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 | 处于权力巅峰的美国

本文作者亨利·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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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之初，美国正享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哪怕是过去最伟大的帝国也无法与之相较。从武器装备到企业，从科学到技术，从高等教育到大众文化，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都无与伦比。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的优势地位使其成为维护国际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美国致力于解决重要纠纷，在中东已成为通向和平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太沉浸于这个角色，以至于即使当事双方并未发出邀请，它也已经将自己当成了事件的中间调解者，1999年7月印巴之间就克什米尔问题发生冲突的情形就是如此。美国认为自己是全球民主制度的源头和保障，对其他国家的选举公平与否加以评判，并对未达到其标准的国家施加经济制裁或其他压力。

这样的结果是，从北欧平原直到东亚的冲突交界线，美国军队分散于世界各地。美国以维和名义设立的这些站点正即将变成永久军事基地。在巴尔干半岛，美国正通过在交战双方之间建立保护基地的方式，发挥和奥匈帝国在上世纪转折点时一样的角色。它通过为投资者提供最大的资本池和最大的外国出口市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美国流行文化有时候会成为国家仇恨的导火索，但它也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标准。

图为美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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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遗留问题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美国足够强大，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承受对其霸权的指控。另一方面，美国给世界其他国家开出的“处方”往往反映出其国内的压力，或者是重复着从冷战中获取的经验。结果是，这个国家的优势很可能正与许多影响着并最终改变着全球秩序的趋势变得毫无关联。

讽刺的是，美国的卓越地位往往受到自己人民的漠视。从媒体的报道和国会意见这两个重要的“晴雨表”来看,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兴趣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因此，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出于审慎考虑而避免对外交政策进行讨论，并将领导力定义为民意的反映，而不是将其视为提升美国视野的挑战。包括上一次总统选举在内，已有连续三届的候选人未严肃地讨论外交政策了。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卓越不再是战略设计的结果，而是产生于一系列为了讨好国内选民的临时决定；然而在经济方面，它又被科技和生产力带来的收获所驱动。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种表象，似乎美国根本不需要长期的外交政策，自认为能够对有挑战性的个案进行应对。

在其权力的顶峰，美国处于具有讽刺意味的地位。面对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深刻、涉及面最广的动荡，它未能发展出与新兴现实相关的概念。冷战的胜利使其自鸣得意；安于现状的态度使政策规划只是将过去熟悉的经验运用至未来；令人惊讶的经济表现诱使政策制定者将战略与经济混为一谈，并导致他们对美国科技给政治、文化和精神造成的重大转变不那么敏感。

图中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左）和前美国总统里根（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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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结束的同时，自我满足和繁荣现象相结合产生了一种美国宿命论，并有两种表现：一边，许多人认为美国是全世界国家演变进程的最终裁判者。他们认为，无论文化和历史的差异如何，美国都能为其他国家提供恰当的民主方案。在这种思想流派中，外交政策等同于社会政策。它贬低了冷战胜利的意义，因为在它看来，历史和民主的必然趋势本身就会导致共产主义制度的瓦解。另一边，有人认为苏联崩溃的结果或多或少是美国人在语言修辞（将苏联指责为“邪恶的帝国”）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引发的，而不是源于跨越九个政府几乎半个世纪的两党努力。他们相信，在此种对历史解释的基础上，解决世界上各种问题的方式就是通过美国的领导权——通过对其卓越性的毫不掩饰的肯定，将美国的解决方案强加给世界。

这两种解释都使得为转变中的世界制定一个长期政策变得愈发困难。 外交政策的争议有两种观点，一侧是传教士般的正直态度，另一侧则认为“积累权力就是自我实现”。争论聚焦于一个抽象的问题：引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应当是价值观还是利益？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真正的挑战是合并两者；任何严肃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都不会忘记美国民主将自己定义为“例外主义”的传统，但他们也无法忽视那些必须实施的事项。

对于美国人来说，要理解当代形势就必须首先认识到目前的动荡并非是对有利现状的暂时中断。这些动荡反映了许多主要国际主体发生内部结构变化、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和通信即时化，从而必然导致国际秩序发生转变。根据定义，“国家（state）”一词表达了政治组织内部机构具有正当合法性、有履行其最基本职能的力量——即保护其人民免于遭受外国危险和国内骚乱。当所有这些元素（包括“外国”这一概念在内）同时开始流动，必然会有一段动荡的时期。

