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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府仕途高歌猛进的显庆元年（656），《旧唐书·李义府传》如此记载：
有洛州妇人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义府闻其姿色，嘱大理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妇，特为雪其罪。卿段宝玄疑其故，遽以状闻，诏令按其事，正义惶惧自缢而死。侍御史王义方廷奏义府犯状，因言其初容貌为刘洎、马周所幸，由此得进，言词猥亵。帝怒，出义方为莱州司户，而不问义府奸滥之罪。
此案，由李义府贪色引起，甚至致使大理丞毕正义之死。毕正义协助李义府犯罪，为犯人淳于氏免罪，以便于李义府可以纳淳于氏为妾。这里，李义府纳妾是否是毕正义枉法的直接原因很重要。若是，那么李义府有罪。若不是，则李义府为不知情，可以无罪。而关键是毕正义，但毕正义已死，李义府可以坚称不知情，他人大约无法继续追究。不过，如果证明毕正义之死与李义府有关，也可以证明李义府有罪。但是关于毕正义之死，《旧唐书·李义府传》写作“正义惶惧自缢而死”，可以看作与李义府无关。但是《新唐书·李义府传》写作：“义府且穷，逼正义缢狱中以绝始谋”。而《资治通鉴》写作：“义府恐事泄，逼正义自缢于狱中。”可见，《新唐书》与《通鉴》的意见一致，与《旧唐书》的说法不同，认为是李义府逼迫毕正义自杀。
电视剧《武则天秘史》中的李义府
究竟李义府与毕正义之死到底有没有关系，从侍御史王义方对李义府的弹劾中似乎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通鉴》所引王义方的奏词为：“义府于辇毂之下，擅杀六品寺丞；就云正义自杀，亦由畏义府威，杀身以灭口。如此，则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渐不可长，请更加勘当！”王义方的弹劾文认为，不管毕正义的死是否是李义府所为，即便是自杀，也是因为害怕李义府而自杀灭口的。所以，对于案情的关键，王义方并无实据，仅仅是推测与李义府有关，然后再推导出大臣夺得了只有皇帝才有的生杀大权。王义方的勇气在于明知道皇帝庇护李义府，依然大义凛然弹劾他，但没有抓住关键证据才是问题所在。此案审问的人是给事中刘仁轨，大概也是因为毕正义一死无法继续下去，没有证据说明刘仁轨也会有意偏向李义府。
王义方一方面没有关键证据，同时对于李义府又采取人身攻击，言辞污秽，当场激怒皇帝，所以不仅李义府一方纹丝未动，他自己反而被贬官外地。《新唐书·李义府传》记载“义方极陈其恶，帝阴德义府，故贷不问，为抑义方，逐之”。《通鉴》记为“上释义府不问，而谓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莱州司户”。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王义方在刘仁轨等人审讯没有结果之后，决心弹劾李义府，其实是对李义府的一次全面攻击，甚至把李义府最初步入官场也是因为容貌献身的话都说了出来。明确说出李义府进入官场是利用了个人的容貌，委身马周、刘洎以取发展，这就是“毁辱大臣，言辞不逊”的来源。
根据李义府后来的为人，毕正义的案件李义府完全可能有罪，但是因为毕正义自杀，证据链条中断，缺乏证据证明李义府犯罪。王义方的弹劾虽然勇气可嘉，但是人身攻击太过，让李义府这个十分可能的罪犯反而成为受害一方。唐高宗当然有庇护李义府的动机，毕竟李义府在刚刚的废王立武斗争中立有大功，皇帝不能不施加保护，而王义方的言辞确实让唐高宗能够找到理由保护李义府。
显庆元年的这次案件，让李义府有惊无险。不过，是否因此李义府更加忘乎所以，更加肆无忌惮了呢？很有可能。此后李义府贪赃枉法、倾动朝野的记载很多，而高宗则是一直保持容忍，在他人看来，正是严格意义的庇护。
唐高宗画像
显庆三年（658），李义府的仕途遭遇第一次重大挫折，被高宗罢相，贬为普州刺史。历史书记载到，人们对此欢声鼓舞，拍手称快。事情的起因，并不是李义府的贪腐，而是他与另外一个宰相的争权斗争。
杜正伦是原来太子李承乾的东宫官员，在李承乾被废之后，他也被罢官。高宗重新重用他，让他与李义府同时担任中书令，即中书省的长官。没有想到，两个宰相，很快就变成水火不容。李义府认为自己是皇上的功臣，理应掌握更大的权力。杜正伦认为自己政治资格更老，李义府作为后辈应该尊重前辈。于是，相互不服，然后展开斗争。两人在皇帝面前互相揭短，也纷纷派人打探对方的隐私。高宗以为大臣不能团结，“两责之”，同事免相，杜正伦为横州刺史，李义府为普州刺史。谁会想到，李义府贬官不足一年，到了显庆四年八月，唐高宗“复召义府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自余官封如故”。李义府没有任何损失，九个月又官复原职，重新回到长安执掌朝纲。而杜正伦被贬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高宗就是李义府的靠山，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从李义府的角度看，皇帝对自己如此优容，是否应该更谨慎呢？我们从后来的情况看，李义府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如同所有的腐败分子一样，李义府坚信自己的靠山是牢固的。
