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陆︱黄省曾《诗言龙凤集》与明中期的“六朝诗学”

黄省曾《五岳山人集》书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9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4年7期， 责任编辑陈斐， 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明代中期，在前、后“七子”相隔的嘉靖年间，诗坛兴起一股学习六朝的诗风，学界称为“六朝派”或“六朝诗学”，研究者或梳理大势、或详析个案、或聚焦地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但是“六朝诗学”的理论源头何在？它如何借力于复古派的分歧？其意义指向是什么？尚有待进一步勘察。学界尚未注意的黄省曾《诗言龙凤集》，是辨析这些问题的一个方便法门。

黄省曾（1490—1540）是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吴地的著名学者、诗人、书商，也是一位长期被忽视的诗论家，近年才受到关注[2]。在《临终自传》里，他曾提及撰有《诗言龙凤集》，虽原书不存，但其别集《五岳山人集》保存了《诗言龙凤集序》和《小序六十三首》等，可以据此窥测该集原貌。《诗言龙凤集》是受钟嵘《诗品》影响而编选的一部汉魏到初唐的诗选。揭开两者的内在联系，对于追溯明代“六朝诗学”的理论源头不无意义。黄省曾《诗言龙凤集序》曰：

在这篇序文的第一段，黄省曾提出“直写厥衷”的诗学观。第二段评论钟嵘《诗品》分类精当，但罗列人物冗杂；虽给诗人定名分，但中、下品多人合品，未能一一品评。由于时代久远，汉魏六朝诗歌渐成绝响，钟嵘《诗品》也缺乏知音。黄省曾在这里已经点明他编撰《诗言龙凤集》与钟嵘《诗品》的关系，特别是明确交代《诗言龙凤集》就是得名于钟嵘《诗品》对曹植的称誉。在序文的第三段，黄省曾感慨自明正德以来，虽然开启复古之风，但对魏晋六朝依然未予以足够重视，于是他甄选汉魏以讫唐初作者凡63人、诗474首。也就是说，《诗言龙凤集》是黄省曾编撰的一部汉魏到初唐的诗选。黄省曾《闲居多暇，因集汉魏以来英哲高唱，命曰“诗言龙凤”，删述既成，喜而有作》曰，“寄语挥毫子，骋驾毋多岐”[4]，把此书视为学诗的范本。在诗选中，黄省曾对入选的63人都作了精到的品评。这些品评文字即《五岳山人集》卷二七的《小序六十三首》。虽然所选诗篇现在无法复原，但通过《诗言龙凤集序》《小序六十三首》等文献，大体可把握其诗学观。

《诗言龙凤集》甄选汉魏至初唐63位诗人，与钟嵘《诗品》所品评诗人的时代大体相当，且黄省曾就是感慨钟嵘《诗品》“世远道湮，兹传久绝。匪难作者，亦鲜赏音”而编选的，因此对比阅读两书，可以看清黄省曾对钟嵘的接受和超越。

《诗言龙凤集》采用“小序”形式对每位诗人单独品评，钟嵘《诗品》品评123人，但中、下品采取多人合品的形式，评语只有61则，两者文字分量差不多。《诗言龙凤集》所选63人，其中16人，即苏武、张衡、卓文君、诸葛亮、陈琳、成公绥、谢安、王羲之、杜挚、孔融、繁钦、司马彪、陶弘景、释支遁、何逊、陈子昂，都在钟嵘《诗品》之外。何逊、陈子昂的生活时代在钟嵘品诗之后，可以不论；其他14人都未预钟嵘的品流，是黄省曾从汉魏六朝诗人中重新勾稽增补的。这14人除了陶弘景为齐梁时期的道家诗人外，其他都是汉魏晋代诗人；像卓文君、诸葛亮、谢安、王羲之等人存诗不多而能入选，足见黄省曾对汉魏晋诗的重视。

再看《诗言龙凤集》所选其他47人在《诗品》中的品第。《诗品》上品12人，即古诗、李陵、曹植、班姬、刘祯、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左思、张协、谢灵运，全部入选《诗言龙凤集》。《诗品》中品39人，有24人入选《诗言龙凤集》，即秦嘉、嵇康、张华、孙楚、张翰、应璩、陆云、潘尼、石崇、曹摅、何劭、刘琨、卢谌、郭璞、郭泰机、陶潜、颜延年、谢瞻、谢惠连、鲍照、谢朓、沈约、江淹、范云，重选比例较高。《诗品》下品72人，只有11人入选《诗言龙凤集》，即班固、赵壹、郦炎、应玚、阮瑀、徐干、张载、傅玄、缪袭、孙绰、枣据，都是汉魏晋人。这说明黄省曾是认同钟嵘上、中、下三品品评的。