实际上，“国际关系”这个术语是较新的概念，因为它的构成不可避免地需要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然而，这是一个仅在十八世纪晚期起源于欧洲的概念，并且主要通过欧洲殖民主义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中世纪的欧洲，义务是个人的、传统的，既不是基于共同语言，也并非基于某个单一文化；在国民和统治者之间并无国家官僚机构的介入。对政府的限制源自于习俗以及保留自治权的天主教会，而不是宪法，从而无意中为多元化以及在几个世纪后发展起来的国家权力的民主约束奠定了基础。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这种结构在宗教改革和印刷术的双重影响下垮台——宗教改革摧毁了宗教团结，印刷术使得增长中的宗教多样性得以被广泛接纳。由此产生的动荡在“三十年战争”（译注：历史上第一次全欧洲大战，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告终）中达到高潮，它以意识形态的名义杀死了中欧30％的人口。

这场大屠杀过后签订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划定了现代国家体系，其规定的一些基本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该条约的基础是国家主权原则，规定一个国家的国内行为和制度不受其他任何国家的干预。

图为关于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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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则所确信的是，比起那些决意转变的改革派外国军队，国内统治者专制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与此同时，“权力的平衡”概念试图通过一种均衡来进行限制，这种均衡使得没有国家能够占据统治地位，并将战争限制在局部地区。二百多年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三十年战争”后出现的国家体系实现了其目标（除了拿破仑时期发生过意识形态冲突，因为当时“不干预原则”被实际上弃用了二十年）。但如今，每一个原则都在遭受冲击，以至于人们忘记了设计它们的目的是限制而不是扩张对权力的恣意使用。

目前，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下的秩序处于系统性危机中。它的原则已然受到挑战，但经协商的替代方案还尚未达成。“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已被弃置，除美国外，许多西欧国家也开始接纳“人道主义干预”或“普遍管辖权”的概念。2000年9月于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很多国家对此进行了认可。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在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共开展了四次人道主义军事行动；澳大利亚和英国领导则带领其他国家在东帝汶、塞拉利昂有所行动。除科索沃外，所有这些干预都受到了联合国的制裁。

同时，“民族国家”这一主流概念本身正在发生转变。每一个政治组织意义上的国家（state）都称自己为一个民族（nation），但并非所有这样的国家（state）都符合十九世纪对国家的定义，即一个语言和文化的单元。在新千年之交的“强国”中，只有欧洲的民主国家和日本符合这一定义。中国和俄罗斯将国家和文化核心与多民族的特征相结合，美国越来越多地将其民族认同与多元种族等同起来。世界上其他国家基本上都由不同民族构成，而其中一些国家的凝聚力受到了来自于主体族群的威胁，这些族群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民族主义和自决学说中寻求自治或独立的基础。欧洲方面，下降的出生率和逐步增加的移民也在酝酿着多种族挑战。

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意识到自己的规模不足以发挥重要的全球作用，正在寻求将彼此集中于某个更大的单位。到目前为止，欧盟组织是这种思路最全面的诠释。 西半球也出现了类似的跨国集团，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以及亚洲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在亚洲，由中国和日本发起的、建立一个初步的自由贸易区的想法已经出现。这些新的集团在界定其身份时，有时是潜意识地，但更经常地是故意与其所在地区的主导权力区分开来。主导权力对于东盟来说是中国和日本（而且可能是印度）；对于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而言是美国。即使他们击败了传统的竞争对手，也会产生新的竞争对手。

