和美国加州圣塔芭芭拉大学的Howard Giles教授关注群体传播研究。

群体传播（Intergroup communication，下文简称“IGC”） 关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与内在联结，常将族内冲突作为研究的中心焦点。作者归纳了当下四种主要的研究方式：第一，传播误解研究（Miscommunication），错误的沟通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部分，这是传播过程的必然特征而不仅仅是个案或偶发性的。第二，置于语境中的IGC研究（IGC in context），即在上下文的特殊语境中概括出规律和发现。第三，文化批判分析（Critical analysis of culture），IGC鼓励对基于文化的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如分析媒体报道偏见。第四，现实视角的IGC研究（IGC in the real world），尽管传播学始终致力于探索如何更好地沟通，但现实中沟通技巧在减少偏见或改善交流效果方面效果甚微。

基于此，作者也提出了当下群体传播面临的挑战。首先学科理论狭窄，尽管已有SIT、 CAT、 LIB等基础理论，但还需要扩大理论基础，产生新的见解和视角。其次，研究方法狭窄：当下IGC研究常常仅关注语言文本分析，然而音乐、舞蹈和建筑等元素都可以作为重要的传播符号研究。作者也强调文化始终是IGC的中心，需兼顾群体内自我（insider）与群体外他者（outsider）的两重的视角，未来也应将更多非西方的研究视角纳入IGC学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