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女朋友、没有性生活、无休止的熬夜加班”常常以段子的方式流传，似乎不是为了唤起身体警觉和惕厉自省，而成为创业者宣达自我社会身份的一种麻醉。
文 / 郑新德 本刊编辑总监
去年夏天，一首神曲《感觉身体被掏空》横空出世，迅速刷屏朋友圈。这首歌以一种搞笑戏谑的方式，唱出了当下许多职场人士的心声——过度疲累，健康堪虞。
听起来可能有点震惊。最近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和欧洲航空安全组织（Eurocontrol）联合调研的报告显示，超过半数的商业航空飞行员表示，他们在空中航行时曾经陷入睡眠，但他们的航空公司雇主却并未将飞行员的过度劳累和疲劳驾驶当一回事，低价航空公司尤其严重。
事实上，有些航空公司还曾经迫使飞行员连续工作20个小时，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时间休整，这种对待疲劳的态度已经是造成航空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将飞行员疲劳定义为“由于睡眠缺失、昼夜节律颠倒或工作超负荷所导致的精神或身体行为能力降低的一种生理状态”。
12月，滴滴大数据揭示的国内公司加班“最狠”排名也令人震惊，许多知名公司不出意外地悉数上榜。震惊之余，我们也看到另一种解读的声音，这些加班文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公司不上这个榜，多多少少可能意味着这家公司并不够繁茂力强，忙碌成为了公司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指示器，而员工则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适应加班。
艾媒咨询集团《2016年中国互联网创业者健康调查报告》也揭示，加班文化已成为创业企业和大公司的标配。实行全体员工996工作制的58同城并非孤例，华为员工要签订《奋斗者申请协议》，阿里巴巴则不招聘那些不接受加班的员工。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互联网创业者睡眠时间普遍较短，创业者为了紧贴行业最新动向，不得不时刻保持精神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与此相对应的是，创业者普遍感到劳累、焦虑和心情抑郁，身体健康极受影响。
2016年创业者的重大压力来源是融资难，这不禁让人想起去年正当盛年的春雨医生张锐心脏病突发而死亡的事件，让同道中人多少扼腕叹息和惺惺相惜，这真的是必须与死亡竞逐的创业游戏吗？
慢性疾病是一种非传染性疾病，其持续时间较长，不会自然消失，也很少能彻底治愈。这些病症发展缓慢，发病时间范围可从出生到生命晚期。一旦达到某些具体的症状或诊断的阈值，慢性病症基本上会成为一个人余生的永久特征。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脏病、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关节炎、肌肉骨骼病症、肾脏疾病、HIV / AIDS和多发性硬化症等。
《柳叶刀》杂志援引最新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指出，现代人们的平均寿命相比1980年延长了10年，但我们的健康并没有像预期寿命的延长那样有一个整体的改善，这意味着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的余生都可能要被疾病和身体失能所折磨。这个被病痛折磨的余生被称为“身体失能的生命年限”（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DALYs）。
在富裕国家中，2015年DALYs的首要因素是缺血性心脏病，通常和高胆固醇和肥胖相关，而排在第二位的则是肩颈腰背痛。如果是全球性排名的话，第一名仍然是缺血性心脏病，肩颈腰背痛还能排在第四位，而1990年这个病却在前十名之外——第12名。在大多数国家，肩颈腰背痛都是导致DALYs的首要原因，相比2005年，这个病症的发生率至少上升了17%。
肩颈腰背痛当然和我们长期伏案工作、久坐不动、缺乏运动有关，但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作者、华盛顿大学全球健康教授Theo Vos指出，虽然1990年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长时间和屏幕粘连，但那时候肩颈腰背痛也是主要病症之一，而现代服务业和农业中的人们更易罹患肩颈腰背痛，而非我们想当然的在屏幕前打字或发短信。也许在1990年以前，肩颈腰背痛主要是来源于体力劳作对肌体的劳损，但至少现在中青年人的肩颈腰背痛，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体力劳作与锻炼的缺失所带来的肌体自然钝化。
排名首位的缺血性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就更加明显可见了。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54岁猝死；麦当劳首席执行官吉姆，60岁心脏病突发死亡；网易前代理首席执行官孙德棣，38岁过劳猝死；百事通公司首席运营官吴征，39岁突发心脏病死亡；淘宝店主御泥坊创始人吴立君，36岁脑部静脉窦血栓死亡……
