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天爵的历史借鉴思想
刘永海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4期】
摘 要：
苏天爵对历史的借鉴作用极为重视，其历史借鉴思想具有浓厚的理学倾向，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源于儒家政治礼仪制度的为政之道；二是基于儒家人才观的用人思想；三是根植于儒家道德伦理的历史人物观。这些为政之道、用人思想和历史人物观未必完全合理，但苏天爵积极借鉴历史经验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关键词：
苏天爵；《滋溪文稿》；历史借鉴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学者因所居称之为滋溪先生。他是元代久负盛名的学者，时人赞其“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而“其为文，长于序事，平易温厚，成一家之言，而诗尤得古法”。今人赞他是“元代后期位列显要的少数北方汉族士大夫之一，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也有很高的地位。”
历史借鉴思想是元代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周少川把“在改朝换代之际注重历史的总结”，视为元初史学思想的一个特点。汪高鑫进一步指出，“终元一代的官方史学，也非常重视以史为鉴，历史鉴戒思想显得尤为突出。”以虞集、苏天爵、欧阳玄为代表的元代官方史学家，“希望通过修史，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体现出强烈的历史鉴戒意识。目前，学界关于苏天爵的研究已有比较丰富的成果，但对其历史借鉴思想尚缺乏系统挖掘与梳理，仅见于周少川考察了苏天爵的文献征实及“经世致用”思想，因限于著述体例，未对其历史借鉴思想进行系统总结。本文将从源于儒家政治礼仪制度的忠君之道、基于儒家人才观的吏治思想、根植于儒家道德伦理的历史人物观等三个方面，对苏天爵历史借鉴思想进行初步分析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苏天爵“受过理学的严格熏陶，追求的是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因之，他“对元朝统治是极端忠诚的”。他在给朝廷的章疏中，表现出对郊社宗庙制度、经筵制度、朝仪班序制度、巡守制度等儒家政治礼仪制度的极力推崇，认为其中蕴含着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亟需认真总结与吸收。
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郊社宗庙制度，苏天爵加以总结提炼说：“郊社宗庙，国之大祀，尊亲兼著，庙享尤隆。是以古之王者必行亲祠之礼，所以报德祖宗广孝治也。”认为郊社宗庙制度，乃“尊亲兼著”的“国之大祀”，是先代圣王遗留的珍贵遗产。元朝建国后的近百年时间，列圣相承，典章具在，形成了诸多光昭简册的政治礼仪制度。苏天爵认为，这些制度对于息朝的长治久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率遵旧章，躬行祀礼”，祖宗才能“降福于万年”。此处，苏天爵便是从利于治国理政的角度出发，来讨论继承祖宗古礼制度的。对于郊社宗庙制度的深入思考与总结，体现出苏天爵积极借鉴传统礼制经验，为当朝治国理政提供参考的史学自觉。
经筵，源自汉代为帝王讲经论史的御前讲习，至宋代成为一种形式上制约息权，实质上维护息权的特殊政治礼仪制度。经筵制度“寄寓了士大夫以学术影响政治，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是帝学形成与理学发展的关键环节，体现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交融与互动。”苏天爵对经筵制度十分推崇，他说：“帝王之治，典学为先。开设经筵，实为盛典”。又说：“凡古今治乱之原，及民间情伪得失，俾讲官详究敷陈，薰陶感发。如此则圣学高明，治化熙洽，而经筵所设，诚非虚文矣。”苏天爵称当时开设的经筵，绝不仅仅为了“循故事而备外饰”，而是实现“帝王之治”的首要“盛典”。苏天爵将经筵与古今治乱之原、民间情伪得失紧密结合起来，认为开设经筵体现着“圣学”的鼎盛，昭示着“治化熙洽”、社会繁荣。从这样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窥见苏天爵对于儒家传统礼制的深刻见解及浓厚的历史借鉴意识。
