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自由工作者，可自由工作使我的精神受到打击

就连那些没有焦虑症或抑郁症的人，也很难应付总是被人拒绝、工作量不固定的局面。

今天（还有过去好多日子的）早上是这样开始的：我的牧羊混种犬“古斯”为了叫我起床，使尽了吃奶之力。尽管它非常努力，但它终究还是不成功：我最多也只能眼睛稍微眨一下，然后身体往另一边翻过去。我那条汪星人虽然希望我快点起床，但是我心里只想尽量把这一天必将面对的艰苦工作拖延掉。

作为自由作家，我的工作进度非常缓慢。一开始只是几天没什么工作做，后来不知不觉中过了几周还是这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些使我一味拖延的负面想法开始浮现了。我心想：“这就是失败。”我以为自己的那点积蓄很快就会用尽，而我就会身无分文，连喂狗、还账单等基本工作也做不成了。虽然我的工作直到那一刻还相当顺利，甚至可以说是给我带来了还不错的收入，但我却很肯定，我所得到的成功都只是侥幸而已，而如今我的运气早已用完了。

幸好，我已经不再这么想了。后来，我的几个作品被接受，这给我的信心打了一支非常重要的强心针。我还去找了一个最厉害的治疗师。尽管如此，虽然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是我一想到我的自由职业生涯的未来，我还是会感到非常紧张。这种想法让我感到既孤立又孤单。 

其实，许多处境跟我一样的人也会有同样的经历。

2005年，《工作与压力》（Work and Stress）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的研究人员使用一个付出与回报失衡模型（effort-reward imbalance model，一种经过科学验证的成本效益分析），对自由业者所呈报的自身健康状态进行了检验。这个模型在1996年由杜塞尔多夫大学高级教授约翰内斯·西格里斯特（Johannes Siegrist）设计，他也是这项研究的联合作者。该模型也考虑到了各种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西格里斯特说，外在因素涵盖了来自外部的经历，如客户需求、薪金，而内在因素则是在观察自由业者是否以“无力放下工作、日以继夜想工作”，表现出其对工作的承诺。

研究团队的发现令人震惊。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德国联邦职业安全和健康研究所（Feder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研究员迈克尔·埃尔特（Michael Ertel）解释说，参与研究的德国自由业者中，有37%反映出了不良的主观健康状况。他说，研究也发现，自由业者工作时间长，工作量难以预测，导致他们“患有一系列特定健康问题：慢性疲劳，放松能力下降”。

到目前为止，该研究过后的所有相关研究都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发现。今年四月，瑞士的一项研究探讨了在“非标准就业”环境中工作的人的精神健康状态。研究人员发现，最常见的压力来源是低工作保障以及财务问题；研究人员也说，这些压力来源与“睡眠障碍、抑郁症症状、高抗抑郁药物使用率、‘假性出席’（presenteeism）”挂钩。所谓‘假性出席’，指的是一个人虽然因为生病或其他原因而应该休息，却还是继续工作的行为。

早在开始从事自由业工作之前，我就已经患上了焦虑症和抑郁症，所以这些发现让我感到某种程度的安慰。至少，我现在知道同病相怜的大有人在，不过我也因此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天真了。毕竟，这种工作方式是我自找的：我的工作生活不仅消耗脑力，还使我更倾向发生这类工作所造成的问题。没错，自由业所带来的独立和自主性，就如我想象的那样，但是，我为了这些而使自己更加痛苦，值得吗？我本来还想，我在过去患上焦虑症和抑郁症，也许只是意味着：无论我多么喜欢这样一种会危害情绪的工作，它对我来说还是不适合的。不过，我后来与其他自由业者交谈过，发现这种想法完全有违真相：自由行业中有许多人像我一样，不仅要面对精神健康的问题，还要面临工作需求带来的诸多挑战。

今年33岁、目前住在布鲁克林的凯蒂·内夫·弗里曼（Katie Nave Freeman）解释说，她从小情绪焦虑，有时候还会变得抑郁，而且，工作截止日期将至的时候，情绪就会更糟糕。她说：“我非常害怕让别人失望，每当入夜，我都会为了做好工作而想到头脑发昏。”她的经历也证实了西格里斯特所提到的“假性出席”：“我最近去度假，度假时却一直在工作。一到了晚上，我会哄女儿睡觉，然后立刻打开笔记本电脑。每当我在做别的事情时，我就会心想自己应该在工作，然后因此感到内疚。”

今年26岁、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州工作的凯特·摩根（Kate Morgan）说，她也是很难真正去度假：“我从来都不会完全放下工作。就算我去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也是总是在想：‘好，那我能怎么用这个来赚钱呢？’我总是在想着自己能发表什么样的故事。”她经常会在酒店拿起杂志，然后把杂志带回家，希望有朝一日能把这些故事发表出去。

摩根也会经历自己所谓的“普通焦虑”。她说，单独工作让她感到孤立，而她的负面情绪常常因此而变得更严重。“我是一个需要别人提供反馈，需要与别人交换想法的人，所以单独工作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当然，在数字时代里，你随时都可以参加网上的社区，但参加这些社区也是有缺点的。摩根说：“一方面，这些人都得处理同样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许多作家也会在网上宣布他们的好消息。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很难比得上他们。”

不过，即使自己也有好消息可以宣布，问题也可能会随之而来。今年32岁、目前在明尼阿波利斯工作的作家朱莉安娜·恩莱特（Juleana Enright）说：“有些时候，当你发表了好几篇得到良好反馈的好文章之后，我就会对自己施加很多期望。”

“我的作品质量必须跟过去一样，甚至比过去还要好，不然就是不够好。”

去年，恩莱特被诊断出患上焦虑症和抑郁症，因此她很难分辨她的工作到底是在帮助还是在损害她的精神健康。她解释说：“我满脑子都是各种各样的思绪，以致当我带着这些思绪面对笔记本电脑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加剧我的焦虑症和抑郁症，还是在把这些负能量发泄出来。”

今年29岁、同样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阿利达·卡尔森（Alida Carlson）经常也会觉得自己的创意很不稳定。“在精神健康方面，我已经数次被诊断出患上躁郁症，不过我认为，我比较像是能够每时每刻都经历各种各样的极端情绪。如果不能在冷与热之间穿梭，我就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像以往那样继续创作。但是，在一个非常极端的自由行业中情绪忽高忽低，简直就是一种诅咒。”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零工经济预料将会增长一倍，而到了2021年，美国非传统员工人数将会高达大约920万名。因此，越来越多人会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从而导致他们遭受这些女性和我这样的自由业者所面临的精神健康问题。埃尔特指出，如果要塑造一个高效、健康的零工经济，劳动力适应这些变化的途径“将是至关重要的”。 

西格里斯特则是这么说的：“自由业是一个大体上看不到的职业。许多人独自工作，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流程可以遵循。我认为，应该为自由业者设立某种组织，这样，当他们面临危机时，不管危机是外在环境还是工作本身所导致，他们也可以找人监督他们，为他们提供支持性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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