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漫游，跟随着书中1904年的犹太人布卢姆。
漫游也是失去根和土地的犹太人最有象征性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吧。现在，从全世界各处来的人们跟着布卢姆游荡。人们心中的这种认同，大约就是当年的海德格尔最害怕欧洲发生的事。海德格尔认为，犹太人的这种失根的感受，会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成为世界性的思潮；这种抹煞地域性的思潮，最终会导致一种全球统一化的精神和价值观；这种抹杀了民族与地域特色的全球性，会摧毁本来丰富多彩的世界。
沐浴在都柏林初夏温暖凉爽的阳光里，因为海德格尔，我想到乔伊斯与叶芝在思想上最大的分歧：也许不是个性上的现实与浪漫之别，而是乔伊斯始终站在布卢姆一边，而叶芝终生将爱尔兰人的凯尔特精神当成精神故乡。乔伊斯是现代的，叶芝在价值认同上是农耕社会的。
世界到了2013年，满世界的乔迷已经各有各自的失根，一如犹太人和乔伊斯。但都柏林却因此获得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都柏林城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尤利西斯大城”，比鼓崖附近的爱尔兰传统神话之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们按照《尤利西斯》第十章里描写的人物装束打扮起来，在乔治王北街出发，绕过墨绿色铁皮的拉白奥蒂冰激凌车，向玛利街出发——这是漫游的最经典路线。
“布鲁姆日”的书迷装扮
在亨利街的一座大厦墙上钉了一块圆形的纪念牌，纪念乔伊斯早年在这里投资茶叶进出口商号。当然，这是作家早年失败的几桩生意中的一桩。6月16日的太阳照耀之处，一个穿了白色蕾丝长裙的年轻女人慢慢经过。她亚麻色的长发在两鬓各自款了起来，形成两个发髻，好似照片上的诺拉。她的同伴也梳着与她相似的发型，但穿着紫色平绒的齐腰短外套和灰蓝色的薄呢长裙。在我看来，她们身上唯一不合适的地方就是单肩女式背包——1904年的女士们用背包吗？那似乎是一种现代职业女性式的装备。背包的细带子拉歪了她肩上的蕾丝布，整条长裙在她身上就有点拧着，不安宁。6月16日，在芬恩旅馆的红砖墙外与乔伊斯一见钟情的诺拉小姐，当年是这样向玛利街走去的吗？站在乔伊斯的角度想想，这样的形象似乎太独立与自私了。
有人握着一朵雏菊，花朵在细长的枝条上摇晃个不停，好像沙湾昨天的雏菊一样。这些女孩是康米神父祝福过的、出来与文森特幽会的女孩吗?全都穿着“轻飘飘的裙子”（中卷，P85）。
玛利街上拥挤的人群里出现了几顶高帽子，用白色无纺布做成的高帽子。这些人身上挂着百货公司大甩卖的纸板广告牌，红扑扑的脖颈上吊着广告牌的细绳子，细绳子显得他们年轻粗壮的脖子上的皱纹又深又宽，那是与年龄无关的凯尔特皱纹。凯尔特血统容易在脸上和脖子上留下皱纹，面颊和眼角上也是，就像韩国人遗传大圆脸，蒙古人遗传细小并眼角上扬的丹凤眼那样。他们在人群里慢慢走到玛利街尽头，又原路折返回来，向奥康内尔街的方向走去。
街道上随处可见的黄铜牌
其实，这不算布卢姆日的特殊装束。至今在欧洲各大城市百货商店附近的街上，有时还能看到这样的活动广告人；在纽约也有这样的人，甚至在曼哈顿的老百货店大堂里都有。但他们比起苹果手机巨大的户外广告来，有种温文尔雅的古意。
走回到亨利街的尽头，有间总是人潮汹涌的货币兑换小店。这种即时货币兑换的小店总是开在商业街里，汇率比银行要好些，旅行者大都喜欢到这里去换钱。我在那里用两张五百元的港币换了欧元；等待的时候，吃了一块柜台上放的硬糖，薄荷味的。大多数人都换美元，即使不是美国人，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游客们长久以来也已习惯带硬通货旅行。
奥康内尔街的格列沙姆酒店门口停着一辆冰激凌车，穿无领衬衣的年轻人和戴蓝色宽檐草帽的年轻女子正在旁边吃冰激凌。他们的朋友站在一边谈笑，他有一身乔伊斯打扮：窄檐黑缎带的男式草帽，一套浅色条纹亚麻布便装，淡黄色的马甲，后背一定是由一块淡金色的绸子做面子的老式样。他也戴着眼镜，手里握着一只烟斗，散发出维也纳烟丝甜丝丝的气味。这家酒店是布卢姆前去参加葬礼时，在马车上路过的酒店，也是《死者》中的主要人物加布里埃尔和葛莉塔晚上下榻的酒店。