图为东盟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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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比这规模更小的变革导致了重大的战争；事实上，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战争的发生频率也相当高。但当前的大国从来没有参与军事冲突。因为至少就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核时代已经改变了权力的重要性和角色。核时代之前，战争往往是由于对领土或资源的争夺；征服是为了增强国家的权力和影响力。在现代，领土作为国力要素之一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技术进步对国力的增强作用远远超过任何可以想象的领土扩张。新加坡除了人民和领导人的智慧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资源，但其人均收入远高于很多更大的、自然资源更丰富的国家。并且新加坡利用其财富建立了有力的军备力量，以对虎视眈眈的邻国加以防御。以色列的境况也相类似。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不太可能发生战争—尽管，如果对人类生命的态度有不同看法、或者不熟悉其灾难性影响的国家也掌握了核武器，这种说法就不再准确了。核时代到来之前，各国之间发生交战是因为失败甚至妥协让步的后果被认为比战争的后果更糟；这种逻辑导致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元气大损。但是，在核大国中，这个逻辑只有在最绝望的境况下才适用。在大多数核大国领导人的心目中，核战争的破坏可能比妥协的后果，甚至可能是失败的后果更具灾难性。 核时代的悖论是，核能力越是增长，使用核武器的意愿越是不可避免地降低。

图为核武器爆发模拟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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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其他形式的权力也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权力是相对同质化的；它的各种元素如经济、军事或政治相互补充。若在其他领域没有相当的地位，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在军事上强大。然而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似乎出现了变化。 突然之间，一个国家可能成为一个没有重要军事能力的经济大国（例如沙特阿拉伯），或者尽管经济停滞不前（如苏联晚期），但仍可以发展庞大的军事力量。

二十一世纪中，这些元素可能会再次紧密相连。苏联的命运表明，片面强调军事力量是无法长久持续的，特别是在由即时通讯连接的经济和技术革命的时代。此外，仅仅经历了一代人，科学就已经实现了超越以往人类历史所积累知识的飞跃。在计算机、互联网和不断发展的生物科学领域中投入的技术是过去任何一代人都无法想象的。先进的科技教育体系已成为一个国家长期握权的先决条件：它是社会力量及活力的能量源泉；没有它，所有其他类型的力量都会变得疲弱。

全球化已经在全世界传播了经济和技术力量。即时通信使得一个地区的决策成为全球其他地区的决策。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尽管是不均衡的。它是否像促进全球繁荣一样高效地加速经济衰退还有待观察，毕竟它为全球性的灾难创造了可能性。当全球化使得能够影响数百万生命的决定不再受当地政治的控制时，它也制造出了一种恼人的无力感。

美国发现，自身的历史经验对于其所处的世界几乎是未做准备的。 两个大洋保障了它的安全，使得它对“权力的平衡”概念不屑一顾，坚信要么能够远离其他国家的争端，要么能够通过坚持民主和自决的价值观来实现普遍和平。除此之外，美国面临着一个无与伦比的复杂世界，其中至少有着四个国际体系并存：

• 在美国与西欧的关系和西半球内部的关系中，美国那些历史上著名的理念具有相当大的适用性。在这里，基于民主制度和经济进步的理想主义和平发挥着作用。国家是民主的；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除了在边缘地带可能有种族冲突外，战争是不可想象的。纠纷的解决不是通过战争或战争的威胁。大西洋地区或者说西半球国家军事力量的预备是对为了应对该地区以外的威胁，而非为了对付彼此而准备。

• 亚洲大国们比十九世纪的欧洲国家规模更大、人口更多，他们将彼此视为战略对手。印度、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紧随其后的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认为其他国家以及它们的组合，确实会威胁到自己的国家安全。这些权力之间的战争并非迫在眉睫，但也不是不可想象的。亚洲的军事支出正在上升，初衷是为了对其他亚洲国家进行防御（中国的某些军事行动也是为其与美国就台湾问题的战争做准备）。与十九世纪的欧洲一样，长期的和平是可期许、甚至是很有可能的，但权力的平衡必然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 中东冲突与17世纪的欧洲冲突最为相似。它们并不像大西洋地区和西半球那样源自经济，也不像亚洲那样与战略部署相关，而是源于意识形态和宗教。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外交的格言在此处并不适用。 当问题焦点不是某个具体的不公现象而是对方的合法性或者是对方的存在时，妥协就难以实现。因此矛盾的是，试图为这些争端提供一个绝对的解决方法很有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 正如克林顿总统和埃胡德·巴拉克总理在2000年夏天的戴维营峰会之后发现的那样（译注：2000年7月，克林顿邀请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到戴维营会谈，试图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但以失败告终）。试图在各方认为是圣地的问题上进行“妥协”，必然会使他们的立场不可调和。

