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4年7月17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十二，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开始
每日晨语
时间会像一位智者，悄然无声地向你揭示生命的奥秘：那些曾经让你心痛的拒绝，那些看似无情的转身离开，往往并非命运的否定，而是一种深邃的成全。它们像雕琢师手中的刻刀，虽带来一时的痛楚，却也在无形中雕琢着你的灵魂，使之更加坚韧而光彩夺目。周三，早安！
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3064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1、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长6% 数字产品制造业拉动明显。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3%。1—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比去年同期增速高出2.2个百分点。分三大门类看，今年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5%，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0.5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增速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持平；采矿业增长2.4%。（21世纪经济报道）
蔡子微评：
近年来，我国工业经济稳步发展，装备制造业发展成效尤为显著，正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但也仍存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各大工业企业盈利压力大，对此，要进一步完善工业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到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推动工业经济向好发展。
话题关注：数字产品结构升级、工业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形成
2、经济日报：低空经济拓展新赛道。
经济日报第六版文章指出，推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应不断加强科技创新与应用。将科技创新贯穿低空经济发展各环节，建设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低空工业体系。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通用机场建设，支持加快建设通用机场及各类起降场，完善飞行器起降、备降、停放、能源补给等功能。持续培育市场运营主体。支持企业合作与发展，探索可持续商业化运营模式。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支持相关专业学科建设，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在政策支持、市场规模扩大、产业链完善和技术创新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低空经济有望在未来实现更快的发展。（财联社-《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推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需要科技创新的不断加强和应用，建设完整、安全的低空工业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运营主体的培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政策支持、市场规模扩大、产业链完善和技术创新共同推动低空经济快速发展。未来，低空经济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相关产业的全面提升。
话题关注：低空经济背景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3、降本增效驱动、业务转型助推，券商营业部持续“做减法”。
近年来，券商纷纷对分支机构的布局进行调整，特别是在监管部门对行业机构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支持下，部分券商致力于打造特色分支机构。同时，一些券商分支机构正加强“线下+线上”双轮驱动，着力提升综合协同功能。对此，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表示：“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券商可以通过互联网、移动应用等渠道提供更加便捷、个性化的服务，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因此对旗下营业部数量进行了精简。” (证券日报)
蔡子微评：
券商对分支机构布局进行调整，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线下+线上”双轮驱动模式提升综合协同功能，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券商能够提供更加便捷、个性化的服务，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和业务转型。这一趋势表明，未来券商将更加注重高效、特色化的发展路径，提升市场竞争力。
话题关注：券商分支机构特色化发展路径与优化策略研究
4、
支付便利化“百日考”，入乡随俗+国际同频 ，多元支付体系渐趋成熟。
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见》，对优化支付服务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此后，各地纷纷开启一系列行动部署，持续优化现金使用环境、切实改善银行卡受理环境、进一步提升移动支付便利性…… 一年过半，优化支付服务的攻坚战也已超百天。《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在国内主要一线城市，通过移动支付创新、刷卡场景广覆盖、优化外币兑换环境等组合拳，既普及了入乡随俗的新风尚，同时提供了与国际习惯同频的多元选择。从“获客”到“留客”，支付产业各方也正在此次优化升级中发现了更多市场需求潜力……（中国经营报）
蔡子微评：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线上支付也逐渐普及。但各国之间的数字支付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就限制了外籍人口在我国的部分消费，从而不能更好地带动市场活力。而多元支付体系的日渐成熟，不仅满足了不同群体的支付需求，也有助于缩小数字鸿沟，增强金融服务的包容性和普惠性。
