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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老阿妈：“磕头的时候都为谁祈福？”她说：“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也为辛苦修建这些公路的大好人祈福”。现在，很多人喜欢把物质丰裕、现代化和虔诚信仰对立起来。然而，恰恰是党和现代化才提供了真正可供实践的信仰自由。可能没读过多少书的老阿妈倒是比很多读过很多书的人明白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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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强舸，中央党校副教授
一、磕长头其实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事
电影《岗仁波齐》近期引起热议，由于我的西藏背景，每每有类似的文艺作品上市，总会朋友主动与我交流观影体会。但我最近忙于钻研川普大帝和国企党建，没看过《岗仁波齐》，自然也不会有体会。不过，我看了电影的海报，倒是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当你感慨磕长头的虔诚灵魂时，可曾想过他们身下的公路是谁修的？
《冈仁波齐》记录了一群藏民的朝圣之旅
不论是在文艺作品，还是现实的藏区旅行中，我们都能看到，长头都是在公路上磕的。那么，公路是谁建的？是在党的领导下，几十年由一代代的建设者建的，这包括最初的十八军和西北野战军进藏部队的战士、包括建设时期的工程兵和各族工人，还包括今天来自西藏本地的以及四川、陕西、河南多地的民工、挖掘机、搅拌机和卡车个体经营户和各类小型包工头。
相比之下，公路的建设者们，无论是工程师、包工头还是民工，都不如朝圣队伍那么有艺术气息。我敬重磕长头的人，能有毅力花很长时间做一件事的人都值得敬重。但我并不太关注这些，我更敬重的是建设者百折不挠的奋斗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伟大精神。
拉萨公路通车纪念碑：为修筑青藏公路、川藏公路，3000多名建设者献出了宝贵生命
虽然或肤浅或深邃的文艺青年喜欢将现代化和传统对立起来，诟病西藏的发展让西藏不再纯洁（而公路、铁路自然是不纯洁的典型代表），但事实上，朝圣之路并非来自传统（过去只是有这说法，但没有实践的可能性），而是现代化的产物。具体来说：
第一，在旧西藏，是不存在全程磕长头到拉萨朝圣这种形式的。因为过去没有公路，西藏复杂、险峻的地形，很多地方猴子四条腿过去都不容易，人磕头就更做不到了。
第二，朝圣之路是存在的，但这在旧西藏是只有极少数贵族或英雄人物才能做到的。他们能做到，不等于普通藏族能做到。正如姚明能打NBA，不等于中国人都能长2米2。
二、为什么普遍的朝圣之路在旧西藏不可行？
当然，我提出上述观点时，也常常遭到朋友反驳，包括藏族、汉族以及美利坚、法兰西、德意志各外国民族。他们大多也都能列举些各式各样的证据，从历史上的朝圣书籍等有一定根据的资料到“上次我在西藏玩的时候人家跟我说”等道听途说的段子。
所以，我也想认真谈谈这个问题，从比较公认的历史资料以及无须质疑（人人都可以随时验证）的自然规律角度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普遍的朝圣之路在旧西藏不可行？
1、人身依附与物资匮乏
朝圣首先要有人身自由，但是旧西藏实行的是庄园农奴制，农奴擅自离开庄园视作逃亡，换言之，占人口比例95%的农奴是不具有自己决定自己是否能去朝圣的权利的。并且，即使得到庄园主批准，绝大多数农奴也没有可以支撑朝圣的物质基础。
具体来说，第一，旧西藏庄园制实行的是乌拉差役制度，乌拉差役具有劳役地租特征，它要求租种土地的农奴家庭必须派出一个或以上壮年男性劳动力全年在农奴主的庄园服役，相应的，农奴家庭拥有一定的份地，但这份份地就需要其他人来耕种，这意味着一个家庭至少要有两个成年男性才能维持生计。因此，“不能分家”的现实需求孕育了“兄弟共妻”的婚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在庄园劳动的农奴肯定不能获得朝圣的许可，而他在份地劳动的兄弟（或者父母，但老人去朝圣，没有成年男性做后勤，肯定会死在路上）如果去朝圣了，全家老小都有饿死的危险。责任感决定了，一个男人不会丢下自己的家人，仅仅为了个人的灵魂的升华而去朝圣的。