以晋宋为分界，统计两书所选诗人数量可知：《诗言龙凤集》选汉魏晋50人，宋齐梁初唐13人，汉魏晋占绝对多数；《诗品》选汉魏晋57人，宋齐梁66人，前后相当，重心略偏宋齐梁。钟嵘《诗品》中、下品所录以晋宋齐梁诗人为主，而《诗言龙凤集》多予淘汰，特别是《诗品》下品的宋齐梁47人，无一入选《诗言龙凤集》。嘉靖年间的徐泰《诗谈》评黄省曾诗曰：“姑苏黄省曾，诗宗六朝。”[5]但就《诗言龙凤集》来看，他更注重汉魏两晋，而不是宋齐梁陈。这一点其实与钟嵘《诗品》并无本质上的差异，《诗品》品人虽重心略偏宋齐梁，但品第时宋齐梁人多被置于下品，上品均为汉魏晋诗人，中品汉魏晋诗人也多于宋齐梁。黄省曾对这63位诗人的品评比《诗品》更为详细，许多品评直接引用钟嵘文字，或袭其意而变其语，明显受到后者影响，明征暗引，不一而足，是对钟嵘诗论的演绎和发展。

钟嵘《诗品》被后世标为“论诗之祖”[6]，然而对它的重视是有一个过程的。郭绍虞说：“是书晦于宋以前而显于明以后。故唐宋类书除《吟窗杂录》节引数语外，余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事类赋注》等书均未见称引，而明清丛书中则屡见采辑。”[7]所言近是，又有些绝对。曹旭《诗品研究》就列举了宋代引录《诗品》序言或品语的十多种诗话。宋人矫正当下诗风也从《诗品》索取资源，如叶梦得《石林诗话》征引《诗品》的“直寻”说，针砭宋人作诗喜好用典的弊端[8]。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三也借钟嵘品评张华语以批评“温李新声”[9]。显然，黄省曾所谓“世远道湮，兹传久绝”是夸大其词，但“匪难作者，亦鲜赏音”确是事实。在他之前，真正称赏钟嵘《诗品》的人并不多，关键转捩发生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一方面，由于正德、嘉靖时期诗坛兴起一股崇尚六朝的诗学风气，促使人们重视《诗品》；另一方面，刻版印刷兴盛，一些丛书汇编如唐顺之《稗编》、何允中《广汉魏丛书》、胡文焕《诗法统宗》等收入该书，扩大了它的影响。而黄省曾《诗言龙凤集》亦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明代后期，一些诗话著作效法《诗品》的方法和体例，或征引，或评论，但没有一部书像《诗言龙凤集》这样认同与接受钟嵘的诸多品评，并在其基础上重新删汰、增补和评论。可以说，是《诗言龙凤集》助力了《诗品》的经典化，推动钟嵘诗论融入明代诗学思想。比如，年幼于黄省曾七岁的吴中诗人皇甫汸作《解颐新语》曾引用钟嵘《诗品序》和品评文字，并说：“钟《品》已湮，仅存严氏。”[10]即黄省曾《诗言龙凤序》所言“世远道湮，兹传久绝”之意。黄省曾为皇甫汸《解颐新语》作过序，两人是中表兄弟。黄省曾对表弟皇甫汸学诗当有影响，钟嵘《诗品》应是他们共同的诗学资源。

但黄省曾并非全盘接受《诗品》，上文已阐述他们对汉魏晋与宋齐梁诗人的甄选各有侧重；钟嵘“溯流别”的品评方法，自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以来，多受批评，黄省曾也抛弃了这种方法。更为重要的是，黄省曾与钟嵘在具体的诗学观念上有异有同，需要细致辨析。