话题关注：普惠金融视角下的多元支付体系的构建与经济效益分析
5、
出台首部“低空交规”、推动产才融合发展，苏州加速激活低空新质力。
近日，苏州市低空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苏州市低空空中交通规则（试行）》，作为全国首部地方性低空空中交通规则，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此前，作为苏州低空经济主要的建设方之一的苏州工业园区刚刚举办了2024低空经济产才融合发展交流会，加快向低空经济要新质生产力。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杨帆在会上透露，苏州工业园区将引进一批低空经济高层次人才，建设低空经济研产教融合服务基地，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培育低空经济相关文化创意新业态。（21世纪经济报道）
蔡子微评：
引进高层次人才，不仅为低空经济提供了智力支撑，还促进了技术的创新与落地。建设研产教融合服务基地，更是将教育、科研与产业紧密结合，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同时，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吸收全球先进经验，推动低空经济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创新。这一系列举措将为苏州工业园区的低空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培育出更多新业态，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话题关注：产学研协同创新对区域低空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6、“工业宁东”加快向“创新宁东”转型蝶变。
近日，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赛迪顾问新材料产业研究中心发布《2024化工园区综合竞争力百强研究》报告，从产业基础、产业创新、发展效益和“三化转型”4个维度，科学构建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对全国近700家化工园区进行分析。其中，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在百强名单中位列第三，是中西部地区唯一进入前十强的化工园区。（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近年来，宁东基地坚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现代煤化工、精细化工等产业链延伸，逐步实现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培育的双重突破。通过这样的努力，宁东不仅巩固了其在煤化工领域的领先地位，还为其他化工园区树立了榜样，展示了产业创新与环保并行的可行路径。
话题关注：传统资源型产业生态转型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7、
天津港集团展示最新港产城融合发展成果。
日前，2024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主题，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共设置国际港口、国际船东、港航装备、国际货代、航运服务、航运物流、航空货运、航运商旅及港产城融合发展成就9个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航运产业各领域的创新技术与先进装备。天津港集团携近年来港产城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亮相本次博览会。（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天津港集团展示了其在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及枢纽港口建设方面的成果，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专业人士的关注。通过“港产城”融合发展，天津港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服务能力，还推动了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和绿色生态发展的成就令人赞叹，展示了天津港在现代航运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未来其将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更多“硬核”力量。
话题关注：产城融合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8、
推进智慧物流，山西太原将建设一批“电子商务+物流配送”聚集区。
记者15日从山西省太原市邮政管理局获悉，该市印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2024年行动计划》，将布局建设一批“电子商务+物流配送”聚集区，推进物流智慧化改造。《行动计划》明确，将持续推进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提质增效工程，2024年持续推进标准化乡镇快递综合服务站、服务规范化行政村快递便民服务点建设，持续给予农村寄递物流上行、下行快件省级财政资金补助，进一步降低农村物流成本。（ 中国新闻网）
蔡子微评：
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在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连接城乡市场，这些平台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同时，电子商务还为乡村地区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模式，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此外，电商平台的数据分析能力有助于优化农产品的种植和销售策略，提高效率。政策的支持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将进一步释放电子商务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潜力，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话题关注：数字经济下电子商务平台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研究