第二，根本没有足够的物资。1951年，西藏人均粮食占有量是135公斤，历史时期的粮食产量数据也不可能比这高多少，尚大幅低于人均200公斤的温饱标准。而历史上的朝圣之路，最近的山南、日喀则核心区到拉萨也要走三个月到半年（路途远，交通差，另外，做不到磕长头，也至少要做到逢庙必拜，不然怎么是朝圣，这也会耗费大量时间）。不算其他开销，一个人至少需要100公斤口粮（长途跋涉消耗大），农奴家庭从哪里积攒这些粮食？另一方面，现在朝圣者普遍必需较多的酥油、奶渣等脂肪补给，否则撑不过残酷的气候。而在旧西藏，普通农奴基本吃不到酥油的，在1990年代以前，西藏农村的流行民谚是“小孩子不能吃酥油，吃了会掉耳朵”（目的是为了防止小孩嘴馋，现在这个民谚已经作古了，大力鼓励小孩吃酥油，我在一篇文章中详细探讨过酥油茶在藏族饮食文化中的变迁，《趣话酥油茶》，《中国西藏》2013年第9期），吃酥油习惯的真正普及，其实也是现代化的产物。
2、后勤补给的困难
在今天物资丰裕的情况下，朝圣也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专门的后勤团队。在今天比较好的道路和补给以及商品流通（有钱可以买到东西）条件下，后勤团队也在藏族朝圣者队伍中是标配。一般来说，现在的朝圣者中，老人、妇女或者年纪较大的男子居多，一般是几个人组团朝圣，因为这样比较节省后勤力量。过去，后勤团队使用平板车居多，那么至少要有两个成年男子才能保证平板车的持续运作。朝圣是有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组建后勤团队，比如等自己的儿子挣了一些钱、有空闲的时间，或者通过半是人情半是非货币补偿方式找同村好友。这些年，汽车在藏区越来越普及，后勤人力下降，一个成年男子当司机也就够了。
朝圣者们通常是几人组团去朝圣 @视觉中国
然而，不论是汽车还是平板车都是在公路上才能走的，西藏到处都是高山，和内地的平原环境不一样，过去平板车不具备长距离通行能力，就得需要大牲口（牦牛或犏牛），而在旧西藏90%以上的农奴没有大牲口。而且就算有大牲口，牦牛的问题是，到了河谷地区，它热的受不了，老想下河洗澡；犏牛（公黄牛和母牦牛的杂交品种，一般和骡子一样不孕不育，各位同志，你们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旅游时，你们以为的牦牛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犏牛）的问题是，到了高山地区，它冷的受不了。
没有补给，怎么支撑朝圣之路?
3、随处化缘可行吗？
当然，也有朋友反驳我说，朝圣之路不需要补给，朝圣者可以随处化缘。现在，很多书籍里也这么写（主要是现代用汉语写作的书籍）。
藏族同胞待人热情确实值得称赞。即使在旧西藏，物资十分匮乏，如果有人去敲门化缘，我相信，他们也肯定会拿出自己不多的粮食。但化缘的前提是得先见到人，而在朝圣之路上，绝大多数时间不可能见到可以化缘的村庄。
具体来说，长期徒步旅行，长期锻炼的强壮男性在平原地区的平均速度一般是50公里/天，而在高海拔和崎岖山路双重效应叠加下，一天最多走10~20公里（这个众多徒步驴友都验证过），过去没有公路，行径速度要更低，也就10公里，如果是磕长头的话，一天能走5公里就不错了，朋友们不信可以自己实验下。
这样，问题就来了，在拉萨、日喀则、山南核心区之外，50公里见不到村庄依然非常普遍，骑友们经常要靠90~110公里一个的道班以及公安检查站休整。那么，旧西藏的朝圣者们去哪里化缘？
在没有公路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的迷路问题我们就不说了。
4、恐怖并漫长的冬季
以上还不是最多的困难，朝圣中最难的是：除了拉萨市辖区以及日喀则和山南的核心区，其他地区来拉萨朝圣肯定要超过半年，四川、青海藏区要超过1年，那就不可避免的遇上长达半年以上的冬季。
西藏的冬季，在拉萨等城市的城区其实不难过，由于日照强，基本无降水，以拉萨为例，冬季白天的气温一般能有十几度度，比北京、上海舒服多了。夜晚的温度就会骤然下降，当然大家都是在屋里睡觉，也没事。但朝圣就不一样了，在旧西藏，绝大多数实践肯定要露宿野外，那么如何抵御零下1、20度的严寒？而且，上面说的是最好的情况，是在3000多米海拔的河谷地区，但是，在朝圣之路上，绝大多数都是4、5000米的高山地区，这些地方，7月都能下大雪，冬天夜晚的温度一般在零下3、40度。在冬天，如何保证自己不冻死？
而且，山区一下大雪，积雪经常就是在半米以上。现在，工程兵在西藏冬季也要随时待命，用大型机械也要挖个两三天才能勉强恢复公路通行（参见今年初的西藏雪灾，央视报了救灾情况）。在旧西藏，既没公路，又没工程兵和挖掘机，在高山地区碰上雪灾，就是死。而大雪是每年的常态。
我们看对比性数据。1950年代，在基本没有战斗的情况下，西北野战军从最容易的青藏线运输（川藏方向的18军比这还更难的多。编者注：有报道称18军为建设公路牺牲3000余人。），非冬季最寒冷时期，而且是大集团运输，“高原之舟”牦牛等的死亡率高达50%。而在旧西藏，不论是富人家的牦牛，还是穷人家自己扛东西的人，死亡率能比这个低？
后来，中央政府没办法，为了运输物资，选择了物资在广州上船，在加尔各答卸货（周总理为此专门和尼赫鲁协商），通过大吉岭经亚东（就是最近印度闹事那地方）运进西藏，耗时大半年。这意味着，在没有新中国的公路建设之前，朝圣之路的运输效率还不如去趟印度。直到今天，解放军汽车兵的死亡率还不低。
