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脾气坏到让人闻风丧胆，极端地和妻子双双自尽！却是最敢说真话的中国人

唐代诗人崔颢写过一首《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此诗境界开阔、自然宏丽，

被誉为唐人七律第一。

数年后，诗仙李白游历至此。

据说兴之所至，也欲赋诗一首。

但读罢崔诗后，李白搁笔而去：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1908年4月7日，

他生于江苏南汇县傅家宅，

（今上海市南汇区航头镇王楼村五组）。

因出生时哭声震天，

族中长者取义《孟子》中，

“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句，

俗谓大发雷霆为之怒，

为他取字“怒安”，名“雷”。

虽然名字中有雷，

但他却是温文儒雅的2号人，

同时2号人善解人意，

的确是做翻译的合适人选。

为使他受到良好教育，

母亲效孟母三迁，

毅然携子离开闭塞的乡下，

搬至素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

这对他的人生，是关键的一步。

而母亲平时对他管教极严，

甚至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

只因为他读书时打了个盹，

母亲就不惜用滚烫的烛油去警醒他。

有次，他逃学了，

那天夜里他睡沉后，

母亲居然用包袱皮把他缠捆起来，

拖出门外，准备将他投入水中，

他大声喊叫引来邻居，才得以获救。

回忆自己的童年，他形容：

只见愁容，不闻笑声。

严苛专制的家庭环境，

养成了他悲观刚烈叛逆的性格。

傅雷和刘海粟

他经常和朋友，

因艺术和社会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他的朋友们都说：他为人刚直、固执，

里面是方的，外面也是方的。

无论做人、做事，不来半分虚假，

看不惯的就要说，有意见绝不折中，

也不肯随波逐流，

总是据理力争，坚持己见，

他的“坏脾气”、“狂怒”也就出名了。

在天才面前，他极其谦逊，

为了让藏于深海的珍珠被世人所知，

他却从来不吝赞美，不辞辛劳。

杨绛就曾说过：

“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

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

有时竟是很随和的。

他有事和钟书商量，

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

他和周熙良合办《新语》，

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

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

张爱玲作为新人在文坛上，

异军突起，独放异彩，

他深深为这位女作家的才华而狂喜，

但张爱玲随后发表的，

《连环套》却让他感到不满，

按捺不住对一个天才作家的关切，

他提笔写了篇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

然而张爱玲依然“我行我素”，

直到30年后，张爱玲才终于承认，

自己也对《连环套》的问世大为后悔。

他对黄宾虹的艺术造诣深为佩服，

便亲自组织，为黄宾虹这位，

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画家开个人画展。

由于他的赏识与大力推荐，

黄宾虹才广为人知，确立了他在，

中国近现代画坛一代宗师的地位。

说起自己的“坏脾气”，他解释道：

我对善恶美丑的爱憎心极强，

因为一部坏作品，

因为社会上某个不合理现象，

都会愤怒得大生其气……

怕什么真理无穷，

进一寸自有一寸的欢喜，

他的大爱，正是来自于爱真理！

从国立艺专辞职后，他回到上海，

不仅专注于翻译，

还专注于教育孩子。

顶真的他，

对人、对事、对生活一丝不苟，

对待自己的孩子，更是严苛。

他对两个儿子，

傅聪、傅敏的教育是严厉的。

每天吃饭，他都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

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同席人，

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

说话时决不能将手抄在衣服的口袋里。

他常对孩子们说：

“我是你的舵工，责任最大。”

他对孩子是严苛的，

但却尊重孩子的兴趣，

当他看到傅聪在音乐上极具天分后，

傅聪7岁半时，便让他开始学钢琴，

可练琴枯燥，傅聪时不时就会偷懒，

比如，一边弹奏一边偷看《水浒》。

因此屡遭他修理。

至今傅聪鼻梁上仍留有一道伤痕，

那是由于有一次训斥傅聪时，

性情火爆的他火从心头起，顺手抄起了，

一个装蚊香的碟子甩了过去，

正好砸在傅聪的鼻子上。

而傅聪的个性被他早早地锻炼了出来，

在父亲的威严下，傅聪17岁时，

已能自觉刻苦，每天练琴七八个小时，

就是酷暑天，衣裤湿透也不懈怠。

在某种程度上，

傅聪也继承了父亲刚烈的个性，

1953年一次参赛，他独奏获得三等奖，

竟气得把铜牌摔在地上。

两年后的1955年，

傅聪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夺得了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

