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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整整28年后，我辞去了南票区教育局长的职务，主动要求到葫芦岛市第二高级中学做了校长”，看到这句话，您是否也有所困惑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会放着好端端的教育局长不做，主动要求到一线去做校长？
更令人好奇的是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主动要求调换岗位了，在这之前，他曾辞去区委办公室主任主动要求做教育局长。“官”越做越小却引以为乐，这是为什么？如果是您，“当官”和“办学”之间会怎么选择？
这个“有故事”的人就是辽宁省葫芦岛市第二高级中学校长任永生。用任校长自己的话说，“参加工作28年，工作岗位调整过8次，其中有6次是组织调整工作，属于被动选择。有两次是自己要求的主动选择，而这两次选择又都有悖常理，令人费解。”那么这两次“令人费解”的调整到底是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2008年下半年，任永生辞去了南票区委办公室主任的职务，要求到教育局做局长。“这是一次令人不解其意的选择，人们都知道，区委办公室主任在县区属于兵头将尾的“上停”干部，这个岗位几乎没有例外的都会成为副县级领导干部，年龄大一点的岗位走向是进入人大政协班子，年轻的岗位走向是进入党委政府班子。”
当时43岁的任永生，在区里也算阅历很丰富的科级领导干部，按照常理，换做其他人并不会选择去教育局做局长，但是任永生却“走了别人都不会走的路”，做起了教育局长。
对于这个选择，任永生的理由却给的很充分也很直接——“因为我热爱教育事业”，他列举了自己热爱教育事业的十大理由，他认为教育所具有的使命性、趣味性、生命性、感染性、科学性、艺术性、创造性、改革性、开放性和挑战性都时刻吸引着他，让他愿意将教育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投身到教育事业中去。
投身教育的任永生，在教育局长的职位上做得风生水起，但是在这稳定的工作背后，另一个想法却在他心底萌芽。2016年，在做了八年教育局长后，他选择到高中去做校长。也许在旁人看来，做局长似乎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但是任永生却不这样想，对于做校长，他有自己的理由：
走向前线，耕耘一片新天地。在任永生看来，过去在国家高考改革滞后的条件下，教育局长作为教育行业的后勤部长，可以“以权谋教”为教育改革与发展创造一个小小的春天，让想做事的人能够做点事情。但是现在教育改革的春天已经来临，热爱教育事业的自己，就没有必要再做后勤部长，应该找到一份土地去耕耘，在春天里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
改变教育，从自己的学校做起。任永生在8年的教育局长实践告诉中看到，自己能改变的只能是那些愿意改变的校长。“即使通过一些组织手段，改变校长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不能影响更多的校长，就不如直接去影响一个学校的教师，通过改变教师而改变自己的学校。局长不一定能改变校长，但校长一定能够改变教师，从而改变学校，改变教育，我认为做校长是改变教育的最佳选择。”
摆脱杂事，聚精会神搞教育。作为局长的任永生，在关注教育本身，必然有一些其他事务需要处理。“局长首先要做好一个行政官员，很难从繁杂的事务活动中解脱出来，日常工作中的职称改革，学校整合，校园安全，危房改造，协调关系等会耗费你大量的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教育教学，很难走进学校，走进教师，走进学生。”而担任了校长之后，他却有了更多的实践一心研究教育理论，进行教学改革。
搭建平台，做实现教育理想的教育专家。“教育局长是官员，不可能全身心的去从事教育工作，也不可能接触教育的核心地带，也很难真正成为教育家。做教育局长一般可以做5年到十年时间，就要“转业”从事别的行业工作。一个有教育理想和追求的教育局长离开教育行业，他怎么会成为教育专家。一般情况下，县区委安排教育局长，首先考虑的是干部的资历，其次是专业。而校长是党的教育方针的直接实践者，他最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教育家。”
体会幸福，欣赏教育最美的风景。“教育局长不可能深入到教育的最核心地带，欣赏教育最美丽的风景，不可能感受到教育的真正魅力，不可能体会到做教育工作的真正快乐。校长是实现教育理想的最佳平台。他天天接触课堂，天天接触教师，天天接触学生，他总能去他自己想去的教育的任何一处，在那里欣赏教育最美丽的风景，思考教育的美好未来，享受教育给自己带来的幸福与快乐，实现自我成长与发展。”
看了上面的理由，您心里对于任校长的选择也有了自己的答案呢？这看似“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背后，却无不渗透着任永生对于教育的独特理解和赤诚热爱。
值得一提的是，从教育的后方到教育的前线，并不是任永生一个人的选择。我们看一看，选择和任永生一样走下高台，扛起一线教育大旗的还有谁？
