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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的乡愁:“漂泊与归家”的新图谱丨春运故事

21世纪经济报道  · 公众号  · 财经  · 2017-01-21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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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近几年,在制造业密布的珠三角地区,不少工厂选择以“机器换人”的方式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不经意间对国人习以为常的春运带来了些许影响。比如从唯家乡为家,到有人即有家。这让度过春节从漂泊者归乡演变成家庭式迁徙。


1月13日是广州今年入冬以来最寒冷的早晨之一,也是在这一天,为期40天的春运开启了。


上午八点,广州火车站,不少旅客正提着行李排队,灰蒙蒙的天空飘着小雨。有穿旧式铁路制服的老大爷在站前广场推着小车询问,“买小板凳不?可以折叠的,最后一把了,十块钱卖你。”


在火车站,小板凳成为不少站票旅客的“必备品”。大爷继续说着:“我在这里卖了快三十年矿泉水了,今年春运赶上冷空气,水不好卖,换成小板凳。”

春运不仅意味着在外游子与亲人的一次团聚,生活方式、生存成本、经济转型等一系列变化,也为这场年度例行迁徙带来更多变量。


“工厂收益不好,老公也没赚多少钱,不回去了,回去又得花一大笔。”火车站售票大厅里,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抱着孩子,站在售票窗口边,“我就是来看看,感受下这种回家的氛围,今年第一次不在老家过年。”


近几年,在制造业密布的珠三角地区,不少工厂选择以“机器换人”的方式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不经意间对国人习以为常的春运带来了些许影响。春运车票背后,演绎着一场场中国式的乡愁和喜乐。




务工者归乡:路途上的温暖


春运是一份档案,记录着数以千万计奔赴珠三角务工人员的酸甜苦辣。


1月14日清晨,321国道上小湘休息站,小李的摩托车停在路旁,他一边拧开刚买的矿泉水,一边掏出手机刷朋友圈,顺便在微信上给家人报个平安。

出生于1991年的小李,老家就在距离广州两百多公里外的广西梧州。返乡路上,小李属于“摩托大军”一员。他的行李只有一个黑色双肩包,放的是几件贴身衣物。


与以往快过年了才回家不同,他今年提前了两个礼拜出发。虽然要在公路上驰骋近15个小时,但比起高铁和大巴高昂的票价,小李骑摩托只需要七八十块钱油费,而且能直接到家门口。如果乘坐动车,到站还得换乘一个多小时汽车才到家。


小李十七八岁来到广东打工,最近一份工作是在佛山一家陶瓷厂当货车司机。从去年年底开始,广东刮起了环保整治风暴,很多中小企业都受到影响,小李所在工厂也收到了暂时关停整治的要求。至于什么时候恢复开工,小李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工厂通知。


“过完年也许不会回来了,也许还会。现在不好说。”在佛山陶瓷厂上了两年班,小李觉得自己的待遇“马马虎虎”,“一个月三千左右,主要是工资比以前少了很多。”


问过在老家做司机的人,小李发现工资待遇和佛山没差多少,但生活成本要低很多。“而且现在父母年纪也大了,还是希望可以留在他们身边,多少打点一下家里。”


就算不是马上要回家乡工作,小李觉得起码也要多换几个城市,“多跳槽才能多赚钱,老是呆在同一个地方没什么意思。”


尽管是90后,小李这个年纪在老家看来也老大不小了,同龄的伙伴们大都成家立业,他却还孤家寡人。“回去被催婚是一定的。没办法,工厂男生多,没什么机会认识女孩子。”


摩托大军只是一部分,更多人还是争取买票回家。


和抢不到车票的老乡相比,老杨觉得自己今年撞上大运了,可以乘坐由同程旅游网联合其他机构一同承包的爱心专列回家。


39岁的老杨在广州务工多年,目前在家具企业上班,其所在车间负责生产木门和定制衣柜。本来妻子和自己一起在广州打工,但由于近几年身体不好,只能回家带孩子和照顾老人。老杨一下子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去年老杨19岁的女儿也辍学来深圳打工了,家里还有一个儿子。提起自己的一双儿女,老杨虽很欣慰,却又觉得很对不起年纪轻轻就要出来工作的大女儿。“我自己在哪过年都一样,但不舍得娃在外面过年,过年还是要回家吃饭。”


家在湖南邵阳的老杨说回去的票很难买,还不便宜,正在发愁怎么回家的他,刚好听到老同学提起有企业在举办免费专车活动,便报名并且顺利拿到了车票。


有意思的是,老杨这趟旅程中还有另一重身份——随车志愿者队长。老杨告诉记者,这趟爱心专列上有八九十个老乡,车上有十几个志愿者,自己的主要工作就是指引他们上下车地点,分发企业的免费午餐和水。


老杨说感到很自豪,在这趟十几个小时的回家旅程中,可以让老乡们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家庭式迁徙:长辈在的地方就是年


对于家庭而言,离开家乡的孩子,就像四散各地的种子。


随着种子长大,观念更迭让春运延伸出更多方式。比如从唯家乡为家,到有人即有家。这让度过春节从漂泊者归乡演变成家庭式迁徙。


李信已经第四年没回家乡过年了,这是他工作的第七年。


2010年毕业的李信是河北邯郸人,因为学习的是电信专业,大学毕业之后来到深圳中兴通讯旗下公司负责手机屏幕相关工作。


刚毕业的他手头紧张,在那一年春节回家时,不得已选择买长途坐票。绿皮火车的拥挤和长久坐姿的疲累是他此后再难接受的经历。


2011年春节前夕,二哥和妹妹相继到昆明工作,家中长辈在此前已经前往探望,也因此,那一年李信需要从深圳坐火车到昆明。“家人长辈在的地方就是年。”李信这样说道。


彼时春运期间深圳到昆明的火车一天只有2个班次,都是近27个小时的K字头快车,票非常难买。


在李信工作的地方白天没有外网可以抢票,只能在工位上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进行订票。但电话也很难打通,于是不少同事早上四五点就跑到办公地点拨打座机,以期可以尽早订到火车票。“当时我和同事总结出来一个规律,用固定电话打订票热线比用手机打,打通概率更高。不过用诺基亚手机打订票热线,成功率也很高。”李信笑着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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