站在冰激凌车旁边远远望向右边，帕奈尔纪念碑就在尽头了。纪念碑前狭长的空地上正有一队书迷小组松松地围拢在一起，听另一位金发向导朗读书中的段落。那里还有一个戴有面纱的女帽的中年妇人，庄重地站在金发向导身边，微垂着头谛听着，看上去非常像一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中学文学教师，打扮却是按照康米神父在街上第一个遇到的议员夫人来的。
这天，作家的作品与他所在的城市间那种互相营养、相映不朽的关系，在都柏林得到最直观的体现。乔伊斯与他创造并描写的世界——无形的精神世界与有形的地理世界融汇贯通，早已逝去的时光与靠文字创造出来的人物在新旧斑驳的城市里栩栩如生。二十世纪初的意识流作家似乎总是充分理解自己的意识流动与真实存在的地理世界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福克纳和他笔下的小镇、卡夫卡与他家小巷外的山顶城堡都是这样。意识流作家打开时空与意识世界的时候，似乎需要一个现实世界作为零坐标、作为镇纸、作为单反相机里镜头后面的那面小镜子。
现在呆板附庸的乔学家会引用乔伊斯的话，来证明他其实热爱都柏林。乔伊斯说过，如果有一日都柏林被炸毁，人们将可以根据他作品中对都柏林的诸多描写分毫不差地重建它。但在我看来，这种结果更像一种意识流的写作风格：精准写实外部世界，为描绘人物心灵世界里无时不在的意识流动提供了足够巨大的空间，好似一条辽阔的河床，意识在其中奔流不已，但总也不会泛滥成灾，不会淹没读者的理解力。
与其说乔伊斯是为了爱都柏林而写，不如说他是为了让从奥德修斯到布卢姆的丰富人类历史、让爱尔兰七百年殖民以来形成的丰富民族性、让十几种欧洲语言与典故承载的隐喻与多义有足够大的空间无限互文、无限生义。无限互文、无限生义是他这样的作家对自己将要流芳百世的作品至上的期待。他也许没那么在乎都柏林，他更在乎自己创造的天书。
这一百多年来，意识流总是被人们定义为打通了现实与内心的界限，为文学寻得另一维的自由空间；但在我看来，这种打破，正是以同时对地理世界有尺一般精准的现实描绘为手段的。这是写作手法上的技术性工作。
那些漫游的人们，穿着1904年书里人物衣衫的人们，吃了一肚子书中早餐和冰激凌的人们，身体在街道上东游西荡，心灵在意识中追波逐浪。他们似乎是在都柏林重温布卢姆想过什么，其实他们自己的生活此刻正在都柏林的街道上闪烁不停，如浮在水波上的光亮。他们的脑子里想到了多少自己、他们各自的过去和现在，在散步中再现于陌生城市的街道树荫下。此处咖啡的香气、大西洋岛国初夏烂漫的草木香，与我自己小时候在家乡夏天一盘除虫菊蚊香的气味勾连一处——意识流就是能给予读者这样漫游的可能性。
而像我这样的中国作家，十九岁时开始接受意识流的创作手法，就如接受整个失而复得的世界那般，无条件接受；在6月16日的都柏林街头，更是漫游在自己喜爱的意识流写作手法之中。
这种写作手法，在都柏林是埃克尔斯街和乔治教堂、圆堡和格拉夫顿街的古老商店、穿白色蕾丝长裙的年轻女人和透过草帽缝隙的缕缕阳光，以及汹涌的心理世界。在我写作的上海故事里，是汹涌的历史与现实层层叠加在人物静默的心灵世界中；是外滩那座绿色塔顶的1929年的摩天楼和堤岸上的陈毅市长铜像，汇丰银行大楼门庭里的大航海时代马赛克壁画和四爪雪亮的英国狮像；是西洋画先驱颜文樑故居的玻璃柜角落里，一只二十世纪初来自苏州老家的苹果，他母亲临终前给他的最后一只苹果——颜文樑一直随身带着，直至自己去世。
在眺望摇曳不定的雏菊的时候，我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写作可以上溯至此。
真是荣幸之至。
——本文选自《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
陈丹燕/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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