“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将‘十一学生’塑造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卓越的品牌；把十一学校建设成为一所受人尊敬的伟大的学校”以上是北京十一学校的办学目标，您没有看错，“伟大”一词就这么赫然地出现在了“学校”一词的前面，给学校做起了“定语”。而提出这一目标并努力践行这一目标的人，就是十一学校的校长，李希贵。
“26岁任高密四中副教导主任，28岁任高密四中副校长，31岁任高密四中校长，36岁出任高密一中校长，38岁任高密市教委主任，42岁就任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局长，06年调教育部负责筹建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如此精彩的履历让我们不得不感慨李希贵的个人能力和工作水平。
2007年，原本已是教育部官员的李希贵放弃了在教育部的工作，选择回归学校，在北京十一学校做起了校长，实现他的教育抱负。
“孩子的成长是家长和老师所无法替代的，只有他自己期盼成长并愿意为之付出汗水的时候，成长才有可能。所以，我们提出，给每一位学生装一台主动成长的发动机；找到学生可以伟大的地方，让他在通往伟大的道路上行走。”在李希贵的教育理念下，学生成为了这所学校的主人，学生在学校开银行、管食堂、办社团、开印刷厂、管理自己的事务。
从一些小事中，就能看出李校长对学生教育的独特用心。
有一次，在每天例行的校长与学生共进午餐时，两名学生当着校长的面产生了争论，一位男同学抱怨学校每天规定的睡觉时间太早，另一名女生认为时间太晚。于是李希贵就让两名学生先做调查研究，拿出解决方案。学生回去后果然就开展了全校范围的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在经历了四个月的全面普查之后，学生拿出一份建议书提议分层睡觉，几点之前睡的住在一个楼层，几点睡的住另一个楼，几点睡的住几楼。每学期还有几次调整机会。这项建议随即付诸实施。
李希贵曾说“真正的教育家，应该诞生在教育的田野，诞生在校园里，诞生在课堂上：正是在与学生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们的理念在升华，他们的智慧在成长，他们一步步走向通往教育家的道路上！”这句话用在他的身上也显得恰如其分，投身教育的第一线，实现着“为了学生”这一朴素的教育信念，相比官位，也许这样追着心中的理想前进的生活，对他而言，更加有趣……
“按照传统意义的办学标准，我在上海建平中学已经创造了成功，如果我大老远来这里复制过去的成绩，没有任何价值。”看到这段话中的“上海建平中学”，您是不是已经猜到了这段话出自谁之口？说这句话的人，就是曾一手打造了上海名校建平中学的程红兵。2013年原本在上海浦东新区教育局担任副局长的他，放弃了教育局的岗位，选择担任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的校长。
“我最留恋的还是课堂的日子，留恋在学校的日子，毕竟有近30年的工作生涯是在学校度过的。”除了对于学校教育工作的眷恋让程红兵坚定了去深圳明德的决心，还有可以让他施展抱负的条件，“我的愿望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学校自主办学，进行中国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
而事实证明，程红兵在走上校长岗位之后，确实也在践行着他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理想。
作为全国首创的公立非公办学校，明德实验学校自主编写“红树林”系列教材，在小学低年级将语文、数学、英语、思想品德四门课程重组，按主题进行混搭，由一个老师为主上通课，英语课由专业英语老师上，从而实现课程内容、学科、课堂的重构。而这，也恰恰反映了程红兵的教育愿景：“我希望课堂的模型聚焦学生行为，凸显学生在课堂中的主要地位。重要的是各要素的组合，而不是程序化的模式。不同学生、不同学习内容、不同教学时 间，有不同的组合。它是有弹性、有张力的，既有模型，也有一定的自由；既自由，又有一定的规律，不是漫无边际的自由，也不是刻板的有序。”
有人觉得程红兵“任性”，而程红兵却为自己制订了“八年规划”，将担任明德学校的校长视为一个机遇“生命留给我创造的时间和机会都不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办学，就是我的一个机遇。挑战自我，我决定尝试一下。”，用看上去与众不同的方式，办与众不同的教育。
“经过长久的思考、反复的权衡，2015年8月13日，我下决心辞去了重庆市綦江区教委副主任职务，只身就任重庆市字水中学校长，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重庆市字水中学校长王毅说。
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虽然成绩斐然，但是他仍有与别人不同的看法：“回想我1992年参加工作，从乡镇高中考调到綦江中学，一直担任班主任和高中语文教学工作，2002年在綦江中学创造了所任班主任平行班级高考100%上线、语文平均分达全市一流水平的骄人业绩，成了当地应试教育的顶尖高手。但我总觉得这不是教育的全部，这是育分而不是育人。”在很多人囿于考试压力、依旧专注于提高考生成绩的时候，王毅却看到了比这更多的东西，不要“育分”要“育人”的他，在领导岗位上推行教育改革，成果明显。