9、
浙江：个性化产品应用助力企业节能降碳。
在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的厂房里，工人们正在给企业电表安装一个个白色的装置。这是电力产品碳足迹物联采集装置，能将用能数据精准转换为碳排放数据记录保存。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总经理陈枫介绍，该装置通过内置的智能合约与时间戳技术，可实现复杂场景下碳足迹的可信采集与防篡改，为企业节能减排提供参考依据。不只是碳足迹物联采集装置，在浙江，越来越多的个性化产品、应用不断投入使用。（新华社）
蔡子微评：
浙江在推动企业节能降碳方面展现出了卓越的创新力和执行力。
通过开发一系列个性化产品和应用，如电力产品碳足迹物联采集装置、能效计算器等，浙江精准记录了企业的用能数据，助力企业节能降碳。
这些个性化产品的广泛应用，不仅提升了企业的能源管理效率，还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
10、
安徽：推动产业集群向资本集群转化。
安徽省地方金融管理局7月15日发布《安徽省支持科技企业运用资本市场高水平发展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提出，推动产业集群向资本集群转化。支持省区域性股权市场申报制度与业务创新试点，用好省区域性股权市场与新三板对接“绿色通道”机制，推动“公示审核”创新审核机制加快落地，拓宽省区域性股权市场与新三板市场制度型对接渠道。实施企业上市“迎客松”行动计划，做好科技型企业上市分类指导，结合科技型企业自身情况和中介机构对企业上市进程的专业判断，引导企业明确自身板块定位，科学规划上市路径。（证券时报网）
蔡子微评：
产业集群侧重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整合以及企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而资本集群则侧重于资本的聚集和金融服务的完善。安徽省推动产业集群向资本集群转化，不仅是关注二者的协同效应，更是通过金融服务体系推动产业的升级转型，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话题关注：产业集群与资本集群的融合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分析
11、
会员套娃式收费亟待治理。
近日，随着大量影视作品的上线，视频软件付费会员套娃式收费问题再度受到关注。消费者购买会员获得影视资源、跳过广告等服务，平台靠会员制创收，这本是双赢。但目前，一些平台随意修改规则、会员等级过多、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引发消费者不满。看到满屏除不净的广告和需要层层解锁才能观看的剧集，消费者不免产生“充了会员但又没完全充”的感受，对平台的信任和耐心被消磨殆尽。（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聚焦“会员套娃式收费”、“乱收费”等问题，
一方面
企业自身要加大对付费模式的审查力度，完善相关的退费机制，建立起快速反映的投诉渠道和惩戒机制，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内容付费的规章规范，探索常态化、跨部门的提醒机制、监管机制。
12、
打造消费新场景，拥抱数字化转型：家具业呈现“年轻态”。
戴上VR眼镜，挑选定制家具方案；使用“智造”设备，设计图纸快速变为家具实物；借助跨境电商，大件家具加速漂洋过海……近年来，家具设计、生产、销售等各环节持续焕新升级，家具业呈现出“年轻态”。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屠祺向记者表示，家具企业瞄准消费新需求，推进数字化转型，加速拓展海外市场，使家具产业保持发展向好态势。（中国新闻网）
蔡子微评：
新消费趋势下，数字化转型正引领家具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家具企业能够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提升产品设计的个性化水平，满足消费者对家居生活多样化和定制化的需求。数字化还优化了供应链管理，提高了市场响应速度，降低了运营成本。同时，线上销售平台和虚拟现实体验等创新营销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便捷的购物体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环境的演变，数字化转型将成为家具行业持续创新和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话题关注：新消费观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研究
二、今日财经期刊佳作关注
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影响效应研究——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视角
作者：
熊彬,王志伟
.
来源：《现代财经》2024年第6期
导读
摘要：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区域创新创业活动注入了强劲动能。本文使用2006—2021年我国278个城市面板数据，立足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重维度，运用交叠双重差分法探究了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多维政策效应。研究表明：“双试点”政策对提升创业活跃度具有明显的联动效应，且效应存在波动递增的趋势。“双试点”政策的赋能效果强于单一试点城市。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均在“双试点”政策激发创业活力的过程中发挥着“调控器”的功能，且两者结合能产生更好的强化效果。“双试点”政策联动赋能效果在内外双向视角下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非资源型城市、对外开放程度更高的城市中，这种联动效应更明显。本文研究为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助力数字经济政策激发创业活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
“双试点”;联动赋能;创业活跃度;有为政府;有效市场;
引用格式：
熊彬,王志伟.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影响效应研究——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视角[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4,44(06):36-53.DOI:10.19559/j.cnki.12-1387.2024.06.003.