钟嵘论诗，标尚“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11]。“风力”又称“风骨”“气骨”，指鲜明爽朗的精神风貌，往往根源于诗人的内在情感和精神状态；“丹彩”指文辞的华美藻饰。风力为主，丹彩为辅，主佐合德，相济为用。黄省曾论汉魏六朝诗，也重视风力气骨，与钟嵘相近。如他《小序六十三首》评曹植曰：“展卷诵之，翩翩然爱其凌云之气。”[12]评陆机曰：“其诗耽华萃奇，格气稍弱。”[13]评谢灵运曰：“骨气稍劣建安。”[14]评陈子昂曰：“观其《感遇》《鸳鸯》《修竹》等篇，骨气凌云，兴寄清远。”[15]“气骨”“骨气”是魏晋以来常见的论诗术语，“格气”一词至明代才流行，有敛气以就格、气体浑厚、格调高古之意，显然是格调诗学兴起后出现的重要范畴。黄省曾在“气骨”“骨气”之外屡用“格气”一词，应是受到了复古格调诗学的影响。

钟嵘论诗崇尚丹彩，重视“形似”之美；而黄省曾选入宋齐梁陈诗人较少，未选诗歌繁密绮艳的诗人，对于所选诗人也很少从形似、辞采的角度置评，更多关注的是诗歌抒写性情的特征。如钟嵘品评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词”[16]，黄省曾摘“盛年日月尽，一去万恨长”等句，赞其“吐发神灵，宣泄秘思矣”[17]，都是抒写情致，清简明朗。钟嵘评颜延之“尚巧似，体裁绮密”[18]，黄省曾摘“凄矣自远风，伤哉千里目”等句，赞其“亦足为跨代之词”[19]，皆清丽雅淡，景中有情，毫无妍致之病。黄省曾《答武林方九叙童汉臣书》曰：“仆尝爱陆生有云‘诗缘情而绮靡’一言尽之。缘情者，质也；绮靡者，文也。故衷里弗根者，靡孚格之感；斧藻不备者，缺扬耀之色。”[20]他认同吴地先人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看法，认为诗须情采兼备、文质并重，“绮靡”指辞藻修饰，但不是南朝的繁芜浮艳。

钟嵘品诗，游离于儒家讽喻诗学之外，而多联系诗人的不幸遭际，肯定怨情抒写。黄省曾三十岁前后两次参加乡试不售，仕途困顿，心中多有不平：“少从诸生，困踬奇薄，无风云之便，阻遏攀造；然蕴心积虑，非一朝矣。”（《寄北郡宪副李公梦阳书》）[21]这种不平之愤，在评诗里表现得更为鲜明。如他评古诗曰：“屈平放泽而《离骚》兴，枚乘客梁而古咏发。要之，高英彦士，怀宝见摈，故抑郁无赖，极情致虑，而吐为恨辞，往往抚生叹息。”[22]感叹孔融“大谟未展，蹈祸婴戮”[23]，杜挚“治略济才，挫抑无展”[24]，卢谌“躬遭厄会，苍生炭涂，思欲济之康席，逢辰弗休，凤羽终铩”[25]。这既秉承了自古以来的“发愤抒情”“不平则鸣”传统，也寄托了黄省曾自己有心济世而报国无门的辛酸慨叹。在品评中，他还由慨叹个人的不幸遭际进而表达对朝政世风的不满，评李陵曰：“李陵，国士也，穷会苟生，图奋国报，奈何汉氏寡恩，闭键塞路，使之绝意膻乡，抱愤异域，没影黄沙，非其心也，非其心也！”[26]司马彪是西晋皇室，擅长史学，但仕途蹭蹬，作诗赠山涛，以求汲引，黄省曾感慨曰：“有国家者，致令英贤陆沉林莽，而皇皇自荐，亦可羞矣。使彪生今之世，则谁如涛之可与言！”[27]东汉赵壹恃才傲物，屡屡得罪，几致于死，黄省曾评曰：

元叔神躯玉挺，玄抱珠握；而采掇无人，夜光匿耀。俯仰桑梓，不足与游，故意气飘远，有涉敖倨耳。仲尼见毁于东家，大圣且然，不足为病。其诗如“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又云“势家多所宜，嗽唾自成珠”，皆愤切俗风，显斥薄态。于今诵之，尤觉其秀词之有征也。[28]

黄省曾因为科举不利，对当时世风多有愤激之评，流露于《诘才篇》《答山阴载狱书》等篇，联系起来看，这里的“使彪生今之世，则谁如涛之可与言”“于今诵之，尤觉其秀词之有征也”等语，论古而讽今的意味尤为明显。这种借品诗以讽世的现象，在出身颍川世家、任萧梁诸王参军和记室的钟嵘之《诗品》里是难得一见的。