而原本做得有声有色的他，也正是因为希望可以更好地进行教育改革，再次回归了学校。“綦江教改进入了高原期，突破口还是在学校，綦江的经验能否在重庆主城区学校推行？在各级领导、专家、同事和朋友的鼓励支持下，我响应重庆市江北区高端人才引进，担任字水中学校长，重新回到了教育改革的第一线，从区域教育的领导者、策划者变身为执行者、实施者，从裁判员变成了运动员。”
回归学校，字水中学的教改并非坦途，面对新的压力，王毅校长并没有丝毫泄气。不走捷径、准确定位、从头学起，每一步他都走的十分坚定。“这样一些改革措施，走的是内涵发展之路，见效慢，远不如投机取巧来得快。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更有风险。有人说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课程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我不信此邪。选择了改革之路，注定要承受压力。”
告别官位，做好校长，也许有人会笑王毅“太实诚”、“太执着”，但是教育的创新和开拓，不正是需要这样无畏的“开路者”吗？
2013年，当曲建武完成对全省孤儿大学生的调研、写完3.5万字的调研报告、并同省人大代表一起建议免除了全省1076个孤儿大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后，时任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的他提交了辞呈。同年9月，他来到大连海事大学，担任了一名辅导员，“学生一口一个‘曲老师’，我听着真是舒服极了”。
说到为什么选择辅导员这个岗位，曲建武说：“如果一定要找个理由的话，我想应该是30年前种下的辅导员情结。”曲建武回忆道：“1982年，我从辽宁师范大学毕业，留校任辅导员。在我带的第一批学生中，有一个孩子性格比较古怪。于是，我就让这个孩子跟我一起同吃同住。如今，这个学生已经成才，而我则成了他的大哥。直到现在，每年过年，我都会去给他母亲拜年，我们就像一家人。这种感觉让人温暖。”
也正是30年前种下的这颗种子，在曲建武心中生根发芽，在30年后，让他选择放弃教育厅的工作，再次回到了学生中去，为同学们送去关心和爱护，藏族姑娘其美曲珍，就是其中的一位。
曲珍刚入校时很不适应，面对这样一个心事重重而又迷茫无措的少数民族孩子，曲建武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如今的曲珍不仅成绩跃居专业第二，而且成了入党积极分子，并立下了回西藏当辅导员的志愿。当得知曲珍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后，曲建武给曲珍的写了这样一段话：“成为党员是一种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宗旨。你立下回家就业的志向，老师很赞同。那里养育了你，你应当知恩图报，把自己的发展和西藏的繁荣结合起来。”
除此之外，曲建武还倡导建立了中队爱心基金，自己每年出1万元作为经费，解决困难学生的回家路费和日常生活问题。他主动提出要承担本科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课程教学，课上更是几乎每次都座无虚席。
从副厅长到辅导员，曲建武用行动实现着自己对于教育工作的理想和追求，他对于学生的爱是真挚而无私的，就像他自己常说的那句话“谁爱学生我就爱谁”，他的心始终是与学生紧密相连在一起的。
除任永生等人外，还有不少人也都辞官办学。这些人往往比普通教育者有着更大的名气、更宽阔的眼界，更广的人脉，更大的教育理想，而这些似乎决定他们所办的教育不同寻常，甚至带有他们的个人特征。比起普通校长，他们通常被称为“教育家型校长”“教育专家型校长”，他们的办学行为可能更接近近年来国家提倡的“教育家办学”。
为何“教育家办学”如此受人关注？有人认为“教育家办学”既不神秘也不遥远，而是一种常识，是教育本义的理性回归。也有人认为，教育是个“慢”过程，深谙教育之道，尊重树人规律的教育家办学更能科学地规正教育发展的方向。
另外，“教育家办学”的模式是不可能由人批量“制造”出来的，因为其办学思想是兼容并包，博采众长却又自成一家的。教育家的思想要站在整个教育行业的前沿，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同时也要契合时代发展的需求，进行一定的教育创新。
可以说，“教育家办学”最终的价值是通过一个学校带动一个地区的教育，甚至是一个时代教育的发展。再者，“教育家办学”要把“因材施教”落到实处，真正实现，帮助每一个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做到教育“以人为本”。此外，“教育家办学”也需要大气候的酝酿，需要适宜发展的大环境。
实习编辑 | 李菁菁 叶秋子
责任编辑 | 齐晓君
参考文章 |
任永生新浪博客《我为什么选择做校长》
新校长传媒《我为什么辞去教育局长，去当校长？》
中国校长网《物以稀为贵——李希贵和北京十一学校》
中国校长网《谁是教育家——北京市十一学校李希贵》
深圳晚报《程红兵和他的明德实验》
广州日报《深圳百万年薪校长程红兵坦承不在乎招致异样眼光》
人民日报《曲建武：一个老辅导员的赤子心》
中国教育报《创建一所令人尊敬的伟大学校》
中国校长网《谁是教育家——北京市十一学校李希贵》
东方早报《程红兵自述：我为什么去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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