一、引言
2024年中国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继续保持高位,预计超过1 170万人的高校毕业生规模将再创新高,稳住就业大盘任务艰巨。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能激发更多市场主体带动就业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实融合的深化,以及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所培育的新产业、新模式为开展创业活动提供了广大空间。现阶段,数字经济的政策导向大致可分为存在互补关系的“硬基础”和“软环境”两类。一方面,“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1)
201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颁布《创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工作管理办法》,经过2014年至2016年共三批次的试点城市评选工作,118个城市(城市群)成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
既释放出政府加强数字经济“硬基础”建设的政策信号,也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
(2)
2013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首批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市(县、区)名单,确定北京市等68个城市为首批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市(县、区),开启了我国信息消费制度创新。
作为数字经济政策中“软环境”典型代表,旨在持续优化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信息消费环境,是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推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两类数字经济政策协同联动,共同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事实上,“双试点”城市在提升创业活跃度已经进行了较多尝试,天津、上海等城市加快推动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创业孵化机构等一系列服务平台,为激发创业活力做出贡献。
“双试点”政策的实施充分体现了以政府“有为”推动市场“有效”的重要实践。“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是我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与长期实践经验总结出的,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难题的中国方案
[2-3]
。自从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论述”以来,学术界和产业界对二者在宏观经济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互动作用已经达成了共识
[4-5]
。然而,二者的协同效应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有待进一步验证。在当前中国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要进一步释放创业的就业拉动效应,就有必要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效应进行深入探讨。具体而言,研判其协同效应是否会影响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对创业活力赋能效果,是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理论运用于数字经济政策的有效检验,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那么,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作为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存在联动效应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联动效应的持续性如何?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能否强化其发挥的联动效应?“双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赋能效果又是否具有空间异质性?厘清上述问题,对于政府如何统筹发挥各类数字经济政策具有借鉴价值,为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持续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基于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数字经济政策联动的新视角,丰富了关于产业政策组合与创业活跃度的研究。第二,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纳入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与创业活跃度的分析框架中,检验其在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激发创业活力中的调节作用。第三,从城市的资源禀赋和对外开放程度内外双向差异出发,考察数字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异质性规律。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的效应研究
目前数字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或“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单一视角,对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效应尚无相关探讨。关于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信息消费的贡献和作用,并没有关注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信息消费作为信息技术与传统消费深度融合形成的一种新型消费,能够疏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堵点,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6]
、经济高质量发展聚力赋能
[7]
。此外,信息消费作为促进传统消费产业数字化和新型信息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力量,能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8]
,助力拓展出口份额
[9]
。关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研究主要涉及“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资源配置效应
[10]
、技术创新效应
[11]
、环境效应
[12]
等。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始逐步探索创业活动是否受益于数字经济“硬基础”建设所带来的红利。王剑程等(2020)
[13]
研究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使得农村家庭能够更加便利地获取所需信息,显著促进了农户在批发零售方面的创业行为。在此基础上,田鸽和张勋(2022)
[14]
认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推动农村居民向数字化非农行业的就业创业行为,并且消费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作为数字经济的两大核心内涵会引导劳动力根据技能高低实现有效的社会分工。Maude(2019)
[15]
基于法国的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拥有高速宽带网络的城市更激发创业者的创业意愿。
(二)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崛起,学者对创业活跃度的研究视角由劳动力
[16]
、资本
[17]
、土地
[18]
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以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田毕飞等(2023)
[19]
从信息通信技术的接入、使用和技能三个维度构建数字技术发展指数,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及其各维度均能促进个体做出国际创业的决策。田鸽等(2023)
[20]
以数字金融作为切入点,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扩大企业潜在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两条路径来激发市场主体开展创业活动。赵涛等(2020)
