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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亮：文本的异变：文天祥《集杜诗》的生成与早期流传｜202501-52（总第2959期）

宋史研究资讯 · 公众号 · · 2025-01-13 18:00

正文

以下文章来源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特此致谢。

内容摘要： 《集杜诗》是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凭借自己的杜诗记忆与有限的杜集版本完成的重要作品。在其生前已经由人从狱中抄出，流行于燕市。而手稿南传后，更经族人刊刻，广为流播。元末战争导致《集杜诗》流传渐稀，明人从内阁录出，并广为搜访民间的旧藏本，通过建立祠堂、刊刻书籍等一系列举措，强化人们对于文天祥的社会记忆。在此期间《集杜诗》还经历了元代对忌讳之语的改动以及明代的复原，逐渐形成现今所见《集杜诗》的基本面貌，也大大增强了文天祥作为忠节典范的社会地位。另外《集杜诗》与通行的杜集之间存在较多异文，这些异文的产生具有多重因素，不应简单地使用杜集校改之。

关键词： 文天祥《集杜诗》文本生成版本源流

《集杜诗》是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创作的重要作品，它不仅展现了文天祥与杜甫这两位伟大人物之间的“异代共鸣”，在集句诗创作史上也具有特殊意义。这部作品将原本游戏性质的集句诗改为严肃的创作，融入“纪实”与“褒贬”的元素，从而扩大了集句诗文体的内涵，以此文天祥的《集杜诗》被赋予“诗史”的美誉。如黄宗羲《万履安先生诗序》称：“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纪，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可不谓之诗史乎？”《四库全书总目·文信公集杜诗》提要亦云:“每篇之首，悉有标目次第，而题下叙次时事，于国家沦丧之由，生平阅历之境，及忠臣义士之周旋患难者，一一详志其实。颠末粲然，不愧‘诗史’之目。”正是由于文天祥的创作实践，使“集句”手法成为“诗史”作品中全新的表现形式。因此《集杜诗》作为集句诗中极为成功的作品，颇受关注。

但这样一部极具特殊性的作品，我们对其文本生成及版本源流的认识还不太清晰。《集杜诗》的文本有一个复杂的流变过程，它经由文天祥的杜诗阅读，以“集句”的形式诞生于异国监狱。书成之后不仅穿越元、明、清三朝，更历经手稿、单刻、全集、总集等不同形态，这些都增加了其文本生成与流衍的复杂性。本文尝试探讨《集杜诗》的产生和早期样态，对文本生成与传播过程中的系列相关问题进行阐释。

一、狱中《集杜诗》的成书及手稿的南传

宋祥兴元年（1278）文天祥于广东海丰被俘，经长途跋涉，至第二年十月抵达大都，十一月初九日后移兵马司监狱。而《集杜诗》正是文天祥就义前在监狱中创作的作品。他通过专集杜甫的五言诗句，对过往经历进行系统总结。其创作经过可由书前自序得知：“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岁上章执徐，月祝犁单阏，日上章协洽，文天祥履善甫叙。”其后又有跋云：“是编作于前年，不自意流落余生，至今不得死也……壬午正月元日，文天祥书。”按太岁纪年法，上章执徐为庚辰，是为元至元十七年（1280），与壬午（1282）年之跋称“前年”相合，祝犁单阏为己卯月，是为农历二月；上章协洽为庚未，然六十甲子中并无庚未，疑传写有误。据此可知《集杜诗》完成于至元十七年二月。

《集杜诗》与文天祥的其他狱中作品不同。由于是集句的性质，他如何在监狱中获取杜诗原句，并将之剪裁成篇，是讨论其成书的首要问题。过去通常认为《集杜诗》来源于文天祥的记忆。这种说法从元代即开始盛行，如元李祁《仰斋记》曰：“当宋祚既迁，信公以执节不屈下燕狱，于狱中日，记忆杜句，集五言为百首。首凡四句，亲书而跋，其后密遣，遗其家人。”李祁见过旷氏所藏百首《集杜诗》原稿（详后），或因其与杜集之间异文较多，故产生了这样的推测。文天祥文集校点者刘文源也在《文天祥诗集校笺》凡例中称：“《集杜诗》二百首是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凭记忆写成的。”亦有当代海外汉学家持相似的观点,美国学者戴仁柱提到：“当文天祥在狱中写这些诗歌时，他显然无法利用私人藏书，由此只能主要靠记忆来创作，而在青年时代，文天祥就已致力于记诵杜甫篇幅庞大的诗集。”戴氏虽言及文天祥青年时期的记诵行为，但并未对此进行论证。而文天祥前期诗文中确实有相关记载，如《生日和聂吉甫》诗中有“细咏诗工部，闲评字率更”句，而《新淦曾季辅〈杜诗句外〉序》云：“杜诗旧本，病于篇章之杂出，诸家注释，人为异同……予受而读其凡，盖甚爱之，既录其副。”可见文天祥对杜诗确实精研有年，于其版本情况亦有殊见。

