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候，不喜欢一个文本，不完全是因为文本自身，而是它的定位与评价。
比如《文化苦旅》，我说过，如果它是一本旅游小册子，那真是挺好的。可惜它被其作者和许多读者定义为对中国文化的文字救赎，反映出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邃认知与伟大担当，就只能让人无语了。
《驴得水》也是一样，豆瓣评分8.3，2016年国产电影第一。各花入各眼，倒没啥关系。关键是几乎所有的好评里，焦点都会出现“知识分子”四个字。族繁不及备载，以下面这条最新的为例：
“它通过一个吃空晌（饷）的故事，为一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性表演揭幕……它既是对官僚欺上瞒下的揭露，也是搧向知识分子的一记响亮巴掌，它是如此有力，以至（致）有很多人感觉不适。”（梅雪风《这篇影评居然把中国电影看得这么透，我服气》，毒舌电影）
这部戏真是跟“知识分子”有关吗？
知识分子这个词源自西方，但在中国语境的使用中变得大异原趣，百度百科解释是这样的：
“知识分子，是指具备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以创造、阐发、传播或者运用知识为核心工作的脑力劳动者。工程师、技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的代表、医生、律师、艺术工作者、教师、科学工作者和大部分职员均属于知识分子。”
这就是把知识分子变成了一种职业的代称。可是这样一来，就很难与英文的Intellectual互译，这个词最早被译为“智识者”，这个译名比较准确，体现了两个特征：对人类知识的热爱与追求，即“智”，对所在社会的关注与思考，即“识”。所以百度百科也承认：
“今天我们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的涵义通常是指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理性精神的脑力劳动者。”
我们以此定义来返观《驴得水》。几位教师除了把手叠在一起高喊口号，连一个学生、一堂课都没有出现，观众从哪里看得出来“较高知识水平”的“智”？从哪里看得出来“独立思考能力和理性精神”的“识”？我们总不能因为他们自称要献身乡村教育事业，就认定他们是高尚有爱、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吧？总不能根据督学一句“知识分子有脾气，我喜欢”吧？
据说“养驴运水吃空饷”是《驴得水》导演周申听来的一个甘肃当代故事，却移到了民国。大家都说没问题，真的没问题？跟现在相比，民国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体制化还没那么严重，办学资质、教师聘用都远不如现在严格。当时有一些说法：比如说“教书匠”“学匠”，“吃学堂饭的”“吃教育饭的”，最直接的是“开学店的”。
文学作品里写到民国初等教育的知名篇章，我想得起来的：
鲁迅的《高老夫子》；
老舍的《老张的哲学》；
汪曾祺的《徙》《星期天》（《老鲁》因为涉及学校结构较长，不列）
按小说中描写的学堂年份，《徙》（1981）最早，民国初年的高邮，《高老夫子》是1924年，地方不详，《老张的哲学》差不多，大抵在“五四”后的三四年之间，在北京；《星期天》（1983）写的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上海。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大批智识者向东洋邻居寻求强国之道，“教育救国”渐成全国共识。一个高尚的目标成为共识，它导致的事业也会带上高尚的色彩，所以《老张的哲学》里的学务大人口口声声“教育乃慈善事业”。但是正如慈善亦可用于沽名敛财，教育一样可以变成开学店。
《徙》里所写的民国初年，科举废除之后，新式教师奇缺，教师门槛放得低之又低，读两年简易师范就可以上堂，高北溟中过秀才，师出名门，自然是小学教师里一股清流，其他人呢？
小学教师的品类也很杂。有正派的教师；也有头上涂着司丹康、脸上搽着雪花膏的纨绔子弟；戴着瓜皮秋帽、留着小胡子，琵琶襟坎肩的纽子挂着青天白日徽章，一说话不停地挤鼓眼的幕僚式人物。他们时常凑在一起谈牌经，评「花榜」，交换庸俗无聊的社会新闻，说猥亵下流的荤笑话……小学校的人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挺复杂。教员当中也有派别，为了一点小小私利，排挤倾轧，勾心斗角，飞短流长，造谣中伤。这些派别之间的明暗斗争，又与地方上的党政权势息息相关，且和省中当局遥相呼应。千丝万缕，变幻无常。
至于高老夫子高尔础，受聘于“贤良女校”任历史教员，只靠了一篇《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任教之目标，黄三一口道破“去看看女学生”。高尔础虽然矢口否认，但一上堂，能看见的就只有“半屋子都是眼睛，还有许多小巧的等边三角形，三角形中都生着两个鼻孔，这些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而深邃的海，闪烁地汪洋地正冲着他的眼光”。鲁迅是反对讽刺小说，作者把自己摘在外面的，所以他用了高尔础的主观视角，加上高尔础前所未有的注重仪表，其中的性心理不言而喻。
《老张的哲学》就有鲁迅不喜欢的“失之油滑”，但小说源自老舍自己的小学教员经历，写实程度要比《高老夫子》高出很多。老张当着“京师德胜汛公私官商小学堂”校长，而同时又开着杂货铺，“上自鸦片，下至葱蒜，一应俱全”。别人对他的称呼，有“先生”，也有“掌柜的”，还有“老爷”——他还是衙门里挂名的巡击。