[21]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通过激发潜在需求、满足信息需求和加速产品匹配等培育更多的创业机会,也会通过加强社会互动性等途径丰富创业资源,进而提升创业活跃度。
(三)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效应研究
在西方经济理论所设定的限制性框架中,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为二元对立、相互替代,并形成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而政府干预不利于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
[22]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市场机制并非尽善尽美,需要政府进行适当调节
[23]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认知对经济危机等现象难以阐释
[24]
。因此,许多学者重新审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展开深入探究。在理论层面上,林毅夫(2017)
[25]
在总结既有理论研究与中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其中,有效市场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则表明政府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6]
。陈云贤(2019)
[2]
基于“资源生成”与“资源稀缺”的视角,总结衡量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若干标准。在实证层面上,郑尚植和赵雪(2020)
[4]
探索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然而,该研究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割裂开来进行分析,并未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效应进行深入研究。邹新月和涂仕达(2020)
[5]
选取财政自主度和市场化指数作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有力解释。该研究基于政治锦标赛理论较好地控制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但财政自主度更多的是反映政府干预经济程度,并不能很好地衡量有为政府。
已有文献为本文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上述文献普遍从单一的试点政策维度进行政策评估,这样不可避免会忽略其他试点的交叠影响。事实上,政策的制定和设计往往着眼于高质量发展全局,与既有政策形成最优政策组合,形成最大整体效果。因此,本文的出发点是全面探索“双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动态赋能效应,以进一步证明数字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相互效应。其次,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理论的实证检验聚焦于二者的独立作用或是其相互作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对其协同效应在数字经济政策实施效应中的实证检验较少。从测度变量来看,现有研究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指标设计上并未进行全面、客观的衡量。为此,本文分别采用基于熵权法得到的客观评价分数和市场化指数衡量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测度二者协同效应,实证检验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效应在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不仅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理论的实践运用提供经验证据,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与城市创业活跃度
Chowdhury等(2019)
[27]
认为政策制度能够从不同维度影响区域创业活动。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策源地,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在提升创业活跃度的侧重点上各有不同。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主要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孕育了创业机会。从需求端来看,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推动了直播电商、智慧商圈等消费新业态和新场景的发展,激发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
[21]
,进一步促进了产品市场的蓬勃发展,从而为创业活动提供了更多机会。供给端创造的机会也不容忽视。信息消费能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经济范式的改造
[6]
,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提升企业生产要素协调性,从而提高创业的成功率。此外,“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推动数实融合发展,“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推动公共服务平台和数据库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这为金融和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创业培育提供了有力支持
[13]
。二是构建知识溢出环境,网络基础设施极大地便利了知识信息的传播、交流与扩散,消弭了知识获取的鸿沟
[15]
。知识溢出创业理论表明
[28]
,创新知识越多的环境拥有更多的创业机会。由此可知,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均能为提升创业活跃度贡献力量。
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不仅考虑政策支持的力度,同时也着眼于高质量发展全局,着力提升政策协调性,使各项政策能形成合力,发挥“1+1>2”的复合赋能。因此,相较于数字经济政策“单试点”城市,“双试点”城市能更为有效地提升创业活跃度。一是基于平台载体效应,“双试点”城市受益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更好地依托数字基础设施所带来的信息资源深度整合优势
[14]
,构建以众创、众包、众扶等为代表的创业支撑平台。同时,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也为“双试点”城市创业活动持续不断地畅通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等创新创业要素流动
[7]
,进而为打造创业创新新格局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二是基于信息透明效应,网络基础设施作为“信息高速公路”,承载着海量的信息资源
[21]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助推,能更为高效地实现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互联互通,促使区域内的信息透明度显著提升,进一步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技术创新和知识获取的成本
[29]
,为创业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三是示范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城市能充分发挥政策聚合效应,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这有利于营造一个全民创业的“黄金时代”,为大众广泛平等参与创业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30]
。同时,各类创业主体能通过互联网平台来把握创业机会和寻找创业灵感,促进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
H1
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双试点”联动提升了创业活跃度。
(二)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单一强化效应
政府作为“有形之手”可以基于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两个角度强化两者的关系
[25]
。一方面,在基础设施上,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面承担着重大职责。数字基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地基,适度超前地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通过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创业活动插上“数字双翼”
