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事命篇，不为常例”
——《史记·大宛列传》探微
马小娟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2期】
《大宛列传》是《史记》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历代不少学人，从各种角度出发，对其有关问题多有探讨与研究。对本传命名、位置、性质等也有过附带性评述，但专门性探讨，就笔者所见则没有。本文试以司马迁作《大宛列传》“宗旨”阐释为基点，对本传命名、位置及性质等这几个密切相关的体例问题作出探讨。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言及《大宛列传》时，开宗明义道：“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史记·大宛列传》正是据此纲领性的“宗旨”而尽可能地展开了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历史画卷。本传主要通过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西域之道，及后来李广利伐大宛这两个核心事件的撰写，叙述了当时西汉、西域及匈奴三者，特别是前两者关系的发展演进历程;同时，藉张骞在西域的所见所闻，也略述了当时汉视野中西域诸国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人文掌故等情况。这里“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之语无疑是指出本传在《史记》七十列传中的位置与命名。而此传的命名与位置，可说引起了千年的聚讼。无论古代，还是今天，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大宛列传》实为张骞李广利合传。在某种意义上，班固就是其中一员，因此在《汉书》中主要据此传内容专门设有《张骞李广利传》。既然如此，那么司马迁为何不将其命名为“张骞李广利传”呢？这是其一。其二，也有一些学人认为此传与《史记》其他民族传不同，是《史记》唯一一篇外国传。其三，还有人认为此传与《史记》其他民族传一样是民族传。针对这三种认识，兹略作一个定位性考察与分析。
上文提到《太史公自序》言及《大宛列传》“宗旨”时曰：“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从整句来看，其核心是赞扬了张骞“凿空”之功。张骞“凿空”不仅意味着开通西域之道，其本意也在于强调西汉与西域诸国互通使节始自张骞的两次西使，正因为先有前者之迹，才有后来的“使者相望于道”。但退一步来说，张骞“凿空”虽是核心之事，却又不是当时汉与西域关系内容的全部。换言之，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只能隶属于后者。“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此句比之“张骞凿空”更具有涵盖性与包容性。这应当说是《自序》中言“作《大宛列传》”时，而没有直呼张骞其人或其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进一步来说，以“大宛”命名此传，最根本的则是缘于《史记》“因事命篇”的撰述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合成因素，换言之，也是传之命名原因所在。
第一，张骞首到西域之国就是大宛，所以本传开篇即言“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后序中又言张骞去月氏“经匈奴，匈奴得之……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从这段文字可看出，张骞是先抵大宛，后达大夏，才见到了当时的大月氏王的。因而，大宛可视作是汉官方首次通西域之起点。
第二，如上文所引，本传首次言及欲观汉、想通商的就是大宛，而它又与通大夏有关，且是西极远蛮之一。这与前引“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之语相照应。与汉互通使节的大宛是当时西域“大”国”。传载“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馀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鰛、于窴。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又如“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从这些行文可知，大宛的经济、军事地位，以及在西汉、匈奴、西域诸国地理关系中
的位置都相当重要。这些都是用其命名的潜在原因之一。
第三，无可否认，最重要，最关键的原因应当是，缘于本传所载的一个核心事件“大宛之役”。此役既是通大夏的举措之一，又是汉武帝时震动全汉的一件大事。汉首次伐宛失败后，又进而举行了再次伐宛之事，规模之大远甚于第一次。《传》言：天子“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馀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馀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馀校尉……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粮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在汉武帝时所发动的众多战役规模，恐怕也是鲜少能与之相比拟的。汉武帝为此战劳师动众，几乎到了穷兵黩武的地步。它既是汉武帝征四夷重要战役之一，又是当时汉针对西域最大规模的一次动武。更重要的是，此战乃为当时汉与西域关系最大的转折点，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有史以来到汉武帝时，特别是西域官方与中原王朝关系最大的转折点，在民族关系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在此役前，张骞凿空，西域诸国与汉之关系，性质相对单纯。但此役后，二者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传》载，西域诸国纷纷遣侍子入汉见天子，皆外臣属于汉，“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等。这些政治、经济措施表明二者已从以前较单纯的关系，基本上转到了君臣关系。客观地说，是汉（或者说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中央政权经营西域的开端，汉与西域的关系由此逐渐成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民族关系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更紧密了。因此，就大宛之役而言，司马迁不管对其本身如何看待，但作为当事人，他是清楚地看到了此役对当时汉朝人的震撼及其影响，包括之后西汉与西域关系的转折性。正因此，《史记》中有多篇史文都提到了此战，其中《匈奴列传》云：“是岁，汉使贰师将军广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将军敖筑受降城”。《万石张叔列传》言：“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封禅书》曰：“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天官书》说：“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摇：此其荦荦大者”。《龟策列传》云：“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乐书》言：“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天子）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於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等等。除此，其他篇章也有相应记载，这些虽然都是《史记》“互见”之法的具体体现，然也足见大宛之役地位之重。
