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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爱拼才会赢的时代。你不让别人流血泪，别人就会让你流血泪。”高小琴这样的反面人物倒是更为真实反映了当下：上层结盟，下层丛林。
祁同伟式的困境就是：一方面要攀附权势，另一方面又鄙视权势。作为出身贫寒的凤凰男，他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耐心和小心，要放弃很多尊严和自由。
社会阶层的固化让“个人努力”永远不如“祖上有德”、“人脉广泛”和“有人提携”。
《人民的名义》成为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背后是有原因的。既让人看到了光明，也让人看到了黑暗，“现在收拾人心还不晚”，还让人看到了正能量。
但很多人看到的是阶层分化。有人说，该剧实质就是官二代联合起来整平民出身的官员。说什么剧中核心人物大都有背景，职业是世袭传递，干纪检的后代继续干纪检，办事靠秘书帮、校友帮。这当然有点过了，但的确引发了人们对当前阶层固化的焦虑。作家在主观上要写高大上，潜意识里却反映了社会的真相与无奈。难怪剧播出来，好事者就又开始了二次创作。
李达康是性情官员代表，人们呼唤达康书记是因为现实中太少了，少得像神话。而只有祁同伟是现实版。
祁同伟和高小琴是一对阶层逆袭鸳鸯，现实中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电视剧中却以悲剧告终。“这是个爱拼才会赢的时代。你不让别人流血泪，别人就会让你流血泪。”高小琴这样的反面人物倒是更为真实反映了当下：上层结盟，下层丛林。你要想逆袭，就得捞偏门、走捷径、玩权色，或者攀高枝。当被问到是否是省委高副书记侄女时她说：“我倒希望这两个‘高’是一个‘高’呢！”
祁同伟说：这些年我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奋斗啊。高书记说：你那是往上爬！祁同伟反问：往上爬不就是奋斗嘛？祁同伟曾为缉毒英雄，典型“于连”式人物（源于《红与黑》中平民子弟于连·索黑尔从18岁到市长家当家庭教师，23岁因枪伤市长夫人而被送上断头台的故事），用人格和尊严换来十年平步青云。祁同伟的老婆，比他大十几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出人头地不惜找了个妈，还不被人家待见”），跟她老婆结婚，纯粹因为她老婆是高官子女。
祁同伟式的困境就是：一方面要攀附权势，另一方面又鄙视权势。作为出身贫寒的凤凰男，他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耐心和小心，要放弃很多尊严和自由。他上大学前连饱饭都没吃上几顿，当上门女婿后又饱受挤兑。最后终于暴发，“瞧他们梁家那俩儿子，真没出息！”
而权势家庭与凤凰男的交换关系则是：一方面我提携你让你成功，另一方面你又得可控（当上门女婿）。可惜，祁厅长“失控”了。他从下跪的一刻“自尊心”就死了。到老领导那里“哭坟”或上菜园子干活就是习惯性表演了。一切都是为了出人头地。
先解释一个社会学名词：地位不整合(Social status inconsistency)，即地位不一致，指一个人在权力、财富、声望上的不一致性。用一句话表示就是“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骄”（80年代“臭老九”恢复了名誉却没钱），或“官员审批亿万项目自己却骑单车上班”。
地位不整合就导致地位焦虑：凭什么啊，我能力不比你差，手里还有权，凭什么你就发财而我发不了？相对于官二代，祁同伟产生的是“相对剥夺感”，你们凭拼爹就轻而易举取得官员，而我要苦苦打拼，还要付上自尊，我在心理上至少被严重剥夺了。相对于老板们，祁厅长产生的是“过度补偿心理”，我拿钱或参股是我应得的补偿。假如祁听话，按部就班，会有厅长这个位置吗？可能就是易学习吧。
无论是部委小处长还是祁厅长，都有官场所谓45到55岁的现象，终于媳妇儿熬成婆，从伺候人变成被伺候，情欲和物欲从处于极度压抑状态到得到释放，于是贪腐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剧中，我们这位凤凰男厅长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不就是我们人情社会嘛。所以要制度建设，来制衡人情社会。但人情社会无处不在啊。你或你周围就没人为孩子上学送过礼？贪腐成为常态，不贪腐成为另类。
现代社会，应该让有想法、有野心、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在合规合法的渠道内成功。如果没有这样的通道，那你只有去当祁同伟了。
看剧就是不停站队，就是身份认同，就是自我定位——通过看剧，知道自己处于那个境地应该怎么做怎么说话。
人们一边看剧一边对照自己的阶层地位。总的感觉是，社会阶层的固化让“个人努力”永远不如“祖上有德”、“人脉广泛”和“有人提携”。中国目前都陷入阶层固化的困境，这让整个社会缺失了继续上行的动力。拼爹、萝卜招聘、职业世袭、户籍制度、学区房、不允许异地高考、地域性政策扶持、老百姓投资渠道单一、正式工、合同工同工不同酬，等等，都是加大阶级固化的各种手段。
在社会学理论上，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是一个社会的活力之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拥有“同一条起跑线优势”，于是一部分人“发起来”。现在不同阶层间的流动可能性越来越小，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这种代际传承已经出现并呈现出固化的危险信号。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如果不改变当下社会生态，降再多人才也没用，不是被埋没，就是去当祁同伟、高小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