[14]
。另一方面,在制度安排上,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政府深入推进简政放权,以简政放权“减法”换市场活力“加法”
[29]
。同时,政府治理效能的不断提升,能够破除阻碍创造性发挥的屏障和打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优质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生态
[31]
。
市场作为“无形之手”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忽视。首先,有效市场能够通过价格信号达到帕累托有效配置,使得所处市场内的劳动、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
[29]
,为提升创业效率和效果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为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提供内生性动力
[31]
。最后,中国数字经济呈现蓬勃向上发展态势,与我国的有效市场密不可分。一方面,有效市场将大量资源配置到新兴的数字经济产业,让新的数字经济产品或模式迅速落地并不断地迭代、改进
[4]
。另一方面,市场的“无形之手”也会加速优胜劣汰,通过加速低质企业出清,使得有更多的“源头活水”流入市场,进一步释放中国数字经济的潜能。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2。
H2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二者均能强化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三)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强化效应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新形势下,“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已成为推动中国市场一体化建设的强大动力。一方面,创业活动离不开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有效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为创业活动提供了释放市场效应的“加速器”
[29]
。但创业本身是一项风险选择行为,未来回报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这直接决定了社会的创业意愿
[13]
。因此,需要有为政府发挥辅助作用,通过规划、引导和扶持,激发社会主体参与创业活动的内生动力和市场主体活力
[5]
。另一方面,“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也能助推创业活动的开展。而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和市场准入的放宽,正是形成有效市场的重要机制
[2]
。有为政府通过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以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持续不断地激发市场活力。使需求更好地引领优化供给,供给也更好地服务扩大需求,通过供需在更高水平上良性循环,进一步地释放内需潜力,从而助推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激发创业活力的效能。有效市场的作用不断加强,使得有为政府的边界也逐渐明晰,约束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从而有效降低资源错配和制度性交易成本
[32]
,扩宽了初创企业融资渠道。这意味着,其在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提升创业活跃度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3。
H3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能强化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本文将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双试点”的实施当作一项准自然实验,本文构建如下双向固定的交叠双重差分模型以评估其对创业活跃度的效用
TEA
it
=
α
+
βDigitalpolicy
it
+
γControls
it
+
τ
i
+
σ
t
+
ε
it
(1)
其中,
TEA
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创业活跃度;
Digitalpolicy
it
为核心解释变量,即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双试点”;
Controls
it
代表一组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τ
i
、
σ
t
分别为个体、时间固定效应;
ε
it
代表随机扰动项;
β
反映了“双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净效应,若
β
的估计系数大于0,则符合H1,即“双试点”政策显著提升创业活跃度。
进一步地,本文参考张婷和林桂军(2023)
[33]
的做法,引入调节变量、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来检验有为政府(
Acc
)、有效市场(
Mar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
Acc
×
Mar
)调节下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赋能创业活力的动态演化规律。其中,估计系数
β
是本文关注重心,分别依次代表调节变量在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影响创业活跃度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TEA
it
=
α
+
θDigitalpolicy
it
+
μAcc
it
+
βDigitalpolicy
it
×
Acc
it
+
γControls
it
+
τ
i
+
σ
t
+
ε
it
(2)
TEA
it
=
α
+
θDigitalpolicy
it
+
σMar
it
+
βDigitalpolicy
it
×
Mar
it
+
γControls
it
+
τ
i
+
σ
t
+
ε
it
(3)
TEA
it
=
α
+
θDigitalpolicy
it
+
μAcc
it
+
σMar
it
+
φDigitalpolicy
it
×
Mar
it
+
ξDigitalpolicy
it
×
Acc
it
+
βDigitalpolicy
it
×
Acc
it
×
Mar
it
+
γControls
it
+
τ
i
+
σ
t
+
ε
it
(4)
(二)变量设定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创业活跃度(
TEA
)参考白俊红等(2022)
[34]
的做法,利用天眼查企业信息查询平台,通过企业成立地址、年份、行业类型等信息,清洗整理得到2006—2021年278个城市所有类型新创企业数。考虑到城市规模和企业规模的异质性,进一步地,采用人口法对城市创业活跃度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城市每百人中新创企业数作为创业活跃度的测度指标。
2.核心解释变量
测度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双试点”(
Digitalpolicy
it
)的变量具体为
Treat
i
与
Post
it
变量的乘积。如果城市在当年及以后年度同时成为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Treat
i
赋值1,为实验组,否则赋值0,为对照组;
Post
it
区分了“双试点”的政策实施时间,实验组实施“双试点”政策当年及以后年份的
Post
it
赋值1,其余年份赋值为0。同样,后续研究所涉及的“单试点”城市变量设置也与“双试点”城市变量设置方法保持一致。
3.调节变量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水平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府宏观调控所期望达到的四大目标
[35]
。借鉴李瑶等(2022)
[24]
的思路,通过熵权法从上述四重维度对有为政府(
Acc
it
)进行评价。具体而言,经济增长通过地区生产总值来表征,为正向指标;充分就业由城镇登记失业率来代表,为负向指标;物价稳定采用居民消费指数来表示,为负向指标;国际收入平衡由净出口与进出口总额之比来测度,为正向指标。
有效市场存在三个标准：一是市场充分竞争,二是法制监管有序,三是社会信用健全
[2]
。同时,参考邹新月和涂仕达(2020)
[5]
的研究,采用王小鲁等(2021)
[36]
构建的市场化指数(
Mar
it
)来表征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鉴于王小鲁等测算的市场化指数为省域层面,因此借鉴姚常成和沈凯玙(2023)
[37]
的方法,将指数与省域下属的地级以上城市匹配以获取各城市的市场化指数。
4.控制变量
