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关注互联网金融的所有VC投资人，几乎都注意到了一个行业，就是“不良资产处置”。
零壹研究院报告显示，2015年国内不良资产整体规模可达3.5-5万亿元。随着经济形势下行，这个数字，还会以每年10%的速度上升。
虽是经济下行结下的苦果，但是这颗苦果，却形成了万亿级别市场。
在资本的加持下，几十家创新者涌入行业，试图用互联网，改造、甚至颠覆拥有千年历史的催收行业。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
经过两年的发展，回首看行业，却没有因为插上“互联网”的翅膀，而展翅高飞。
这里，依然是深不可测的江湖。
互联网在催收行业，被认为最有颠覆力量的，就是大数据的“信息修复”。
而所谓的“信息修复”，很多玩家却不是正规操作，只是黑产倒卖数据的“洗白”。
为了获取失联用户的数据，催收公司用爬虫软件，非法收集；甚至还会从黑市上，直接购买。
只需要400元，催收队就可以从黑客上买到用户的电话号码、姓名、身份证号——只要支付1000元，就可以获得用户的实时定位。
这在行业内，似乎也在变成“公开秘密”。
“我们有一些电商数据，催收公司来谈合作，就直接说，希望只对接这类信息，包括电话号码、联系人、收货地址等”，某大数据公司CEO张望称，他们对这样的合作者，都拒绝接触。
“这和直接贩卖用户数据，毫无区别”，张望称，而很多所谓的“大数据”公司，就在做着这样的暴利生意。
促成暴力催收最直接的原因，是“高额返佣”，互联网玩家们，似乎也没有重塑这条催收价值体系。
“目前催收行业的绩效方式，完全与催收员能催回来多少挂钩”，ZRobot的CEO乔杨称。
比如，一些外包的单子，要回来多少钱，催收公司就可从中直接提成多至50%。
当利益成为最大的驱动力时，行业就可能失控。
“明明是客户逾期了，却给客户爸妈、亲戚朋友打电话，让他身边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欠钱，闹得鸡飞狗跳”，快催收的创始人王晓婷认为，“这是国内电催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电催阶段，言语威胁，甚至使用“呼死你”软件，在行业内都不算新闻。
而上门催收，则更容易引发肢体冲突等暴力催收行为。
尽管行业尽了全力，但发展两年的互联网+不良资产行业，却没有上交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目前，互金平台的做法是，自建一个电催团队，M1，M2阶段的自己催收，M3之后的外包出去。
某消费金融公司的负责人宁宇透露，“消费金融的催回率很低，M3之后的还款率只有千一左右”。
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银行信用卡其M3后的催回率有30%，是互金的300倍。
宁宇也曾对接一家互联网催收公司，但“千万级的单子，一毛也没回来”。
王晓婷对于外包催收团队也有顾虑：“现在外包催收团队，就等于是一个黑匣子，他怎么操作、什么流程，我们完全不知道”。
目前，催收行业的暴力行为，依然屡禁不止：金融公司和催收平台相互不信任；催收员和逾期人形同死敌。
“阳光催收”、“绿色催收”的声音，在利益面前，细若蚊音。
一个离钱如此近的行业，如何保持底线和原则？一个千年行业的顽疾，想一夕蜕变，又谈何容易？
除非，重构价值链。
如果不以催回金额直接考核，那该如何提高催收员的效率？
“完全可以依靠技术”，王晓婷称，“催收不是灰色领域，只是被大家做成了灰色”。
王晓婷认为，可以把“电催”作为行业的切入点，因为“国内大约80%的回款是通过电催达成的”。
“谁说催收就无法标准化？在电催阶段，具有极大的可能性”，王晓婷搭建一个300人的催收团队，试图在3个月内，将“电催”的标准化完成。
她举一个例子，针对M1和M3阶段的电话催收，在通话语气、频次上就有差异，这些话术、流程的区别，都可以总结归纳，形成统一标准。
再进一步，一个催收员的8个小时工作时间如何分配，也可以做到标准化。“催收员每天什么时候打电话、一个电话打多少次，什么时间上厕所、什么时间吃饭，这些要求可以规定得很细致”。
王晓婷称，一个好的“模型”，是多维度的，可以囊括催收员工作时间的通讯次数、电话接通的次数、是否拿到回款承诺等等。
而催收流程标准化后，需要的是长时间积累，最终酿造成一个个“催收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