因为科举失利、怀才不遇，黄省曾选择了疏离于政治之外的“山人”身份：“曩时常谓丈夫生世，进不得振耀王庭，扬搉治体，恢展经济，发挥圣谟；即当裹粮蹑轿，周游五岳，穷览六合，舒豁襟抱，选长林，庐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托不朽。”（《寄北郡宪副李公梦阳书》）[29]他一生恣游山水，人称“五岳山人”，过着远离政坛和俗世的闲野生活。这种人生志趣也表现在他的品评中，如他评张协曰：“景阳赋性玄简，洁躬举行，避乱林栖。观其仰二疏之抽簪，希黔娄之知足，感尼甫之川叹，圭玉其风，有足慕爱者矣。”[30]黄省曾欣赏吴人张翰“出返自任，旷达知机”[31]的玄情远致、何劭“言在人间，兴在霞表”[32]的构思闲远、孙绰玄言诗之“意兴常在霞汉之表”[33]。“远”是黄省曾品诗常用的范畴：“意气飘远”（评赵壹）、“意气凝远”（评谢安）、“托意深远”（评应璩）、“苦言远旨”（评卢谌）、“构思闲远”（评何劭）、“奥精远逸”（评支遁）、“兴寄清远”（评陈子昂）。在他看来，“远”不只是一种诗歌境界，更是超然的人生态度。黄省曾评嵇康曰：“鸿飞不高，鹏徙不远，乃致斯灾也。”[34]而阮籍“才远志放，操孤情洁，虽从仕牒，颇厌俗纷。是故纵于衔杯，刊落世务，俯视冠流，如虱如蚁。盖知国运潜移，力不能救，而思遐举于青冥者也”[35]。嵇、阮两人的不同遭际，正诠释了黄省曾品评中“远”的意义。被钟嵘置于中品的陶渊明，得到黄省曾的高度推崇：

他赞赏陶渊明的胸襟人格和诗歌境界，誉为“《风》《雅》之调”，不只是“楚《骚》之亚”。虽然历来《诗》《骚》并称，但在古人心目中，《风》《雅》是远高于楚《骚》的。陶渊明是黄省曾一生的企慕，其别集里有《二陶赞》《效陶渊明读〈山海经〉二十四首》等诗篇，自述“茫茫大宇内，幽怀罕所同。求之竹帛间，赖有浔阳翁”（《读陶渊明诗述怀七首》之六）[37]。陶翁与他志趣相投，是他“尚友”的古人、倾诉心曲的对象。这一点也超越了钟嵘。疏离政坛、超然玄远、自由自适，是明代吴中诗人较为普遍的人生态度，这对他们的诗学旨趣也有影响。

总之，黄省曾《诗言龙凤集》推动了《诗品》的经典化。他承续钟嵘的诗史观而推崇汉魏两晋，并发扬钟嵘的风力论，在当时的诗学环境中重视格气、回避繁艳；于品评中寄寓对世俗的婉讽，流露出超然自适的人生意趣。可以说，《诗言龙凤集》是一部表现明代中期江南吴中诗人诗学旨趣和人生态度的中古诗选。

黄省曾与李梦阳的交往，是明代吴中诗坛的一桩大事，也是他招致非议的原因。钱谦益曾说：“功甫少及见文待诏诸公，尝言：‘吴中先辈学问皆有原本，惟黄勉之（黄省曾字勉之——引者注，下文同）为别派。袖中每携阳明、空同书札，出以示人。空同就医京口，诸公皆不与通问，勉之趋迎，为刻其集。诸公皆薄之。’”[38]吴中诗文自有传统，尚才气、重性灵、辞采清绮。当明代弘治年间李梦阳、何景明在北方倡导格调复古时，吴地文人岿然不动，南北相埒。例外者是徐祯卿北学于李梦阳，招致邯郸学步之诮。徐祯卿正德六年（1511）下世，十多年后吴中文人黄省曾于嘉靖七年（1528）致书李梦阳进款诚，获得李的信赖。但这并不能理解为黄省曾放弃吴中诗学传统而投靠复古派。

这里首先要厘清的问题是，黄省曾致书李梦阳，是在编撰《诗言龙凤集》之前还是之后？也就是说，《诗言龙凤集》编撰于嘉靖七年之前还是之后？黄省曾嘉靖七年《寄北郡宪副李公梦阳书》曰：