但《集杜诗》所参引的原诗数量庞大，很难仅凭记忆完成。据考察，文天祥《集杜诗》二百首，除去现今各版本均缺的“徐榛第一百三十四”，共796句，至少采集自300首杜甫的五言诗。《集杜诗》之外，在文天祥大量创作杜诗集句的庚辰年里，还有《胡笳曲》十八首及各集未收的文山《集杜句和韵》一首（附于汪元量《妾薄命呈文山道人》诗后）。《胡笳曲》共160句，其中七言138句，五言12句。《集杜句和韵》均为五言，共30句。由此可见文天祥创作杜诗集句的知识储备还要更多，涉及杜甫各类五七言诗。他不仅需牢记全部内容，还要灵活地进行剪裁与创作，确实具备相当的难度。

文天祥在狱中真的如戴仁柱所言，完全“无法利用私人藏书”吗？他的确无法将南方的藏书携带在身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狱中与外界完全断了联系。据笔者考察，至少有如张弘毅等随侍的南方士人，或是如汪元量等探访的亲友，甚至是其周边的北人吏士能与他接触。前两个群体自不必赘言，至于后一种，《纪年录》壬午年（1282）之注文引邓光荐（1232—1303）《文丞相传》云：“公因〔囚〕系久，翰墨满燕市。时与吏士讲前史忠义传，无不倾听感动，其长李指挥、魏千户奉事之尤至。”由是可见，尽管当时的条件艰苦，但由于文天祥独特的影响力，其在狱中仍然通过多种方式与外界保持着联络。而邓光荐《文丞相传》亦言：“麦述丁参政尝开省江西，见公出师震动，每倡言杀之便，又以公罪人，下千户所收其棋奕（弈）笔墨书册。”更是直接说明了在政治形势尚好的入狱初期，文天祥身边是存有棋弈笔墨书册的。因此访监之友或受其感动之吏士依旧可能为他提供一个杜诗读本，尽管这个读本可能是书肆之本，或抄本，或残本，并不精良。

文天祥在狱中阅读杜诗的情况，更能从其自述中得到直接印证。如文氏《集杜诗》自序云：“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其《指南后录》又有《读杜诗》一首。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氏自述的“诵”“读”“玩”等字眼。“记诵”，正是通过反复的有声“诵读”来达到“记”的目的，自然是有一个书面文献呈在目前，与他人所推测的仅凭“记忆”不同，这说明文天祥此时尚可见到一杜诗文本，并通过诵读杜诗，自我排遣。《正气歌》中有言：“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此句若为写实，亦是文天祥在狱中可获得书籍的旁证。正是狱中的特殊环境，使得文天祥所能凭借的杜诗版本受到限制。而有限的杜诗版本与文天祥自身的杜诗记忆一起构成其创作《集杜诗》的知识基础。

《集杜诗》完成后，距壬午年末文天祥就义，尚有近三年的时间。由于文天祥在当时即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其生前所创作的诗文早已传播开来。时人于此颇有记载，如邓光荐《哭文丞相》曰：“北人传好句，大半狱中成。”刘岳申（1260—？）《文丞相传》云：“其为诗有《指南录》，《前录》三卷，《后录》五卷，集杜二百首，皆有自序，天下诵之。其翰墨满燕市。”《纪年录》辛巳年（1281）之注文也称:“公在缧绁中，放意文墨，北人争传之。”可见他在狱中创作的诗文在当时已经外传，被当地民众传播阅读。其具体流出情形大概如文天祥《胡笳曲》序所述：“庚辰中秋日，水云慰予囚所……水云别去，是岁十月复来。予因集老杜句成拍，与水云共商略之。盖囹圄中不能得死，聊自遣耳，亦不必一一学琰语也。水云索予书之，欲藏于家，故书以遗之。浮休道人文山。”同为集杜句且完成时间接近的《胡笳曲》正是由汪元量带出牢狱的，故《集杜诗》亦可能有相同的经历。由此可知，在当时能接触到文天祥的人都可能将其手稿带出，让他的作品流向社会，被大众阅读。

