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中国新经济有三个优势
实现5%以上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
谈到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林毅夫表示，经济增长依赖于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需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经济体，还处于产业升级的阶段，跟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这个差距就是后来者的优势。世界上其他国家处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时候，经济发展都比较好，比如日本、韩国、德国处在追赶阶段时都实现了8%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如果他们能实现，中国也有实现的潜力。
林毅夫认为，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跟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并且中国在新经济上有三个优势：一是，人力资本丰富。中国有14亿人口，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技术能力的人才数量庞大。二是，按照
购买力平价
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任何技术创新、新产品研发都可以快速进入国内市场，达到规模经济。即便与发达国家一起竞争，也可以凭借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实现规模经济的赶超。三是，中国有最好的产业配套能力。这三者综合起来，能让中国的新经济在技术创新上显示出明显优势。
“综合来看，我们有很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空间。中国储蓄率高，投资资源多，中国也有发展经济的意愿。结合目前国际国内经济状况，在有8%增长潜力的情况下，实现5%以上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
谈居民收入：
一定能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
谈到居民收入，林毅夫介绍，高收入国家是世界银行联合采用的一个标准，现在的标准是13000美元，如果跨过这个门槛就进入了高收入国家。中国现在人均GDP已经达到12500美元了，相信只要保持每年5%以上增长，快则一两年，慢则两三年，这个门槛一定能跨过去，成为高收入国家。林毅夫说：“只要利用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有利条件，相信我们能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果2025年没有实现，我相信2026年也能够实现。”
谈到经济规模，林毅夫表示，按照现在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概是美国GDP的65%-70%。如果美国经济增长率相对稳定，中国在2035年之前每年有8%增长潜力，实现5%-6%的经济增长，中国会成为一个低水平高收入国家，仍处于追赶阶段，仍有后发优势，在传统产业上仍然有引进消化吸收的可能性。
在新经济上，中国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人力资本多，国内市场大，具有产业配套优势，所以技术创新潜力会比其他高收入国家还要大。在2036年-2050年应该还有每年6%的增长潜力，实现3%-4%的增长。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因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届时经济规模会达到美国的两倍。中国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
谈消费与投资：
投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才能提高收入提振消费
谈到消费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林毅夫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很快，投资增长很快，长期来讲专家学者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是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曾经也有说法是，投资拉动经济不可持续，把过去几年经济增速下滑，归因于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可持续。
“对于这种说法，我一直持有保留的态度，我认为效益非常重要，因为消费是我们发展的目的。发展就是要改善民生，让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当然是靠消费，但是消费要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要不断增长，收入水平要不断增长的前提又是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力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是需要投资。”林毅夫说。
“在经济增长下滑的时候，消费一直会疲软。没有了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就业机会不断增加，人们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不高的情况之下，消费很难可持续旺盛。”林毅夫强调，一个国家要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有比较高的投资增长。投资要能推动经济增长，就要投资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机会，进而收入就能增长，消费才能增长得快。林毅夫提到，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到2022年，年均经济增长9%，人均GDP增长达8.1%，消费增长每年也维持在7%，是全世界最快的增长。
林毅夫同样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要提振消费，最重要就要增加收入增长和收入增长预期。收入增长需要经济增长，需要生产力水平提高，要求不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这就需要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投资提供必要的融资条件和政策环境，“相信这样，消费会非常有活力”。
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吴阳
林毅夫回击！“中国不会步日本后尘”
“有些人认为，中国可能会步日本的后尘，对这个看法我不太同意。”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全国两会期间回答中新社记者提问时，对一些美国学者宣扬“中国经济见顶论”，把中国看作“下一个会与美国经济越拉越远的日本”予以回击。
林毅夫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人谈论日本经济会超越美国，结果不仅没超越，还与美国差距一路加大。他强调，日本的情况不会在中国发生。
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放缓。尽管中国目前也面临老龄化挑战，但林毅夫指出，对经济增长而言劳动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效劳动，即劳动力数量乘以劳动力质量。从中国人口看，过去是“数量红利”，现在是“质量红利”。据他观察，包括中国在内，处在追赶阶段的“未富先老”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前10年和后10年经济增速不仅未降，反而提高。
为何步入老龄化还能实现经济更高增长？林毅夫认为，除上述“人才红利”外，处在追赶阶段的“未富先老”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空间较大。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教育水平提高，也使得其掌握新技术的能力更强，产业升级和生产力水平提高更快。
林毅夫还提到，日本20世纪90年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越美国，其代表的产业技术同样属于世界最前沿，但因美国技术打压，日本放弃了半导体芯片这一先进产业。中国在新经济绝大多数领域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且具备人才、市场等方面优势，哪怕有些技术稍有落后，中国也可利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搞技术研发和突破。
产业政策支持方面，林毅夫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认为政府不该制定产业政策，由此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停滞，生产力水平也处于相对停滞状态。
“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用产业政策能够追赶上发达国家，也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能够继续维持技术领先。”林毅夫说，中国这些年能在新科技领域有所突破，离不开政府的产业政策。
他相信，中国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使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也相信新质生产力会不断涌现，中国经济可以维持在相对较高的增长率，不会出现像日本一样的情形。
林毅夫：民营经济仍有无限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