这是对谢灵运诗的评价。这段文字更完整的版本亦见于《诗言龙凤集》的小序，曰：

《诗言龙凤集》的这段文字，又见于黄省曾《晋康乐公谢灵运诗集序》，且前曰：

显然，《晋康乐公谢灵运诗集序》所谓“往时闲居，常录定汉魏以来古诗，每列一家，辄为之品叙”，指的正是《诗言龙凤集》。可见，品评谢灵运诗的文字首先出于《诗言龙凤集》，然后转述于《晋康乐公谢灵运诗集序》，最后录入《寄北郡宪副李公梦阳书》。从《晋康乐公谢灵运诗集序》可知，黄省曾编撰《诗言龙凤集》在“南游会稽”之前。他分别于正德十五年、嘉靖三年南游会稽[42]。可以确定《诗言龙凤集》至迟在嘉靖三年之前已经撰成，至少在黄省曾致书李梦阳之前四年。也就是说，黄省曾在致书李梦阳之前，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诗学观念。

黄省曾致书李梦阳的主要内容，除了称赞李梦阳自正德以来力挽狂澜，“明兴以来，一人而已”，表达仰慕之情外，要点有二。

第一，明确地向李梦阳陈述自己的诗学观。黄省曾在信中说：

这一段文字几乎完全抄自《诗言龙凤集序》，表达了黄省曾最基本的诗学观，即诗歌抒情言志，本于才性，天机自动，不由造作，像雁唳鹂鸣一样，自然成文，体现了吴中诗学的基本精神。可见，黄省曾虽然仰慕李梦阳，但并非完全俯首帖耳、彻底放弃自己的诗学主张，而是带着自己在《诗言龙凤集》中所表现出的诗学观念与李梦阳探讨的。虽然黄省曾随后于嘉靖八年在南京拜见李梦阳，次年又刊刻了《空同先生集》，但李梦阳于嘉靖八年除夕就谢世了，两人真正交往的时间甚为短暂，且两人诗学观念均早已确立，黄省曾并没有明显受到李梦阳的影响。《明史·文苑传》称黄省曾“学诗于李梦阳”[44]，恐怕不确切。

第二，黄省曾在信中重提李梦阳与何景明的诗学争论，并立场鲜明地站在李梦阳一边，实际上是利用复古派内部的分歧而嵌入崇尚魏晋的诗学观。正德十年六月后不久，李梦阳与何景明之间发生了影响广泛的诗学论争，黄省曾致李梦阳信时，距之已有十三年，何景明已作古多年，争论早已平息，按理说黄省曾不必提及此事，却偏偏在给李梦阳的信里郑重提起，因为这涉及诗学取法路径的问题。他在信中说：

这一段文字是径直地批驳何景明的，《皇明书》卷三九引用这段文字时就把首句改为“何大复号称名流，而乃为夸论曰”[46]。李梦阳与何景明在弘治、正德初协力与宦官刘瑾展开斗争，正德九年李梦阳陷江西狱，曾得到何景明的营救。但是此后不久，一般认为是在正德十二三年之后，二人发生诗学观念的争论。先是李梦阳致书何景明（李书今已不存），劝其改易步趋。何景明回复《与李空同论诗书》，李梦阳又撰《驳何氏论文书》《再与何氏书》，分歧明显。这场争论可以看作复古派内部的严重分化。从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一面之词来看，李梦阳“刻意古范，铸形宿镆，而独守尺寸”，何景明“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47]，模拟的路径有所不同。李梦阳向何景明推荐曹植、刘桢、阮籍、陆机、陶渊明、谢灵运等魏晋宋诗人，何景明则贬抑陶、谢说：“夫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弱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比空同尝称陆、谢，仆参详其作，陆诗语俳体不俳也，谢则体语俱俳矣，未可以其语似，遂得并例也。”[48]这一点正触碰了黄省曾的底线，因为他论诗推崇的正是陆机、陶潜、谢灵运等魏晋宋诗人。于是，黄省曾在致李梦阳的书信里，对何景明之贬抑陆机、陶潜、谢灵运大加挞伐，愤慨地说：“嗟夫嗟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论，至于退之、陶、谢，亦可少宽宥矣。”[49]何景明对陆机、谢灵运甚至陶渊明都有微词，认为从陆机到谢灵运诗，俳偶越来越严重。黄省曾则认为俳偶不是问题，当看情感是否真实。这体现了黄省曾与何景明诗史观的严峻对立，扩大一些说，是吴中诗学与复古诗学的对立。何景明“俯视六朝”[50]，他为刘成德所编《汉魏诗集》作序时曾说：“晋逮六朝，作者益盛，而风益衰。其志流，其政倾，其俗放，靡靡乎不可止也。”[51]而黄省曾的诗史观则如上文所言，重视魏晋且不废南朝，两人诗学观念存在根本对立。约在嘉靖三年，何景明弟子戴冠委托黄省曾编纂《何大复集》，黄省曾回信推托，可能是因为诗学观的差异。