为更准确地考察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结合城市的典型特征及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借鉴袁礼和龚钰涵(2023)
[17]
的做法构建了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金融发展水平(
Fina
),城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工业化水平(
Manu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服务业水平(
Serv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政府规模(
Gov
),地方财政支出;科技发展水平(
Tech
),城市科技支出。除采用相对指标的工业化水平与服务业水平外,其余控制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处理,以增强数据平稳性。
(三)数据选取
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采用2006—2021年中国278个城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所使用的新注册企业数相关数据来自天眼查企业信息查询平台,其余变量的原始数据选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等。对部分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齐。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创业活跃度的均值为1.09,最小值为0.05,最大值为13.98,说明样本城市之间创业活跃度存在显著差距。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的均值为0.06,这表明有6%的样本接受了处理。有为政府的标准差为0.10,样本城市之间的差距较小,这可能的原因是政府能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及时回应并解决时代问题,以保持其“有为”
[2]
。有效市场的标准差为1.66,这表明各地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可能存在因地方保护主义而形成的隐形区域壁垒
[37]
,这也反映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性与急迫性。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对式(1)进行回归估计,得到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列(1)和列(2)分别是加入控制变量和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影响创业活跃度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52和0.5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未实施“双试点”城市相比,实施“双试点”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得到提升;为排除“单试点”在“双试点”与创业活跃度因果识别中的干扰,本文剔除样本中仅成为“单试点”的样本,从而构建以“双试点”为实验组,“无试点”为对照组的样本结构,并重新进行回归估计,列(3)与列(4)表明了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仍能够赋能创业活力,这进一步验证和强化了本文所提出的H1。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对应的t值;***、**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调节效应检验
表3报告了对式(2)、式(3)、式(4)的估计结果,列(1)与列(2)中,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分别与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的交互项对创业活跃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4.40和0.30,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能强化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提升创业活跃度的政策效能。由此可知,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在提升创业活跃度的进程中,离不开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发挥作用。列(3)则展示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作用下的估计结果,不难发现,两者协同所产生效应的回归系数为1.80,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有助于发挥数字经济政策赋能创业活力的作用。该结果所隐含的经济含义可概述为,在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的过程中,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能够强化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与城市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在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赋能创业活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假设H2和H3得证。
表3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三)识别假设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要求在实施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样本的估计系数的变化趋势应保持相似。由于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在不同城市渐进发生作用,因此,需要依据不同城市的政策实施时间来设置虚拟变量,构建以下估计模型进一步分析考虑到“双试点”样本集中在政策实施前8年至后5年,同时为了避免完全共线性,所以选择政策实施前第1期作为基期。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在政策实施之前,对创业活跃度的政策冲击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基于动态效应探析可知,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效应呈现波动递增趋势。以上分析再次印证了基本结论的可靠性。
(5)
图1 创业活跃度平行趋势检验
2.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中存在被遗漏的混杂事件可能会引起政策评估效果的偏差
[38]
。借鉴Cao和Chen(2022)
[39]
的思路,分别进行时间安慰剂检验和空间安慰剂检验。时间安慰剂检验思路为将处理前的某个时点作为“伪处理时间”,仅使用处理前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空间安慰剂检验是从总样本无放回地随机抽取若干个体作为“伪处理个体”,在式(1)基础上进行回归,这一过程重复进行500次,便可得到伪“双试点”的500个估计系数。图2表示为处理时间前置1至8期的时间安慰剂检验结果,所有置信区间都包含0值,故均可接受“安慰剂效应为0”的原假设。图3报告了空间安慰剂检验的核密度图与直方图,随机试验组中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估计系数集中在0附近,均显著异于随机试验的回归分布,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1的稳健性。
图2 时间安慰剂检验
图3 空间安慰剂检验
3.Bacon分解
处理效应在组间或异时存在异质性,采用传统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会得到很难解释的处理效应估计
[40]
。本文参考Goodman-bacon(2021)
[41]
的思路,将基准回归中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的估计系数分解为三个部分。DID分解的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Later T vs. Earlier C”是使估计结果偏离“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真实效应的根源。究其原因,是将早期受到政策影响的个体作为实验组,而后期受到政策影响的个体作为对照组,其对“双试点”政策的估计系数产生了一定偏误。“Later T vs. Earlier C”所占的权重仅为0.50%,DID估计系数为0.20,描述了偏离“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真实影响的大小。“T vs. Never treated”所占的权重最大,DID估计系数也最大,这表明“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主要是由政策所致。故可知,基准回归中双向固定效应的多期DID估计量偏误很小。