因此，从张骞西使首抵大宛到大宛之役结束本传，再综上具体原因的探讨，司马迁命之为“大宛列传”也就不足为奇。此命名不仅抓住了本传的两个核心事件——张骞西使、大宛之役，同时也显示了司马迁独特的历史视角与见解，更重要的是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对此传“因事命篇”的原则。这些都足以证明司马迁对本传命名的准确恰当。
若说司马迁对本传命名集中体现了《史记》“因事命篇”之理，那么与此相关的传之位置与性质则突出反映了其“不为常例”原则。《大宛列传》位于《儒林列传》、《酷吏列传》之后，《游侠列传》、《佞幸列传》之前，就此看，该传可以算作是有关经营西域的汉朝人物合传；但另一方面，从其名称看又是与汉有关的地域民族传。显而易见，从传之位置与命名，说明它具有双重性质。之所以不称之为“张骞李广利传”，是因为如上文所论，此二人之事并不能涵盖《大宛列传》本身所蕴含的全部内容与意义，只是二人生平一些大事都与西域有关。那么，此种位置与命名意义双关也就不难理解。这正是章学诚赞《史记》“体圆用神”、“不为常例”变通性特点的一大反映，即思想、内容与体例巧妙配合之显示。从传中先“文”后“武”的历史内容看，即照应了前之《儒林列传》与《酷吏列传》所蕴涵的意义；从传前后人物精神风貌描述来看，又照应了后之《游侠列传》与《佞幸列传》的精神实质。《大宛列传》前半部分，通过描述张骞西域之行，刻画出张骞这一个和平使者的形象。司马迁称赞其“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诚信也）於外国，外国由此信之”。这与《自序》中所言“救人于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的人物精神品德相呼应。《大宛列传》后半部分叙事时，又刻意揭露了那些唯利是图及意在挑拨是非与兵戈的妄言小人：
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使者争遍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於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及“汉使者往既多，其少从率多进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於是天子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彊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天子已尝使浞野侯攻楼兰，以七百骑先至，虏其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
由以上行文可知，汉武帝对西域的几次动武，基本上首先都是由这些妄言小人挑起的。这些妄言之徒与《自序》中“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之《传》中的人物面目几乎如出一辙，由此不难理解司马迁将本传设在这四传之间的原因。
为给本传一个较明确的性质定位，同时也为使前面提到的问题能有更进一步认识，现在再探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大宛列传》为什么会将有关西域的重要人物志与民族及民族关系史合二为一。《史记》所记其他民族史与其相关的重要人物事迹都是分成两或三传来述，这与后世“西域传”与之相关的人物传分开来述形式基本一致，只是位置设置稍异。后两者与前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仔细对比这些传内的历史断限与内容多寡，就比较容易明白其中的原因。史书所载内容是客观历史的反映，那么客观历史必然决定着史书的内容。就客观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真正与西域官方正式交往始于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而真正开始经营西域则始于大宛之役后。《大宛列传》以这两件事为始末，所载有关西域历史内容及时间断限，也只涉及到汉武帝时司马迁生前其中的几十年历史，比之当时汉地中原与其他民族地区交往及其经营，在广度、深度、时间长短，还有认识了解程度和所获资料多寡上都是不能相匹配的，或者说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当然是地域远近及历史发展种种客观原因造成的。故司马迁将有限的有关西域人物及事迹和当时就其所获相关的西域资料内容合二为一传，这也是客观历史决定的体现。正如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中言：汉武帝开疆辟土，比之其周边地区，西域三十六国是秦时所未尝闻也。那么《史记》其他民族传与相关人物志分传记载，及后世正史“西域传”与相关人物史分传撰述，其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即众多而丰富的历史内容不可能都庞杂地“拥挤”在同一传里。这同样是客观历史决定的，且又是客观历史内容的反映，更是他《史记》“不为常例”之体现。
就此，若要真正为此传定性分析，只能选择一种性质，那么还是将其定为民族传较合适。因为本传所涉张骞、李广利及其他人都只将他们与西域有关事载入传中，而有关他们其他之事则一概不录。正如《史记》其他篇章在提及大宛之事时，基本上都是与“事征四夷”相行而叙的，也即等量齐观的，如“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及“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再者，如前所提，针对有人将本传定为外国传来说，大宛之役前内容可作此说，但其后西域诸国既成“外臣”就不能这样说了。诚然，无论是外国还是外臣，此传所载都是与汉有关的当时西域少数民族的事。就此认为将其定为民族传也是最合适的。特别是本传有关西域人文的诸多描述更能说明这一点。
综上所述可知，《大宛列传》反映了司马迁《史记》“体圆用神”——“因事命篇，不为常例”的原则，这在《传》的命名、位置、性质等都有着具体的展现。同时这一原则，对于人们加深对《史记》有关问题的理解，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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