这篇小说一开头，张校长就迎来了新任学务大人。这与《驴得水》的情节非常相似。不过领着学务大人的李五，是老张的盟兄。所以学务大人来的时间，“好说话”，都在老张的掌握之中。五十多个小学生，被张校长指挥得鸡飞狗跳。半个小时后，学务大人只留下了一点意见“讲台不能砌在西边”，因为“主妨克学生家长”，“教育乃慈善事业，怎么这样办呢？”
学务大人走了，老张还逼着学生分摊“给大人预备的茶水点心，给学生泡的小叶茶”。老张发起威来，倒是说出了“慈善事业”的实质：“不方便？当初就别送学生们来念书！要念书，又要省钱，作老师的怎那么天生的该饿死！不用费话，怕打的说个数目，身上发痒的，板子现成！”
这一场迎接学务大人，老张实实在在是赚到了：
“（学生分摊）一百四，加节礼三十，就是一百七。小三的爹还不送几斗谷子，够吃一两个月的。学务大人看今天的样子总算满意，一报上去奖金又是三十。一百七，加三十就是二百，——二百整！”
比起《驴得水》里只有督学、校方而无学生的空洞戏，《老张的哲学》才是一出民国初等教育的活报剧。从民初中国不到2%的识字率，要普及初等教育，谈何容易！而教育救国又几乎可算成国策，从政府到军阀都在鼓励，这其中各种怪现状，层出不穷，毫不出奇。就说这位学务大人，比《驴得水》里号称留洋又不懂英文的督学，那经历是丰富得太多了：
“教育讲习所”修业四月，参观昌平县教育，三等英美烟公司银质奖章，前十一师二十一团炮营见习生，北京自治研究会会员，北京青年会会员，署理京师北郊学务视察员，上海《消闲晚报》通信员。
军事、教育、娱乐新闻一把抓，够有能耐的。想知道当时这种教育文化官僚是怎么滥竽充数的，还可以看看穆儒丐的《1912》。清遗老抨击民国“做官无资格”，不是没有道理的。《围城》里三闾大学那位言必称“兄弟在英国的时候”的督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老张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倒是扶摇直上，忙不过来了，便公开招聘教员，来的人不少，连山东的都有，只是想要钱的，老张不肯付，“有的真热心服务不计较金钱，可是不忍心看学生们那样受罪，于是教了三天告辞回家”。不过这不影响老张靠了盟兄李五（就是那位带学务大人来的差役）当上师长，成为南方某省的教育总长。
《星期天》也建筑在汪曾祺自己在抗战后上海当中学教员的经验之上。校长赵宗浚“大学毕业后就从事教育事业。他为什么不在银行或海关找个事做，却来办这样一个中学，道理不知何在。想来是因为开一个学堂，进项不少，又不需要上班下班，一天工作八小时，守家在地，下了楼，几步就到他的小王国——校长办公室，下雨连伞都不用打；又不用受谁的管，每天可以享清福，安闲自在，乐在其中”。
重点在于“开一个学堂，进项不少”，这位校长虽说大夏大学毕业，但平时“很少看书”，只爱逛拍卖行、旧货店。“大概还经营一点五金电料生意”。教导主任沈裕藻，是沈校长的大学同学，“授课量相当于两个教员，所拿薪水也比两个教员还多”，他也“不大看书”，只看娱乐类的方块报和《蜀山剑侠传》。
这个学校最好玩的是只有两层楼的房间，“没有操场，也没有任何体育设备（除了那张乒乓球台子），却有一个体育教员。谢先生上体育课只有一种办法，把学生带出去，到霞飞路的几条车辆行人都较少的横马路上跑一圈。学生们很愿意上体育课，因为可以不在教室里坐着，回来还可以买一点甜咸‘支卜’、檀香橄榄、蜜饯嘉应子、苔菜小麻花，一路走，一路吃着，三三两两地走进学校的铁门。”这么简陋的学校，因为地点很好，学生还不少。
与民国相始终，基础教育里这样的“学店”在在皆是，几个人开一个学堂，自负盈亏，接受教育当局管理，但学堂性质，商业、教育兼而有之，商业成分更大。
《驴得水》里那样僻处西北的一个农村小学堂，却可以“吃空饷”，教师工资全由财政拨款，这种设定在当代很正常，但放在民国背景中，本身就很奇怪，村里集资办学倒是常见。
这样的故事，民国会不会发生？我不敢说完全不会。但至少是很不主流，鲜有听闻。问题是，《驴得水》是一出寓言式的戏剧，所以评者动辄艳称“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这里面一定有知识分子的事吗？老张、学务大人不也号称从事高尚的教育慈善事业吗？高老夫子不也以“振兴女学”为目标？赵宗浚和赵裕藻，虽不读书，你去问他们，他们难道不会大谈教育是救国的最佳道路吗？
这些人，是民国的“知识分子”吗？我想鲁迅、老舍、汪曾祺都不会同意。《星期天》充分说明，不是大学毕业，又在学校里教书的人，就叫知识分子。
《星期天》的结尾借赵宗浚的心思道出了对他们的批判：
他发现了她在沉重的生活负担下仍然完好的抒情气质，端庄的仪表下面隐藏着的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幸福的热情的、甚至有些野性的向往。他明明白白知道：他的追求是无望的。他第一次苦涩地感觉到：什么是庸俗。他本来可以是另外一种人，过另外一种生活，但是太晚了！他为自己的圆圆的下巴和柔软的、稍嫌肥厚的嘴唇感到羞耻。他觉得异常的疲乏。
《驴得水》里，并没有这样的自我启蒙与自我批判，整出戏有着空洞的“理想-现实冲突”背景，而推动戏剧发展的动力，无非是“掩盖一头吃空饷的驴”。谁都知道，这跟《钦差大臣》的内容极其相似，而果戈理笔下，冲突的双方，哪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堕落”？《钦差大臣》，谁又能说是“搧向知识分子的一记耳光”？
所以说《驴得水》与《蒋公的面子》是完全不同的指向，后者确实折射了知识分子在理论、权力与节操之间的纠结与苦恼，《驴得水》则是打着“知识分子牌”，说的不过是一家学店弄虚作假迎接检查的闹剧。这样的一出戏，被炒成“知识分子批判剧”，这样的锅知识分子能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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