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从意象离合的角度说李梦阳“丙寅间诗为合，江西以后诗为离”[52]。而黄省曾致李梦阳书则称赞李氏江西以后诗：

此亦与何景明针锋相对之论。在何景明看来，李梦阳在江西以后“近作间入于宋”，无法容忍，但黄省曾恰恰肯定李梦阳至江西以后的诗歌。李梦阳至江西后对六朝诗歌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弘治、正德之际，他对六朝诗风也是持苛刻批评态度的，其《章园饯会诗引》曰：“大抵六朝之调凄宛，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54]但自正德六年六月起，李梦阳任江西按察司提学副使，修缮书院，培养人才，提倡文教，留意南方文化，刊刻了一批魏晋人文集。据郝润华《李梦阳集校笺》，《刻陆、谢诗序》作于正德六年秋，《刻陶渊明集序》作于正德七年。《陈思王集序》《刻阮嗣宗诗序》不详作于何年，大致可推测也是作于江西任上[55]。在这些诗集序里，李梦阳热情地推崇魏晋诗人，“予观魏诗，嗣宗冠焉”（《刻阮嗣宗诗序》）[56]；谢康乐之诗，“是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于陆平原，陆、谢二子则又并祖曹子建……夫五言者，不祖汉，则祖魏，固也；乃其下者，即当效陆、谢矣。所谓‘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刻陆、谢诗序》）[57]；“渊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复善知几。厥遭靡时，潜龙勿用。然予读其诗，有俯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呜呼，惜哉”（《刻陶渊明集序》）[58]。李梦阳阅读和刊刻魏晋人诗集，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使他乐府和古体开始效法魏晋。黄省曾《寄北郡宪副李公梦阳书》评说道：“古赋、骚、选、乐府、古诗汉魏，而览眺诸篇，逼类康乐。”[59]但在何景明看来，李梦阳江西以后诗意象乖离。李梦阳《再与何氏书》则辩解说：“《诗》云：‘有物有则。’故曹、刘、阮、陆、李、杜，能用之而不能异，能异之而不能不同。今人止见其异，而不见其同，宜其谓守法者为影子，而支离失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宽也。”[60]何景明见其异而不见其同，故对曹、刘、阮、陆有所排斥；在李梦阳看来，曹、刘、阮、陆与李、杜有相同的一面，都值得学习。不同于何景明之“俯视六朝”，李梦阳督学江西时重视六朝诗并受其影响，后世不少论者已注意到这一点。李雯云其诗“古诗、乐府，纯法汉魏，下及阮、谢，无不神合”[61]。沈德潜评曰：“空同五言古，宗法陈思、康乐，然过于雕刻，未极自然。”[62]李梦阳作为复古派的领袖而能如此重视魏晋南朝诗，这与黄省曾的诗学观是较为一致的。后期的李梦阳对魏晋南朝诗人持欣赏和学习的态度，加之于嘉靖三年提出“今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63]，重视真情，与黄省曾之尚真观念也较为一致，这才是黄省曾致书李梦阳表达倾慕之情的真正原因。黄省曾在嘉靖年间还先后刊刻过《嵇康集》和《谢灵运诗集》，可谓继承了李梦阳在江西刊刻魏晋诗集的事业。

黄省曾与李梦阳对魏晋南朝诗人的欣赏，在当时可谓眼光卓异。除了何景明“俯视六朝”外，往前推，吴中诗人、“前七子”之一的徐祯卿崇尚汉魏而鄙薄六朝，其《谈艺录》曰：“绳汉之武，其流也犹至于魏；宗晋之体，其敝也不可以悉矣。”[64]往后看，嘉靖十年，同为“后七子”之一的王廷相对黄省曾《晋康乐公谢灵运诗集序》之称许谢灵运就很不以为然：“《康乐诗序》称许颇过。若然，则苏、李、十九首、汉乐府、阮嗣宗皆当何如耶？余尝谓诗至三谢，当为诗变之极，可佳亦可恨也。唯留意五言古者始知之。”（《答黄省曾秀才》）[65]推尊汉魏古诗，明人均无异辞，复古派也是如此，但复古派多数人对晋代陆机以降至南朝诗人持轻视态度。而李梦阳到江西后，首先表现出对阮籍、陆机、陶渊明、谢灵运的推崇，这与黄省曾一致，《诗言龙凤集》所选魏晋诗人就占绝对多数。也就是说，黄省曾与李梦阳把学古诗的取法对象从汉魏扩大到两晋，表达了对陆机、谢灵运等人的欣赏，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共同点。黄省曾倾慕李梦阳并在致信中品评谢灵运诗、批驳何景明，就是基于他与李梦阳在诗学取法对象上的共同认识。