对于具有鲜明儒家特色的朝仪班序制度，苏天爵同样高度重视，他说：“朝觐会同，国家大礼。班制仪式，不可不肃。”“夫九品分官，所以著尊卑之序；四方述职，所以同远近之风。”“盖位序尊严，则观望隆重，朝廷典宪，莫大于斯。”反复强调朝仪班序乃“国家大礼”，体现着国家的政治秩序与尊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定尊卑、同远近的重要作用。同时，他还指出当时朝仪班序混乱的问题及其严重危害：“迩年以来，朝仪虽设版位，品秩率越班行。均为衣紫，从五与正五杂居；共曰服绯，七品与六品齐列。下至八品、九品，盖亦莫不皆然。”“夫既踰越班制，遂致行立不端，因忘肃敬之心，殊失朝仪之礼。”认为混乱的朝仪班序，已经到了非整饬不可的程度。据此，苏天爵提出了改进措施：“今后朝贺行礼，听读诏赦，先尽省、部、台正从二品衙门，次及诸司院局，各验职事散官序列，正从班次，济济相让，与与而行。”“如有跻越品秩、差乱位序者，同失仪论，以惩不恪。”依此，长久地坚持下去，“庶几贵贱有章，仪式不紊，上尊朝廷之典礼，下耸中外之观瞻。”苏天爵能够强调儒家固有的礼仪传统，敏锐地抓住朝仪中“跻越品秩、差乱位序”的乱象，并以此为切入点，建议朝廷整顿朝纲，严肃举止，端正人心，借以树立君威，形成上下齐整、尊卑有序的局面，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从中可以反映出苏天爵对历史及现实问题的深刻思索。
巡守，亦称为巡省、巡幸、巡狩、巡游，主要指帝王出京巡视地方与边疆的活动过程。它不仅是礼俗社会中王权政治的运作模式，而且展示了一种思想观念的空间，形成儒家以礼为教、以祭为教的礼仪文化的轨迹。关于巡守制度，苏天爵认为：“先王之巡守也，盖省观民风，设施政教，非以纵游田而事宴乐也。”他强调，元初的巡守制度，与古代遗制是颇为契合的。他说：“昔我世祖息帝肇作两京，岁时廵幸，振民布政，发号出令。远则边徼咸畏其威，近则臣庶不知其劳，是亦先王廵省之遗意欤?”此处苏天爵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强调巡守制度作为一种先王礼制在“省观民风，设施政教”中的历史作用；二是充分肯定了以世祖为代表的元初君主继承先王古礼，利用巡守制度振民布政、发号施令，达到了远近咸服、君臣交修的最佳状态。可见，他对巡守古制的意义和作用是十分清楚的。他还说：“君心之正，元化之和，礼乐之隆，风俗之厚，则惟大人君子所能致也。”此处，苏天爵对参与巡守的中书辅弼大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为他们肩负着正君心、和元化、隆礼乐、厚风俗的重任，务必“摅其素蕴，树功于世”，切不可“以缄默保位为能”“以便私适己为务”。总之，苏天爵主张应该很好地总结并利用巡守古制，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在施政中的作用。他在《中书参议府左右司题名记》中写道：“谨述古者巡守之事，及辅相参佐之责，俾来者有所观感焉。”同样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层用意。
苏天爵所处的元朝后期，政治黑暗，百姓困顿，对这些情况，他自然完全了解。但作为有影响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代表人物，他除了在当时体制下寻找治国理政方案外，别无选择。苏天爵对郊社宗庙、经筵、朝仪班序、巡守等传统政治礼仪制度的极力推崇与阐扬，体现了他试图通过不断维护息权，在传统“忠君”之道中寻找灵丹妙药，用来医治社会痼疾的拳拳用心。
儒家在观人方面，肯定人的个性差异。在用人方面，主张唯才是举，不拘一格，起用各种才质和各种特长的人，反对求全责备、洗垢求瘢。《尚书·伊训》云：“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论语·微子》云：“无求备于一人”。这些都是儒家人才观的宝贵财富。苏天爵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从政尤其是在司法监察系统任职的实践，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选官、用官思想，为元代统治的巩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 “随其才器大小而任用之”