一举震惊世界乐坛，被誉为“钢琴诗人”。

临行前，他对儿子叮嘱道：

“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

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第二天，

他就开始给儿子写信了，

就是从这一封信开始，

他们父子之间的鸿雁不断。

他在信中，

跟儿子诚挚地道歉：

孩子，那次失手，我永远对不起你，

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

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

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

跟儿子谈人生：

我认为一个人只要真诚，总能打动人的。

即使人家一时不了解，日后仍会了解的。

我一生作事，总是，

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

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

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

跟儿子谈爱情：

对终身伴侣的要求，

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物呢？

抚躬自问，自己又完美到什么程度呢？

跟儿子谈艺术：

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

还叫人好受些。

他用诗一样的语言，

教育自己的孩子爱国：

钟声复起，天已黎明……

中国正到了‘复旦’的黎明时期，

但愿你做中国的——

新中国的——钟声，

响遍世界，响遍每个人的心！

他将对儿子的嘱托和关心，

密密匝匝地写进信里，

用一个父亲的深情和人生经验，

帮远在千里之外异国他乡的儿子，

解决一些或大或小的烦恼。

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傅雷家书》。

暗示他，检讨时不妨将调子定高点，

可他一向直率，从不虚伪矫饰，

他回答得斩钉截铁：

没有廉价的检讨。

当时，在全国文化界，

只有他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

但被划为右派后，他不被允许出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舍他的才华，

去请示中央宣传部，回复是：

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必须改名。

可他却一口回绝出版社：

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

可是，因为我不明不白成了右派，

因此要我改名，我不干！

一面请他译书，支付稿酬。

一面把译稿压下，待他“摘帽”后出版。

1961年，他终于“被摘帽”。

有了右派的教训，至此之后，

他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空间，

压缩得更加逼仄，几乎不再出门，

然而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生活，

身体方面的未老先衰也令人哀伤，

因为用眼过度，他的眼神经急剧衰退，

甚至有失明的危险。

可尽管他不问世事，

却依然无法在那个时代，

安然置身于事外。

那场可怕的浩劫，轰轰烈烈地来袭了。

在那个年代，文化人自身难保，

敢于在领袖面前拍桌子的梁漱溟，

也不得不选择了妥协。

一向犀利的周作人，

也开始写下了肉麻吹捧的日记，

唯独傅雷，坚持自己的刚直，

不委曲求全，不说任何违心的话。

1966年8月30日，

一群红卫兵冲进他家，

领头人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教师、

后升上音副院长的李名强，

他曾是傅聪的琴友，

50年代时，他还是傅家的座上宾，

李名强一进门就喝道：

“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

他回敬：“你混蛋！”

李名强带领红卫兵一番搜索后，

在他家阁楼找到一箱子，

箱里有一面嵌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

还有一页登有宋美龄相片的褪色画报。

这便成了他“反革命”的罪证。

他解释说：这箱子是姑妈，

多年前托我保管的。

别人寄存的东西，我家从来不动。

然而一切无济于事，

他和妻子朱梅馥被罚跪在地，

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尽凌辱，

斯文扫地、尊严丧尽，

他们连续的被批斗了4天3夜。

红卫兵们带着胜利的得意，绝尘而去，

他和妻子已经三晚没有合眼，

花园被捣翻、地板被撬开，

四周贴满了大字报。

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曾被傅雷命名为“疾风迅雨楼”

在他的心底，有着儒家“士”的传统，

士可杀，不可辱，至死要忠于灵魂。

赴死的念头，

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早在被划右时他就曾在家中，

与妻子沉默良久，随后欲言又止，

内战结束时，他从香港回大陆，

发誓“死也要死在故土”，

兜中揣着的是一瓶毒药。

没有沉默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

但总有死亡的自由吧？

1966年9月2日，

他在绝望中毅然选择了后者。

朱梅馥看着眼前这个，

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人样的丈夫，

她知道，

此时再多的言语再大的宽容，

也无法挽回一切，去拯救他。

而她就选择：与他一起赴死，

君死，吾也不苟活，

她也去意已决！

面对满地的狼藉，

朱梅馥对保姆周菊娣说：

“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

我没有替换的衣服，

麻烦你到老周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

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

那就是体面地死去。

这一年，他58岁，朱梅馥53岁，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

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

用来自血液里的欣赏，

跟随丈夫身后，

上演了一场浩荡的绝世深爱。

她安静地陪伴着丈夫写遗书，

在几页遗书的文字里，

看不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

半点不满和抱怨。

他们只是平静地交代后事。

上午，保姆周菊娣发现，

每天都会准时起床的傅雷，

今天竟没起，等了一阵后，

周菊娣去敲门，无人应。

当她推开门时，

眼前的惨状令人心如刀割，

傅雷夫妇已双双自缢而亡！

人究竟可以高贵到什么程度？！

傅雷夫妇在悬梁自尽前，

居然还在凳子下面，

小心地铺了一层棉被，

为的是当他们踢掉凳子的时候，

“咣当声”不会吵醒家里的保姆。

高贵，

原来只不过是一床棉被的厚度。

即使周围都被黑暗吞噬，

也无法遮蔽人性的光亮！

傅敏收到父母死讯后，没哭，

因为，人悲伤到极点时，

便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

远在海外的傅聪，

知道父母死讯后，也是如此，

他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局。

当看到戏里，一个孩子在四处寻找爸爸，

已是中年的他悲从中来，嚎啕大哭……

久久无法入睡，他从不酗酒，

可那晚，他喝了整整一瓶……

傅雷夫妇离世47年归葬上海南汇傅聪忍不住掩面哭泣

许多人都问，傅雷为何会自杀。

儿子傅聪说：

“父亲经常讲西方的人道主义，

在家里慷慨激昂地谈‘死谏’，

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

这是中国文化特殊的悲剧精神，

他一开始就是烈士，这是他的命运。”

儿子傅敏说：

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

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

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

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

傅雷死后，

他“一生的对手”施蛰存感叹：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

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

只愿他的刚劲，

永远弥漫于中国知识分子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