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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至道学宫  · 公众号  ·  · 2019-08-07 16:13

正文

文丨白云先生


第一个转折点: 鸦片战争,中央帝国世界体系的终结


香港的历史,是最近两百年世界历史的一个缩影。 香港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香港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两个文明间的问题,是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问题。 也就是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香港问题,而只有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间的问题, 和中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问题。中国和西方,两个世界体系的关系,现阶段,又主要表现为中美关系。


根据中国和西方,两者之间的强弱对比的变化,最近几百年的历史,出现了五个分水岭。恰好,在这五个历史转折期,香港都刚好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因此,我们理解了香港,也就理解了最近几百年的世界历史。也就理解了未来几百年,世界历史的新趋势新潮流和新格局,以及,也就理解了人类命运,未来几百年的命运。


这五个历史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鸦片战争。第二个转折点,是新中国的成立。第三个转折点,是改革开放。第四个转折点,是香港的回归。第五个转折点,是中国的复兴,与新世界体系的开始。


我们先看来鸦片战争。关于鸦片战争,书上通常都是这么写的,说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始,是西方带领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这些说法都不对,而且也都比较肤浅。


为什么要打鸦片战争呢?鸦片战争,其实就是贸易战。贸易战打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中国的白银流出去,因为中国的顺差太多,积累的白银比较多,英国的逆差比较多,白银都流入了中国。为了让贸易继续进行下去,英国就需要让中国多买英国的商品,要么就通过其他的手段,让中国的白银外流,美其名曰贸易再平衡。可以说,贸易战本质上都是金融战。关于中国和西方之间,围绕着白银资本所进行的三百年金融战争,本文不做展开,后面会单独讲。


两个国家之间做生意,一个国家的钱被另一个国家赚光了,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要想让生意继续维持下去,只有下面的几个办法。一个是英国生产中国人需要的商品,把被中国赚走的钱再赚回去。这条路行不通,因为中国人对英国生产的几乎所有商品都没有兴趣。第二是能够发现源源不断的白银,给中国做纯粹的货币供应商,拿白银换茶叶,再把茶叶运回到英国赚大钱,这条路也行不通。因为中国生产的茶叶,天种天收,每年都有固定的产出。而白银的储量则是固定的,不可能每年增长一倍。当白银产出的增长到了极限,逼近了可开采量,出口白银这个生意就难以为继了。


第三个方法,就是贩毒,也就是买卖鸦片。当白银的输出,不能再继续增长的时候,英国人用出口鸦片给中国,代替出口白银给中国,这里面,鸦片即具有商品属性,也具有货币属性。为什么中国的一些商行,比如广州十三行,它们那么喜欢鸦片?因为他们是靠国际贸易为生的,英国人的银子没有了,这些商人也就失去了财源。有了鸦片之后,整个贸易链又被激活了。所以,他们也是鸦片贸易的既得利益者。第四个方法,则是通过战争手段把被中国赚光的白银再搬走。然后贸易就能继续下去了。


英国人通过鸦片贸易和战争的手段,终于获得了他们所梦寐以求的贸易再平衡。留给中国的,是国家财富被席卷一空,和一连串耻辱的军事失败。


而鸦片战争带来的军事失败,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因为它宣告,自古以来由中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瓦解了。之前的建奴,虽然他们也是蛮夷,但是他们是明朝世界体系的继承者,并没有推翻这套世界体系。而随着鸦片战争的成功,西方人则直接推翻了中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就是建立在朝贡体系之上的全球化体系。鉴于篇幅有限,关于朝贡贸易,这里也不做展开,等后面我们单独讲。简单的来说,朝贡贸易,就是由中央帝国所控制的全球贸易。


在这之前,外国人来和中国做生意,我们根本不认为那是国际贸易,而是认为蛮夷又来进贡了。他们的货船,我们中国人称之为贡船,他们出口过来的商品,我们称之为贡品。他们的船员,我们称之为贡使。而且,外国人过来做生意,还不能和中国人居住在一起,因为中国人高贵,他们下贱。所以就给他们单独找个地方住,叫做番坊。