表4 系数bacon分解表
注：T=Treatment; C=Comparison。
(四)稳健性检验
1.PSM-DID检验
实验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之间存在个体特征差异,“双试点”城市的选择过程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可能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本文依次使用面板数据转化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重新进行DID估计
[34]
。首先将相关控制变量设置为匹配特征变量。面板数据转化法是为实验组城市找到满足共同支撑条件的最优对照组,并剔除非共同支撑部分形成数据集。表5列(1)-(4)汇报了截面PSM-DID的结果。不难发现,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能有效激发创业活力。同时,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及两者协同能够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双试点”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进一步表明本文核心结论H1、H2、H3的稳健性。
表5 基于PSM-DID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2.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由于本文样本考察期为2006—2021年,2012年和2013年分别展开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与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的同期相关性较强,现有研究表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对创业活跃度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42-43]
。为排除对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效果评估的干扰作用,为此,将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虚拟变量(
Treat
_
IP
、
Treat
_
PFTZ
)纳入到基准回归模型重新进行回归
(3)
当城市成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当年及之后年份,
Treat
_
IP
等于1,其他情况为0。自由贸易试验区同理。
。从表6的参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后,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及其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两者协同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正,分别在5%、1%、5%、5%的水平下显著,一方面表明“双试点”政策能够赋能创业活跃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能够强化“双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表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6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3.替换被解释变量
参考白俊红等(2022)
[34]
的研究,基于生态学的研究法,采用未经标准化的新注册企业数直接衡量创业活跃度。基于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可知“双试点”政策依然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且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能够正向强化其促进效应。再次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H1、H2、H3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仍保持稳健。
表7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六、进一步讨论
(一)“双试点”政策联动效果的比较分析
首先,检验数字经济“单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是否存在赋能效果是进一步研判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能否产生联动效应的基础。这里将剔除所有的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的样本数据,构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单试点”为实验组,“无试点”为对照组的样本结构,以评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对创业活跃度的净效应。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ADigitalpolicy
的系数代表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影响创业活跃度的净效应,
BDigitalpolicy
的系数反映了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冲击的净效应。在避免了政策组合的干扰之后,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均能发挥激发创业活力的效能。
表8 “单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净效应
其次,为研判“双试点”是否具备更佳的政策效能,借鉴苏涛永等(2022)
[44]
的识别策略,仅保留已成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或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的样本,构建“双试点”样本为实验组,“单试点”为对照组的样本结构,回归结果见表9。此时
Digitalpolicy
的估计系数反映了“单试点”成为“双试点”对创业活跃度的净效应。相较于“单试点”政策,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双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冲击效果更为有效,验证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与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双试点”存在联动效应,侧面佐证了本文的H1。同时,为排除产生因样本变化而造成的趋势变化问题,对“单试点”总效应与“双试点”对比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估计结果如图4所示。不难发现,在成为“双试点”城市前,对创业活跃度的政策冲击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印证了结论的可靠性。
图4 “单试点”总效应对比的平行趋势检验
表9 “单试点”政策与“双试点”政策净效应对比
最后,进一步探索“双试点”政策实施先后顺序影响创业活跃度的赋能差异。参考苏涛永等(2022)
[44]
的做法,在前文“单试点”总效应与“双试点”的样本结构基础上,再剔除已经成为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但并未成为“双试点”的样本,回归结果见表10。列(1)与列(2)系数反映了先成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再成为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时对创业活跃度的赋能效果。可以发现,这种实施顺序对提升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同理,列(3)与列(4)表明,先成为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的情况下,这种实施顺序能有效发挥“双试点”赋能创业活力的作用。结果表明“双试点”的实施效果受到政策实施顺序的影响。可能原因在于,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主要目标包括了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初步建成,这为而后实行的“宽带中国”战略提供了建设蓝图。同时,在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营造的信息消费良好氛围下,依托数字生态开展创业活动蔚然成风
[13]
,“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能为城市提供更加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使得各类主体开展创业活动“如虎添翼”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