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自中国的这种东西，让人堕落，堕落之后是毁灭！”
塞内加瞪大了眼睛，愤怒地盯着皇帝。
罗马皇帝一脸痴呆地看着老师。
“它做的衣服，能叫衣服吗？它既不能显示罗马女性的曲线，又不能表现她的高雅！帝国公民的婚姻关系，正在动摇，因为男人可以透过裹在女人身上的薄丝看到裸体，任何神秘感和想象都没有了！它只不过代表了异国情调和色情诱惑！可那些可怜的罗马暴发户们，居然热衷于它！”
老师慷慨激昂。学生皇帝沉浸在痴呆中。
“这还不算，”一位大臣补充道：“这种来自东方的奢侈品，每年花掉的钱，高达1亿塞斯特斯（古罗马货币单位）！”
“哦？哦……貌似有点多。”皇帝歪着头。
“有点多？”大臣愤愤地讲：“仅仅是有点多？我国每年铸造的货币，也不过2亿塞斯特斯！我国每年的预算还不到10亿塞斯特斯！这种奢侈品就花掉了10%！”
可是，穿上它的感觉那么美妙、那么润滑，我又那么有钱——为什么不呢？
这或许是尼禄皇帝的真实想法。
古罗马哲学家，尼禄皇帝的导师、顾问塞内加，的确对一种产自中国（或许就来自淄博）的奢侈品恨之入骨。上面的对话，除了场景属于假设，观点均有出处。
这种产自东方的的奢侈品，想必你也猜到了，它有个响当当的名字——丝绸。
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左右，世界的东西方各有一个超级大国。西方，是富庶、奢靡、购买力强劲的罗马帝国；东方，是疆域广阔、国力却不怎么强大的汉朝（整天光忙着打匈奴了）。
它俩中间，隔着挨打的匈奴、没落的波斯（以今天的伊朗为中心）等国。
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的商贸城市，经常举行产品交易会，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商品，炙手可热。
而最热的商品，或许就来自今天的淄博、周村。丝绸，是那个时代两条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硬通货”。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概括了古代丝绸之路的两条路径：一条是陆路，从中原经新疆、中亚，抵达欧洲；一条是海路，从我国东部沿海，经南海、南亚、红海，抵达地中海。
走这么远的路，跨越这么多国家，一个问题变得十分突出：用什么来交易呢？
国和国之间，货币是不同的，有些穷国干脆就造不起货币；要想交易，得有“硬通货”——好比今天的美元、欧元，或者黄金、白银。
那个年代没有美元，带金银之类的，风险又大；用所在国的货币吧，也面临一个问题：中亚不少国家战乱频仍，货币不值钱，有很大的贬值风险。于是，精明的商人们选择了另一种硬通货：不腐烂、不贬值、不易碎、随时可“变现”——丝绸！
所以，为什么丝绸之路上有那么多的货物，却偏偏用“丝绸”来命名？进可作为商品买卖，退可作为货币使用，丝绸这货，绝非浪得虚名。
在中亚地区的一些寺庙，僧人受到惩罚，要交罚款，你猜交什么？丝绸！中国的！弄不好就是咱淄博的！
这件事情，想想还是很奇妙的，我甚至想到了一个词——蝴蝶效应：
热闹的临淄丝绸市场上，几捆丝绸被分别装上马车。在一个中转站，它们分道扬镳：一部分往东，直奔登州港（今蓬莱），上了船，经泉州，过南海，穿印尼，直抵红海，然后上岸，横渡地中海，抵达威尼斯；另一批，则从临淄往西，在西安歇歇脚，等来了驼队，伴着驼铃声过河西走廊、翻天山，经中亚、波斯，长途跋涉，抵达罗马。
它们殊途同归，都成了罗马贵族身上的奢侈品；这些轻薄的商品，在罗马宫廷间，引燃了一次又一次的“宫斗大戏”；在元老院，引发了无数的口水战——保守派们多次努力，企图“封杀丝绸”，甚至要求颁布法令，禁止男人穿绸缎衣服！
遥远的东方百姓，对此毫不知情；他们绝不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努力织出的绸缎，会给万里之外的帝国宫廷，带来什么。
他们只知道，丝绸业，在姜太公封齐之后不久，就已经成为齐地的一项重要产业。
姜太公“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还曾“劝以女工之业”——大力倡导发展纺织业。到了秦汉，齐国虽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诸侯国，但这并不影响它丝绸业的发达。
这些丝绸，有的被运到了陆上丝路的起点——西安，再转运中亚；也有的直接走海路，经登州、胶州等港口，直奔南亚，目标欧洲。
若把淄博看成两个古丝绸之路（陆上、海上）的源头，倒也不算大话——否则，你以为周村“旱码头”这个称呼，是天上掉下来的？没点历史，谁敢这么大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