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过去，假货泛滥还只是伤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败坏了中国产品的国际声誉，现在实际上已经伤及国家利益和中国制造的整体竞争力。
就企业家参政议政来说，两会不是马云的主场，因为马云并非两会代表。但今年两会期间，马云关于“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的提议，却得到众多两会代表、委员的同声响应，这说明假货问题在中国已经成为企业界的心腹之患，成为一个急需治理的热点问题；假货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就像联想杨元庆在两会发言中所说，所谓黄建平与马云之争，表明上看是虚实经济之争，但归根结底是山寨和品牌之争、伪劣与知识产权之争。
假货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几乎是伴随市场经济而生，除了利益驱动的普遍动机之外，还是有一些特殊国情因素的。比如，在改革开放后相当时间内，因为处于制度建设初期，市场环境相对宽松，打假并没有被地方政府当做重中之重；再比如，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长期计划经济之后，计划经济有商品短缺、消费者相对贫穷的特征，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老百姓的观念是能买到就赚到，再加上贪图便宜，在客观上为假货的生存和流通留下了生存空间。事实上，假货泛滥是转型国家在经济转型后的普遍问题，在俄罗斯也是如此。
所以，打假不单是一个严肃的现实问题，更是一个沉重的历史问题。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假货流通已渐成体系，它不但体现在造假者猖獗，还体现在消费端的需求旺盛，而两者的共同点都是道德负担太轻。尤其是消费者，他们可能知道买假货是错的，但在从小到大父母邻人买假货无大错的价值观熏陶下，对于假货的是非观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大批消费者不惮于买假，甚至热衷买假，也是假货泛滥的一大原因。
从这个角度看，马云讲出“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的说法就很好理解了，这表现了来自企业界的一种急切心情。客观说，治理假货比治理酒驾可难的多，酒驾一年能有多少起？交警上街拦截仪器测试后一抓一个准，再辅以法律严惩，中国的酒驾问题实际上已经大为改观，但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假货生产与销售却很难抓现行，抓住后现行法律又难以保证严惩。以315前夕阿里披露的一组2016年打假数据为例。为了打假，其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专业队伍，年投入超10亿元，12个月内共撤下3.8亿个商品页面、关闭18万间违规店铺和675家运营机构，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但结果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刑事处罚率不足1%。原因是现行相关法律规定存在过时、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等缺陷。
这背后则是中国打假所面临的普遍困境，制造业的高度发达和电商等新交易模式的出现，使造假售价手段飞速提升，但现行法法律和消费者意识并没有与时俱进。
这些年各级政府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假货不绝也是事实。这说明中国的打假投入仍需一个台阶式提升，仅靠企业自身是不行的，靠各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战仍嫌不够，中国应以全社会之力治理假货，从学校教育到立法执法，教育打假、法治打假，行政打假，企业打假，消费者打假，谁都不应置身事外。
如果说在过去，假货泛滥还只是伤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败坏了中国产品的国际声誉，现在实际上已经伤及国家利益和中国制造的整体竞争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众多‘中国工匠’，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这个过程中，假货就是一只巨大的拦路虎。对比东邻日本，战后三十年经济复兴，已经出现了丰田、索尼、东芝、松下等一批国际著名品牌，中国同样是改开三十年，已有近200类产品产量世界第一，被赞为“世界工厂”，但至今还没有诞出哪怕一个能与日系品牌媲美的国际品牌，消费者仍旧热衷于从海外背回奶粉、尿布、马桶盖、电饭煲，假货与质量问题，已成为中国制造提升的瓶颈，成为消费升级的障碍。尤其是在美国特朗普上台后，反全球化逆流山雨欲来，新的竞争形势下对国货的要求逐日水涨船高。
供给侧改革需要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而如果假货问题得不到明显治理，对供给侧改革也是一种直接伤害。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假货的存在，侵占了创新产品的市场空间，挫伤了创新的积极性，打击了消费者对国货的热情，打假已成振兴实体经济、中国消费升级和扩大内需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