李义府与所有的腐败分子一样，首先是贪赃。他主管选官，上下其手，大捞特捞。史书记载说李义府十分嚣张，百官都害怕他，知道他犯法，也没有人敢向皇帝汇报。但是，同时又记载到，皇帝知道很多李义府的事，有一次从容地跟李义府说：“闻卿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我亦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诫勖，勿令如此。”面对皇帝知情，李义府不是立刻承认错误，而是认为有人背后捣自己的乱，甚至追问皇帝是谁说的。皇帝说如果我说的对，你何必要问谁说的呢。据说李义府很傲慢，“殊不引咎，缓步而去，上亦优容之”。这是《旧唐书·李义府传》的记载，《新唐书》李义府本传记载相似，但最后唐高宗的态度不是优容而是“帝由是不悦”。比较而言，《新唐书》的观点更可取。也正是因为如此，李义府才会身陷后来的泥潭。
李义府知道皇帝不高兴了，似乎也没有什么好方法。正在这时，妖人杜元纪及时出现，对李义府说看了你的住宅，发现有很浓的牢狱气息。那怎么办？李义府当然万分着急。杜说：需要两千万钱压胜。李义府于是加紧聚敛金钱。又逢李义府母亲去世，李义府放了孝假，在家守孝。凌晨的时候，杜与李义府出城到郊外，观看星象，连守孝的礼节都废了。与妖人往来，观看星象，在当时都是严重的犯法行为，结果李义府被人告发了。
李义府到底怎样敛财，比如有长孙无忌孙子长孙延的故事，《旧唐书》记载到：“义府又遣其子右司议郎津召长孙无忌之孙延，谓曰：‘相为得一官，数日诏书当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监，乃取延钱七百贯。”李义府案件爆发后，皇帝让刘祥道主持审判，令司空李勣监督。结果，事实俱在，法庭结论清楚明白：李义府有罪。
就这样，在李义府重回朝廷当宰相四年之后，龙朔三年（663）四月五日，李义府被宣布有罪，流放嶲州。在唐朝，这是仅次于死刑的司法处罚。李义府的儿子女婿，因为参与他的贪赃行动，最后和他一起发配恶地。李义府流放巂州，儿子李洽、李洋和女婿柳元贞流放廷州，另一儿子刘津流放振州。“三子及婿尤凶肆，既败，人以为诛‘四凶’。”
乾封元年（666），唐高宗完成了一个重大典礼活动，即封禅泰山。这是一种向上天汇报成绩的大典礼，通常都会大赦天下。据说，李义府开始很自信地认为，皇帝会再次召回自己。后来，他就寄希望于大赦。皇帝的大赦文要公告天下，而李义府得知内容之后，彻底绝望，因为大赦文专门把李义府这种流放罪人排除在大赦之外。李义府认为这是针对自己的，许多人都有同感。这是唐高宗最终抛弃李义府的清楚证明。李义府于是“忧愤发疾卒”，就这样离开了人间，这一年李义府53岁。
李义府不是没有靠山，还有比唐高宗这样的靠山更强有力的吗？最后，李义府自毁长城，终于导致靠山崩塌。放任自己的恶性膨胀，即使有皇帝做靠山，也一样会遭遇这样悲惨的下场，甚至千年以后还难脱骂名。
怎样的靠山才是牢固的？这显然是个严重问题。靠自己还是靠皇帝？选择皇帝，一定是众多人的选择，选择自身的修养，一定会令人怀疑。然而，古往今来，能够维持自身仕途稳定的，修养一定是基础，官场关系等靠山不过是机会而已。修养到位，有机会就多为国效力，没有机会就少效力，总不至于一时得志，数代耻辱。
人生在世，总是需要资源的。生活资源保证生存，技能、文化，一方面是获得生活资源的手段，一方面可以成长为人生的信条，上升为精神力量。道德的坚守，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力量。见利思义，是孔子以来中国人的古老人生信条，是一种具体的道德观念展现，很多人生的悲剧，就是没有经受住这个信条的考验。所谓政治靠山，对于官场中人而言，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但是同样有取之有道的问题。在政治斗争中站稳立场，选对路线是一个方面，最终是否见利忘义还是会成为人生成败的基本要素。就李义府和唐高宗而言，是高宗放弃了李义府，还是李义府放弃了自己呢？
古往今来，这样的教训是已经很多还是不够多呢？为什么仍不乏李义府的前仆后继者呢？
在长安建都乃千年之计，大汉繁荣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定都，到公元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离开，期间虽然并未一直作为京城存在，但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足有千年之久。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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