前两天，有藏族学生和我说，藏族谚语“有水即可饮茶，有草即可住下”。这话是对的，但有水有草在西藏可不是容易的事，别看西藏到处是草原。在长达半年的冬季，既没水（只有冰，变成水得有燃料，可是燃料在哪里呢？），也没草。自然条件决定了，西藏冬季没有草，农区牲畜主要靠秸秆补给。现在，西藏牲畜的冬季草料主要靠小麦或青稞的秸秆，现在1斤秸秆能卖8毛~1块，在日喀则等地，农民兄弟们年年为了争秸秆吵架乃至打架。牧区因为牧草比较多，情况稍微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去。去年我碰见一个例子，在那曲，有家单位院子里杂草长得不错，有牧民看见了就想买，单位领导不知底细抱着弄回两、三只羊（3、5000元）的心态去谈判，结果牧民给了两头牛（1万5），然后两边都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大概割了3拖拉机），牧民兄弟说明年的草也包了（牧民兄弟毕竟比机关领导更熟悉草料市场），可以再加钱，但不要卖给别人啊。
三、藏族的生活和信仰不是文青想的那样的
1、新中国和现代化才提供了真正可供实践的信仰自由
现在我们在观察西藏时（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大众视角），过于强调西藏、藏族和西藏问题的特殊性，下意识的认为“藏族只追求灵魂的纯净，不希望更好的物质生活”（也就是说，“物质决定意识”在西藏是不成立），然而，事实上，没有现代化和国家建设带来的交通设施、增产增收等等，现在我们在西藏常常能见到的、被视为藏族“纯净灵魂”象征的磕长头去拉萨朝圣行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曾经在公路上碰到过一位磕长头的藏族老阿妈和陪伴她的家人，她们邀请我吃他们自己做的奶渣。闲聊中（我会一点藏语，也有人帮助翻译），我问老阿妈：“磕头的时候都为谁祈福？”她说：“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也为辛苦修建这些公路的大好人祈福”。我很好奇，“为什么要为修路的人祈福？”老阿妈说（她儿子在一旁补充，语句是我整理过的）：“我们家在的地方，山高谷深，地域辽阔，交通非常不方便。以前没有路，村里人一辈子别说去拉萨朝圣，连县城都未必去过。生了病，就只能用土办法治治，请人念经，熬着。要是没有这些路，我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可能有机会去拉萨朝圣？一路上，我看了那么多一辈子都没见过的东西，拜了那么多寺庙，我给自己积下了功德。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修了这些路的大好人、大恩人，不管是藏人、汉人，他们真是做了大善事，积了大功德，佛祖一定会保佑他们的。”
现在，很多人喜欢把物质丰裕、现代化和虔诚信仰对立起来。然而，恰恰是党和现代化才提供了真正可供实践的信仰自由。可能没读过多少书的老阿妈倒是比很多读过很多书的人明白的多。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2、朝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朝圣归朝圣，生活是生活。藏族生活不是宗教，宗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是相对次要的一部分。讲3个故事：
第一个：一个藏族哥们和我吐槽：“在酒吧喝酒，经常有你们汉族人找我聊天，聊就聊嘛，老问我有没有磕过长头，我当然没有啊，问我什么时候去磕，我说，我家就在拉萨，我都是开我的霸道去布达拉宫的，下车再转经，然后他们看我的眼神经常不对了，说我不像藏族。我是不是藏族轮得到你们评判？”
第二个：一个藏族导游和我说：“现在游客多了，是好事，老百姓能挣点钱。结果，我碰到不少游客特别是穷游的，经常说，西藏交通方便了也不好，老百姓被带坏了。都不像书里写的请我们吃喝了，居然收钱。藏族的灵魂都让内地人给沾污了。XXXX（脏话），我们老百姓辛辛苦苦干活卖东西，凭什么不能收钱？”我深以为然，很多人去西藏号称是“洗涤被蒙上尘土的灵魂”，其实洗回来，只是“占便宜没够”的市侩心态进一步强化了。
第三个：去年9月底我去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调研，见了很多人，有县里领导、有基层干部、有各类群众（农民、商人、包工头等等），我和他们聊的都是不同主题，不过，不论聊什么，聊着聊着大家都扯到一件事：“昨天城郊有户人家，拆迁赔了2000万！太厉害了！”
所以，没有房产，再多奋斗也失去意义，才是普世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