中东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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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大陆无法在欧洲历史上找到类似的先例。虽然这里的四十六个国家称自己为民主国家，但它们并没有在统一意识形态原则的基础上实施政策。非洲政治也不受“权力的平衡”概念支配。非洲大陆太大，而大多数国家权力可及的范围太有限以至于无法谈论非洲的权力平衡。而且，随着冷战的结束，非洲的大国竞争也基本消失了。此外，非洲殖民统治遗留下了诸多威胁，包括种族冲突、经济严重落后和健康问题。当初为促进殖民统治而划定的边界将部落和民族分开，并将不同的宗教和部落聚集在行政区划中，这些行政区后来成为了独立国家。由此，非洲产生了野蛮的内战，这些内战已经发展至国际冲突；并且产生了足以对人类造成威胁的流行病。（西方）民主国家要在这块大陆上为过去的历史进行弥补，对于他们来说找到帮助非洲跟上全球增长步伐的方法是一项挑战。国际社会有义务结束或者至少使减轻这里的政治和种族冲突。

国际体系的范围和种类使得美国传统的关于国际政治本质的讨论大都变得无关紧要。事实上， 无论是权力、价值观还是国家利益才是外交政策的关键决定因素，根本上都取决于一个国际体系发现自身正所处的历史阶段。美国外交政策一直在寻求一个神奇的万能“公式”，因此面临着一个特别的、目前尚未解决的挑战：建立精妙的意识形态和长期的战略。

不幸的是，国内政治正在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国会不仅立法规定外交政策，而且还试图以过多的制裁对其他国家强行施加行为准则。许多国家现在发现自己受到这种制裁。历届政府都对此表示默许，部分原因是为了获取国会对其他计划的批准，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没有直接的外部危险，对于政治生存而言，处理国内政治比处理外交政策更为重要。外国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是， 美国对于统治的过分追求，往往是对国内压力集团的反应，国内压力集团有能力通过在选举时提供支持或是威胁进行报复来决定关键问题。 并且压力集团之间互相支持彼此的目标，从而为自己未来的主张创设条件。无论立法行动的优点是什么，它们的累积效应都会推动美国走向单边外交政策和不定期的欺凌行为。与以外交对话为目的的外交沟通不同，法令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它几乎等同于最后通牒。

同时， 无所不在的、喧嚣的媒体正在将外交政策转变为公共娱乐的一部分。媒体间对收视率的激烈竞争使从业者对当下的危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危机通常以有着明显是非黑白的伦理剧方式呈现，而未被描述成历史的长期挑战。 一阵兴奋消退后，媒体就开始转向新的热点。在其巅峰时期，海湾和科索沃的危机或戴维营的首脑会议每天被媒体二十四小时报导。在那之后，这些问题几乎没有受到日常关注，而有些问题处于未解决状态的时间越长，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

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却难以发展出一个连贯清晰的战略，其中最深层的原因是三代人对于外交政策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对于美国应扮演的角色争论不休。争论中的主体分别是：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冷战的老兵，他们试图将自己的经验运用至新千年的环境中；反越战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们试图将经验应用于新兴的世界秩序中；以及新的年轻一代，他们往往难以理解前两代人。

图为越南战争中的美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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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战略家试图通过遏制苏联的政策来管理核大国间的冲突。虽然并未忽略非军事问题（毕竟，马歇尔计划与北约对整体布局来说同样重要），冷战一代坚持认为，国际政治中存在一种不可削减的权力因素，并且这种因素是由阻止苏联军事和政治扩张的能力来衡量的。冷战战略家一代的数量已有所减少，并且，他们几乎消除了美国思想在理想主义和权力之间的历史张力。在由两个超级大国统治的世界中，意识形态和均衡这二者的要求倾向于合并。外交政策成为零和游戏，一方的收益转化为另一方的损失。

除了遏制之外，美国冷战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让被击败的德国和日本作为正式成员回归新兴的国际体系。 虽然当时无条件投降仅发生在不到五年前，但经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美国领导者作出这种决定是有道理的。抵抗苏联的那一代经历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而新政通过缩小美国人的期望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差距恢复了政治稳定。同一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了上风，以民主的名义进行了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