苏天爵说，“昔我国家抚定海内，收揽豪杰，随其才器大小而任用之，入官之途盖不一也。”认为大元一统四海，与遵循“随其才器大小而任用之”的选官原则密不可分。他强调，选拔官员必须唯才是举，不可求全责备，胶柱鼓瑟。使用人才时，要不论出身，不避卑贱，咸为所用。历史上，这样的成功范例不可胜数。他举例说：“伊尹聘于有莘，傅说起于版筑，孰曰出身之卑贱，岂论家世之寒微。此古者数路用人，未尝滞于一也。”唯有如此，方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他多次强调，现实社会不是缺少人才，而是缺少伯乐。他说：“世尝患才之不足于用者，非天不生才于今也。或教养未至不足以致之，或见闻未周不足以识之。天下之才，始隐而弗彰矣。”苏天爵基于儒家选用人才的成功经验而提出的选拔官吏方案，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2. “不以远近亲疏而有间”
苏天爵强调，元世祖时期形成的“不以远近亲疏而有间”的选官政策，是非常宝贵的。他说：“世祖息帝临御方夏，收揽豪杰，布列周行”“其大者任以股肱耳目之寄，次则公卿百执事之选，下至宫室、服御、饮食、医药、弓矢、车马，既以大臣世掌其事，至于分官以任其责者，则亦在所选择，初不以远近亲疏而有间也。”做到了不论远近、不问亲疏，唯才是举、唯才是用。又说：“自昔国家置立公卿大夫、郡牧邑令，所以内外相维，共成治效，非有远近亲疏之别也。”他还批评当时在用官方面“往往重内官而轻外职”的不良现象，致“使循良之吏老于郡县而不得达”，难以施展抱负，也给国家造成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这都是违背“不以远近亲疏而有间”、一视同仁的治吏原则的。苏天爵在很多著述中都强调这一原则，说它是元初人才众多的重要保障，实为后世子孙治国之宝典。
3. 贵在“得人”
苏天爵特别强调选官当得其人的重要性，他说：“盖法立则民畏，人存则政举，孰有任法而不任人者乎!”国家在遴选官员时，要以“深知其要，身任其责”为宗旨，要考虑职务的专业性和备选官员各自专长的结合。这种思想的产生是与他多年为官经历分不开的。他看到过很多地方官员，要么不通法律法规，要么疏忽渎职，要么全无爱民之心，贪赃枉法，鱼肉百姓。这都是官不“得人”的例证。所以，他痛彻地说：“近年以来，郡县或不得人，刑政因以失度，民怨伤于和气，水旱因以为灾。年谷不收，实原于此。”尤其是司法系统，若不得其人，所造成的危害更大。因此，他特别强调：“是以司刑官吏允贵得人，若官不得人，则乏推鞠之明；吏不得人，惟务文深之害。”在江南虑囚过程中，苏天爵清查出大量的冤假错案，很多都是官不“得人”造成的。所以，选拔官吏贵在“得人”的思想，是苏天爵从无数历史经验和大量血淋淋的冤案中总结出来的。这一思想在当时及后世都有很重要的镜鉴意义。
4. 增加国子学生员，扩大选官对象
元世祖于至元八年（1271）春，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选随朝百官子弟俊秀者入学，然未有员数。到元仁宗时期，生员“增多至四百员”。这样的规模，与“汉室中兴，圜桥门者亿万计，李唐受命，游成均者三千员”的盛况相去甚远。苏天爵向朝廷建言：“成均实风化之原，而人材乃邦家之本，是宜增广员额，乐育贤能。”他同时建议：“宜从都省闻奏，量拟增添生员一百名，内蒙古、色目五十员，汉人五十员”；“如此则贤能益盛，俗化益隆，其于治道，实为有补。”显然，这些建议对于提高官员素质，扩大遴选范围，都是有帮助的。
5. 加强对官员的监督
苏天爵说：“世祖息帝建立台宪，以肃纪纲，以正风化，其为国家治安之计盖深远也。”称赞元初确立的台宪制度，是息朝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需要认真执行的制度。台宪制度的建立，是以“登崇俊良，纠劾贪暴，训农兴学，辅世安民而已”为出发点的，“当时进用，大抵多老成忠厚之士，故能作新宪度，赞襄隆平”，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台宪内部出现了“或者矫亢以为高，苛刻以为能”的情况，完全违背了祖宗建官任人之意。这是一条很值得认真总结的教训。所以，及时对官员的监督、考察是保证官员廉洁自律的有效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