《CEO杂志》指出，全球CEO的最大杀手是心脏病发作，这要占到医疗保险成本和死亡病例的60%以上。CEO们长期致力于获得成功，并享受与之相伴的一系列福利待遇，但其实是冒着个人健康的巨大风险。心脏病发作有8个危险因素值得注意，其中有6个是在我们的可控范围之内，它们包括：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吸烟、超重、身体不运动、年龄和具有心脏病的家族史。
但不幸的是，统计数据显示，CEO们面临的健康问题似乎并不可控：82.05%的CEO们身体超重或肥胖，35.9%有高血压，12.82%有糖尿病，23.08%有高胆固醇；69.23%的CEO们身体状况堪忧，其中58.97%双手下垂不能够到自己的脚趾，61.54%做不了一个简单的引体向上或仰卧起坐，更有28.2%自从告别青少年后就再也没有运动过。
所以毫不奇怪的是，100%的CEO们都遭遇了不同程度上的压力慢性病，如头痛、哮喘、溃疡和背痛等。
慢性病不仅侵蚀身体，许多精神疾病也发端于慢性病，而且目前也没有永久治愈的方案，比如很多人罹患慢性病后也得了抑郁症。事实上，抑郁症是慢性疾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许多员工在工作场所中备受精神疾病困扰，但这个事实通常被忽视了，因为它们往往隐藏在工作中。美国一项针对15-54岁的受雇用人士的代表性调查表明，这些人中18%都表示，他们至少在上个月就经历过精神健康障碍的症状。
但由于是精神障碍，这些员工可能不愿意寻求治疗或让公司知道，特别在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害怕这会危及他们当前的工作。而这些得不到承认和未经治疗的精神问题，不仅损害了个人的健康和职业，也降低了工作的生产率。
精神健康问题的常见症状包括抑郁症、双相型情感障碍、注意力缺失症和焦虑等，而且这些症状在工作场所的表现和其他环境不同。虽然这些症状可能不被注意，但经济后果却是有形的，它们通常表现为员工在工作日缺勤（absenteeism）或假性出席（presenteeism）的生产力下降。一项针对25个慢性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所造成的财务影响的研究发现，抑郁症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排在了第一位，焦虑排在第五位，而肥胖、关节炎和肩颈腰背痛则排在两者之间。
伍迪·艾伦曾经说过，生活中80%的成功要归因于出席。但工作场所的假性出席应该不在此列，带病出工的员工并不能在工作中发挥出他们的最大效能，他们的工作生产力大概会降低1/3之多，而且出席主义事实上要比缺勤造成更大的公司生产力下降。缺勤是可见的，但出席中的员工们是否带病坚持工作，通常并不可见，人们并不知道其他人的真实感受。研究表明，由抑郁症和疼痛引起的在职生产率损失，大约比这些员工直接在家休假时的生产率损失要高出三倍之多。
假性出席通常是指员工在生病或精神压力过大而无法专心工作时还照常上班的情况，但在上班文化相对更不自由的亚洲国家中，假性出席还可以扩展到非病理领域。
许多公司员工为了证明自己的勤勉忠诚，即使工作已经完成了，但只要领导还在忙碌就不敢走，还要装出一副投入工作的表象，而且很多公司领导也特别享受这样的加班“厮守”。有些公司管理者无论是否有工作可做，都希望员工出勤上班，在公司呆得越晚越好。还有些员工和管理者则认为，自己太过重要而不能缺勤。而在我们的传统认知中，对于坚持出勤的人也总是不乏赞颂之声，客观上也在助长这样的风气，尽管其实际效用是适得其反的。
在社会学学者看来，从工业社会进入消费社会，我们身体的被剥夺感也发生了改变。工业社会暗含着生产资料层面的剥削关系，并主要以财富和金钱来衡量社会中的阶层，而在消费社会中，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塑造则是用文化来对身体和情感进行剥夺，而情感又由财富和消费来定价。
进入消费社会后，我们的身体是高度物质化的，而商业社会则通过话语对身体的物质特性进行遴选和凸显，从而使身体具有了文化意义。在这个背景下，身体被阶层化，成为创造身份边界的重要工具。
从这个视角审视我们当前的创业文化可以发现，“没有女朋友、没有性生活、无休止的熬夜加班”常常以段子的方式流传，似乎不是为了唤起身体警觉和惕厉自省，而成为创业者宣达自我社会身份的一种麻醉。这个时候，身体已经背叛了我们的主体，它成为屈从于整个社会价值系统的一个工具。在向资本这个权力中心靠拢的过程中，身体丧失了对权力的批判性，总是不停地向主体索求无度，甚至自觉自愿地通过透支行为来获取社会系统认可的某种价值。
如果说创业者和普通雇员愿意为了经济上的闻达而自愿透支身体健康的话，那么那些功成名就的高管们为何还无法止歇，冒着牺牲身体健康的风险？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奚恺元教授在其论文中将这一现象称为“过度挣钱行为”（over-earning）：人们会坚持到被击垮而非拥有的东西足够多时，才可能会放慢工作的步伐。这种“过度挣钱”而身体健康却艰于及时反应，在人们面临高收益率的时候更加明显。
2012年，谷歌公司创始人拉里·佩奇曾经一度失声，当时市场上纷纷猜测他可能患有疾病。在他康复后，一次公开演讲中，拉里·佩奇论述未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图景时，引用了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话说：我们长期以来接受的训练是努力奋斗，但却忘记了享受生命。（We have been trained too long to strive and not to enjo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