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與治史》自序

我在這套小書的總序裏已經談到，讀書是沒有什麼奇妙的方法可談的，具體到讀史，再延伸到治史，也是這樣。這本《讀史與治史》裏雖然有些篇目從題目上看好像是講讀史、治史的方法，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方法論”意義，衹是一些很工具性、很技術性的個人體會而已。

關於這種工具性、技術性的“方法論”意義，我想舉述《〈史記〉的體例與歷史研究——以〈六國年表〉爲例》這篇文章來稍微做一下說明。

很多年輕的朋友，在剛剛邁進歷史學研究領域的時候，很迫切地希望能夠迅速習得治史良方；更有很多功成名遂的史學家們，競相爲後生小子指引治學的門徑。

對於能不能這麼輕而易舉地找到終南捷徑，我一直是持否定態度的。儘管我從不排斥借鑑其他人文學科、某些社會學科乃至自然學科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也自可偏重採用這些方法來解析歷史問題，但這些都不應該是治學者在初始階段所應過分追求的。

路要一步步走，飯要一口口吃。在我看來，走歷史研究這條路，第一步還是要先邁向書山，走上書山；第一口飯，還是要品味史料，辨析史料。

人生在世，有追求當然是好事，而且絕大多數人也都確實是有所追求的。不過登高自卑，致遠由邇，無卑近何以至高遠，所謂“欲速則不達”，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不管你有千條妙計，萬種玄理，或是深不可測的“問題意識”，但在研究歷史問題時，史料基礎要是差得太多，或是研究過程中在史料的甄別辨析上存在致命的缺陷，你就很難站得住腳。看起來再美的景象，也衹能是海市蜃樓。我這樣講的道理是什麼？道理就是朱熹講的那句話：“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三《答胡季隨大時》）

在《〈史記〉的體例與歷史研究——以〈六國年表〉爲例》這篇文章中，我重點闡述一個看起來似乎很簡單、但我在研究實踐中卻感到十分重要的工具性、技術性“方法”——這就是注意認識古書的“通例”。

很多朋友都知道，余嘉錫先生有一本非常有名、也可以說是非常經典的著述，書名就叫《古書通例》。余先生在這本書裏講的，是中國早期典籍外在形態和內部構成等方面的一些共同特徵。我在這裏講的這個“通例”，同他那本書有所不同，主要是講一部書在記述某些史事時的基本體例。

那麼，這個“通例”重要在哪裏呢？一部古書，和我們每一個人一樣，它是有自己的生命的，文字與文字之間是有血脈相連的。這就意味着我們在利用古書做史料的時候，一定要先讀懂古書敘事的“通例”，然後纔能真正搞懂書上的文字究竟講的是什麼意思。不然的話，看到古書上的隻言片語合自己的意，活喇喇地切割下來就用，有時就會違背書中固有的意思。談到這一點，我經常引述清朝學者錢大昕講的一句話，來爲自己張目，這就是“讀古人書，須識其義例”。錢大昕說的這個“義例”，也就是我講的“通例”。先弄懂這個“通例”，纔能看明白古書中的“事物言語”。

我在這篇文稿裏舉述的具體事例，是田餘慶先生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說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儘管學術界對田餘慶先生這篇論文評價極高，但按照我的看法，他的基本結論和論證過程都存在嚴重瑕疵，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往往先入爲主而未能顧及史書所固有的“通例”，從而造成對史料的誤讀誤解。蓋房子最重要的工序是築好最底下那外行人根本看不見的地基，而不是地面上華彩的外立面。史料是治史者論證的基礎，這基礎一晃動，建立在上面的亭臺樓閣，自然會隨之倒塌。

同樣性質的問題，可以再舉一個例子。

我認爲，中國古代應用於現實生活中的年號紀年制度，是肇始於漢武帝太初元年，此前漢武帝從“建元”到“元封”這一系列年號俱屬事後追加。拙著《建元與改元》中的第一篇《重談中國古代以年號紀年的啓用時間》，講的就是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