明朝时期,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来中国朝贡,很多时候他们是被中国人押解到北京,一路上都被人当作乞丐和猴子一样嘲笑,还被中国人蔑称为红毛鬼,红毛夷国。更可怕的是,中国说海禁就海禁,说闭关就闭关,有时候根本不想和这些红夷做生意。就好比我们不会和动物园里面的一群猴做生意一样。然而,就这么一群被中国人极尽蔑视的人,在鸦片战争之后,这些来自蛮荒之地的化外之民,贫穷而又可怜的西方人,从中国人口中的红夷,红毛鬼子,摇身一变,变成了列强。而中国,则由西方人眼中的天堂和天国,跌落成了东亚病夫。


敲黑板一次。西方基督教中所讲的天堂,最开始并不是指一种幻想的,不存在的彼岸世界,而是指现实中的中国。他们宣称的彼岸,并不是从生到死的彼岸,而是指跨过海洋,抵达中国。只是随着中国形象的一落千丈,人们就逐渐忘了这件事了。


那个自古以来的,拥有古老而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治下的世界体系,被西方人摧毁了。随之而来的,是西方人被中国文化全面启蒙,从猴子,变成了有文明的人,西方人终于进入了文明史。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是西方进入文明史的标志事件,而不是中国进入近代史的标志事件。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没有中断过,我们只是进入了一段时间的衰弱周期,而不是说我们之前的历史都不是历史,都是不足为道的历史。更不能说,我们中国的历史形态要让西方人来定,怎么解释我们的历史,都要西方说了算。


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香港被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满清和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双方签署《南京条约》。这个条约瓦解了朝贡体系。因为在朝贡体系中,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只能是上下级的宗藩关系,而不是平等的关系。而《南京条约》,不仅把英国抬高到了和中国平等的级别上,而且中国还要割地赔款给它。


一边是朝贡体系的终结,一边是由海盗主导的另一个世界体系的开始。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开始了。这个世界体系的天职就是,征服全世界,殖民全世界,掠夺全世界。


第二个历史转折点: 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开始新周期


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就进入了人头翻滚的百年风云时期。这段历史时期中,无数的志士仁人,想的就是怎么救亡图存。而由西方所主导的这个世界体系,他们所想的,就是怎么彻底殖民中国,把中国变成印度那样的国家。


一方面,殖民中国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第二,他们对之前的朝贡体系,可谓是深恶痛绝。有句话说,资本来到世界,每一分钱都带着血和肮脏。类似的,西方人在朝贡体系中,他们赚到的每一分钱,都带着屈辱和可怜。所以他们拼了命,也要把中国彻底杀死。它们一次次的侵略我们,就是想彻底灭亡我们的国家,灭亡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文化。


这种西方无法彻底杀死中国,中国也无法完全摆脱西方人的殖民的状态,史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宣告西方红夷,试图彻底杀死中国的企图破产了。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国家,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就如同一棵在冬天枯萎的树,到了春天又重新发芽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进入了新的生命周期,她要枝繁叶茂,长成参天大树。历史上经常是这样,经过上百年或者几百年的大乱世,中国就能进入一个稳定的,国祚起码能维持两三百年的景气王朝。这个神秘的力量,被古人称之为气数。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香港最开始是给英国商人堆放鸦片的地方。到了日本全面侵华时期,很多西方在华势力,退到了香港。给洋人做买办的,一些官僚和地主和知识分子们,这些精英也逃到香港避难。香港开始慢慢的繁荣了起来。后来解放了,大批国民党精英,就逃到了香港。英美等西方殖民者,在解放后失去了原来的租界,于是他们就选择在香港作为他们的据点。这是香港的第二波人口大增长,和经济大繁荣。自此,香港从小渔村,开始变成了一个大城市。


随着国民党的失败,原本的世界性金融中心上海没落了。香港取而代之,成为了新的金融中心。


因为西方不愿意看到新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大国家,甚至再次主导世界秩序。这会让他们想起以前他们和中国通商的恶梦。所以,他们拼命的想扼杀新中国。两个文明再次碰撞,发生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对香港来说成了一次新的历史机遇。贸易的繁荣和金融的繁荣,让香港再上一个台阶。


朝鲜战争打完之后,西方人开始封锁中国。在被封锁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一个和世界通商的渠道。香港再次被历史选中了,成了中国和西方进行间接贸易的贸易中转站。很长时期以来,这就是香港最大的发展红利。