这样看来，黄省曾之倾慕李梦阳，与二十余年前徐祯卿进士及第入京、加入李梦阳复古阵营是不同的。徐祯卿“登第之后，与北地李献吉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吴中名士颇有‘邯郸学步’之诮”[66]。黄省曾则是因为李梦阳重视魏晋曹植、阮籍、陆机、陶渊明、谢灵运而表达倾慕之情的，他利用复古派内部李、何的分歧，借重李梦阳而嵌入自己崇尚魏晋的诗学观。

明代中期诗坛兴起一股学习六朝的诗风，已是学界常识。但是，泛泛地说“学六朝”，尚嫌笼统，有必要进一步辨析。

明代北京是政治与文化中心，南京是经济与文化中心，江南也一直延续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弘治年间，“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庶几其复古耳”[67]，就诗学来说，古体学汉魏、律体学盛唐，是复古派共同的主张，旨在复兴汉唐文化以响应“弘治中兴”。但是，江南依然沉湎于六朝文化。李梦阳《章园饯会诗引》从“文气与世运相盛衰”的角度批评说：“今百年化成，人士咸于六朝之文是习是尚，其在南都为尤盛。”[68]因此，提倡诗文复古并向江南推行，是弘治、正德年间复古派的重要目标。然而，随着复古弊端日益暴露，加之与江南文化频繁接触，复古派内部有所调整。就连与李梦阳发生争论的何景明，态度也曾有所改变。据杨慎回忆，“何仲默枕藉杜诗，不观余家，其于六朝初唐，未数数然也。与予及薛君采言及六朝初唐，始恍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萤》二篇拟之，然终不若其效杜诸作也”[69]。何景明正德十六年就去世了，对于当时的诗学转向影响不大。真正引领诗学转向的是李梦阳与黄省曾，特别是后者。王世贞曾说，继李梦阳复古之后，“勉之诸公，四变而六朝”[70]。“变而六朝”要从诗集编选和诗学观念两个方面来看。

从诗集编选看，在正德年间复古诗风盛行之时，明人重视编选汉魏诗集，何景明根据左克明《古乐府》择其辞古训雅者编为《古乐府》，刘成德编撰了《汉魏诗集》（正德十二年撰序）。至嘉靖中期，则扩展到整个六朝，如郑玄抚所编《续玉台新咏》（初刊于嘉靖十九年）专录陈隋间诗歌，佚名编有《六朝诗集》（嘉靖二十二年撰序），张谦、王宗圣编有《六朝诗汇》（嘉靖三十一年撰序），冯惟讷编有《古诗纪》（初刊于嘉靖三十七年），特别是杨慎编有《选诗外编》《选诗拾遗》《五言律祖》。在明人编选诗集从汉魏扩大到六朝的过程中，黄省曾于嘉靖三年前编成的《诗言龙凤集》是一个转捩点。该集以汉魏晋为主，而不废宋齐梁，正体现出诗选编纂从汉魏向六朝的过渡。

从诗学观念来看，嘉靖时期并非顿然兴起“六朝诗学”，从而代替复古派的“诗必汉魏、盛唐”论，而是由汉魏和盛唐两端分别向六朝靠拢，即五言古诗由汉魏而晋宋，五、七言律诗和歌行则由盛唐而初唐。真正连接起汉魏晋宋与初唐的，是杨慎举起的六朝旗号。由盛唐转向初唐，在何景明《明月篇序》中已见端倪，其后以唐顺之、袁袠为代表。这点学界已有论述，兹不赘述[71]。由汉魏而晋宋，黄省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临终自传》曰：“凡造山人论文者，必虚来实去，各满厥愿……罗门请交者，约略二千余人。”[72]可见，黄省曾在江南是有较大影响力的，如跟随他学诗的表弟皇甫涍，“诗盖错综魏晋，而托宿于唐英”（《司直兄少玄集叙》）[73]。嘉靖前期，诗人一般从汉魏而下延至晋宋，如皇甫汸评陈束诗曰：“遒轸于平原，晞驾于康乐。”（《陈约之集序》）[74]徐泰《诗谈》曰：“若薛蕙、马骥、杨慎之俊丽，晋康乐、唐四杰殆不是过云。”[75]黄德水云：“薛诗吐辞秀润，布意密致，而调合作者，名篇实多，其咏怀则取法于嗣宗（阮籍），杂诗则准的于景阳（张协），游仙则规摹于景纯（郭璞），虽不逼似，庶几太康之音。”[76]并未直接说他们诗“学六朝”。直到杨慎，才真正为六朝张本，提出“诗之高者汉魏六朝”（《文字之衰》）[77]，由此掀起了“六朝热”，影响一时，以至于后来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重新提倡格调复古时不再菲薄六朝。如李攀龙说：“汉魏以逮六朝，皆不可废；惟唐中叶，不堪复入耳。”（《报刘子威》）[78]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世人《选》体，往往谈西京、建安，便薄陶、谢，此似晓不晓者。毋论彼时诸公，即齐梁纤调，李杜变风，亦自可采。贞元而后，方足覆瓿。”[79]“后七子”诗学不同于“前七子”的显著之处，即包括对六朝的宽容。在这一点上，黄省曾与杨慎等都是有功绩的。

黄省曾乃至吴中文人与杨慎都欣赏魏晋六朝，但他们的意义指向是不同的，需要辨析。黄省曾《诗言龙凤集序》已提出即目会心、称情自然的吴中诗学精神。皇甫汸《司直兄少玄集叙》表达得更明白：

两仪奠位，二曜扬辉，经纬其间，书契攸作，文之时义远矣哉！虽有懿德鸿勋，非假典谟，曷由宣阐？故寿不固于金石，而名可齐于霄壤者以此。世之谈理学者，诋为末艺；守吏局者，谓非适用。殆犹茹藜糗者，难与道蹯腴之美；蒙旃毳者，不足与语绮縠之华也。矧言本心声，诗缘情靡，游心内运，应物外感，性机妙发，气运天成。[80]

世之谈理学者，或轻视诗歌，或仅作性气诗；官场之人（即“守吏局者”），要求诗歌适合实际用途，台阁体便是如此，当时李梦阳、何景明等复古派论诗也多与政治盛衰相联系。而吴中诗人远离政治权力中心，超越了道学与功利，用一种自然的、审美的眼光看待诗歌，更为欣赏魏晋六朝诗“缘情而绮靡”的审美特征。如黄省曾之子黄姬水就对六朝诗歌的审美特征有明确阐述，其《刻六朝诗汇序》曰：

这一段本于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之“自然之道”论[82]，并提出“诗本性灵”，“诗者，天地之心也”，既强调诗歌的抒情本质，又重视诗之靡艳，即形式辞采的美好，是对陆机“诗缘情而绮靡”命题也即诗的审美属性的重新阐释。这是黄省曾等吴中诗人重视六朝的理论基础，他们为晋宋齐梁诗正名，标尚的是一种远离政治和理学、以“缘情而绮靡”为特征、审美超功利的诗学。

杨慎则不同，他之所以重视六朝，主要是从“艺”即诗体、诗法的角度强调唐诗与六朝诗之间的内在联系，其《选诗外编序》曰：

“缘情而绮靡”是吴中诗学的法宝，吴中诗人除徐祯卿外，很少有人质疑这个主张。杨慎却对“缘情而绮靡”持批评态度，显然不同于黄省曾、黄姬水、皇甫汸等吴中诗人。他认为，虽然六代之作不足以影响大雅，但是“有唐诸子，效法于斯，取材于斯”（《选诗拾遗序》）[84]，从体裁、诗法和诗材等方面看，六朝乃初唐的先驱、盛唐的滥觞，值得重视。从这个认识出发，他编撰了《五言律祖》等选集，并推崇六朝诗人，如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85]

总之，对于明代中期的“六朝诗学”，不能一概而论，而要注意到从学汉魏两晋到“学六朝”的过渡；同样是“学六朝”，杨慎看重的是六朝乃唐诗之滥觞，而吴中文人却基于诗歌的审美性、超功利性。黄省曾《诗言龙凤集》是认识这些问题的方便法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式重构”（批准号：20&Z D282）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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