新中国的成立,使香港第二次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


第三个转折点: 改革开放,中国融入西方世界体系


西方人打不死我们,也封锁不死我们,更饿不死我们。我们还反而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了。对于这样的一个中国,这时候西方就要转变思维,从过去的对抗转向对话。


而且,中苏交恶之后,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又给中美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历史契机。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开始接近,结束对抗,走向对话。一直到尼克松访华,和后来的中美建交。


中美建交后,中国宣布改革开放。这对中国和西方而言,意味着是中国融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期,香港又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中国改革开放,要在西方的世界体系下,和西方做生意,和西方竞争。这种融入,是分阶段的试探性的渐进的融入。所以才有了一系列的特区。香港在这时候,他的定位从之前的中转贸易港口,变成了外资输入内地的跳板。


改革开放,港资是第一批进内地的。我们的深圳特区,发展的最好,设在香港旁边,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和西方的交流,不能是无边界的无条件的。既然设了边界和条件,很多事就不太容易做。这就需要在香港,做一些双向的过滤和转换操作,让中国和外国之间的生意,两头都能做得起来。这就是香港的新机遇和新定位。


可以说,香港是历史的宠儿。因为它得到的机遇太多了,每次重大的历史转型期,他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那只鸭子,而且每次都游到最前面。


西方在香港,打造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样板,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进行了战略性的恶意诱导。比如土地财政,比如地产金融,这些都是西方资本在香港布的一个局,然后引中国上套,对中国输出成套的金融奴隶制方案。然后再对中国进行金融掠夺。


作为游在最前面的小鸭子,这套金融奴隶制割韭菜模式,也是从香港最先开始割的。这是西方人强加给香港的历史任务,也是香港同胞的不幸。同时也说明,香港的命运,只能任历史摆布,它没有自己的选择,只有被历史选择,被背后的那双手选中,完成给定的命题作业。


随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越来越深入,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也越来越深,而且还取得了一些成就。这对西方人看来,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从对话升级到了承认。这给后来的香港回归,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


终于,香港就要回归祖国了。


第四个转折点: 香港回归,两个世界体系对话的新局面


香港的回归,宣告中国和西方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进入了新的局面。这个时期,西方想完全支配中国,是不现实的。中国想自成体系,也是不现实的。怎么办呢?两个体系之间,就完成了一次妥协,那就是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主权和治权的分离,香港的主权归中国,治权依然归西方。香港的治权,又尤其表现为司法权方面。香港的大法官,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外国人对香港的治权,由此可见一斑。


那为什么当时我们不同时收回治权呢?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和西方分庭抗礼,能够自成体系。如果要拿回治权的话,就意味着把鸦片战争反过来来一次,先推翻西方的世界体系。


也就是说,那时候我们还不具备在军事上打败西方的绝对把握。所以就选中了一个权宜之计,用主权和治权的分离,把治权让渡给西方,换西方对中国的继续接纳,也表达中国对西方体系的依然认同。


这时候的香港,是迷茫的香港,是意识形态撕裂的香港,是精神分裂的香港。也是经济形态扭曲的香港。一个城市,有两个主人,那到底应该听谁的呢?这就会做出很多充满矛盾的做法。比如要修大桥,有的香港人同意,而认同外国人的那些香港人就不同意,修个大桥都修不好。


大陆全面开放之后,资本进入大陆,不需要再通过香港。香港之前作为外资投资大陆中转站的优势,就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怎么在这个时期,给香港重新定位,这是一个大问题。


特首董建华给香港的定位是,发展高科技,把香港做成数码港。后来这个宏伟的计划,怎么没有顺利施行呢?因为另一个声音说,虽然港人治港,但是实际上是香港的寡头在治港。而香港的寡头背后,又站着西方人,主要是美国人。西方人担心香港在经济上有了自主性,强大了起来,摆脱了对西方的依附,推倒了香港这个原教旨自由主义的样板房,以后还怎么割韭菜呢?推倒了这个金融战前线阵地,以后热钱还怎么方便进出呢?所以,他们不允许香港有新的定位和新的发展。更不允许香港脱离他们的控制。这些西方殖民者,他们随时随地的都在准备着,收紧套在香港脖子上的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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