当时流传得较为广泛的文天祥作品集，主要以《吟啸集》《集杜诗》这类狱中创作的作品为主。汪元量《浮丘道人招魂歌》其八曰：“有诗有诗《吟啸集》，纸上飞蛇喷香汁。杜陵宝唾手亲拾，沧海月明老珠泣。天地长留国风什，鬼神呵护六丁立。我公笔势人莫及，每一呻吟泪痕湿。呜呼八歌兮歌转急，魂招不来风习习。”此诗完成于文天祥就义后不久，仅提及文天祥《吟啸集》及《集杜诗》，又言“纸上飞蛇”“我公笔势”，似是就其手稿为言。另有何梦桂（1229—1303）《文山诗序》云：“沙场青冢，千古南音，其所流落人间者，惟有流离中《吟啸诗史》与狴犴中《杜诗集句》耳。使人读之，至今凛凛有生气……生刍一束，酾酒北酹，为之序云。”以其经历及语气度之，何梦桂似乎也在文天祥逝后不久为文氏流传在外的诗集作序。与汪元量诗同，此序仅及《吟啸集》和《集杜诗》，与元代文天祥后人编纂的全集本不同，亦未涉及更早成书的《指南录》，进一步印证了文天祥生前广泛流传的作品集应当是《吟啸集》与《集杜诗》二部。另外道体堂本《文山先生文集》元贞二年（1296）冬至日序云：“其曰《吟啸》者，乃书肆自为之名，于义无取，其实则《指南》别集耳。”可知《吟啸集》在早期已有书肆本行世，《集杜诗》的情况或同此。只是这两部著作陆续从狱中抄出，未必为全本。正如当时之《吟啸集》亦与现存之《吟啸集》有较大出入一般，可能是书肆为迎合当时的社会需求，将所收集到的稿件实时加以编刊传播。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当时社会对文天祥的重视，不仅是宋遗民，连元人也为之折服。

文天祥就义后，《集杜诗》手稿与其骸骨、须发一起南传。《集杜诗》壬午年文天祥自序云:“斯文固存，天将谁属？呜呼，非千载心，不足以语此。”“千载心”为何人？王炎午《又望祭文丞相文》曰：“已而庐陵张千载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发与齿归。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 ”可知为张弘毅。此外杨士奇《跋文山集杜句》云：“初公得死后，吉水士人张弘毅，自燕以公爪发及遗文归，而此诗亦在其中。”进一步说明包含《集杜诗》在内的遗文是由张弘毅带归的。而张弘毅带归《集杜诗》的时间可以从文天祥归葬庐陵的时间推断，《纪年录》注引邓光荐《文丞相传》云“至元二十年癸未岁，公柩归至故里”，可知《集杜诗》南传的时间在文天祥就义后不久。

由张弘毅带归的《集杜诗》原稿，元明间于庐陵地区传播。文天祥的孙女婿旷作楫得到了约百首作品，这些作品在动乱中被保存下来，并在元代文人群体中产生重要影响。元李祁《旷作楫墓志铭》记载：“初，文信公以狥国入燕，系燕狱，于狱中集杜少陵五言为绝句凡百首，亲书以付其家人。其孙女得之，以归于夫家。仓猝揭揭避寇，珠玉金贝，悉委弃不顾，独挈此卷置衣袖中得完，怀至今袭藏之。使故家文献，庶几有足征者，是皆可采录也。”此外王礼《旷作楫行状》曰：“君讳某，字某，姓旷氏，庐陵西里人也……辟斋阁，藏书籍……君生戊申十二月十二日，享年四十有八……三娶文氏，则信国公从孙也。男一人，曰怀。”旷作楫又将手稿传给其子旷怀，文天祥的精神也在其家族中代代传承，为后人所瞻仰。旷怀更设“仰斋”，以示对文天祥的纪念。李祁《仰斋记》曰：“庐陵旷君维宁……乃独取其家藏故宋丞相文信公手书集杜句一帙，日展而玩之，袭而珍之，又为之斋阁以藏之。盖将因其文以想其人，因其人以慕其行，非徒取其翰墨之精妙而已，故名其斋曰‘仰斋’。”刘崧《仰斋诗》小序亦云：“宣溪旷怀得故宋丞相文山信国公燕狱中所集杜句五言绝句一百首于其母文夫人，蚤受读而感焉。夫人，丞相曾孙行也。上距作诗时八十有八年，而翰墨犹新，编帙具在。怀惧其藏之弗谨，乃构斋居为崇笈以庋之，而揭之曰‘仰斋’，示高山仰止之意也。雩阳提举李公既为之记矣，里生刘某复申之以诗。”可见旷氏对先祖的手稿非常小心珍重，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仍然“翰墨犹新，编帙具在”。

除旷氏收藏的《集杜诗》百首外，亦有他人收藏之。刘崧在《跋文丞相书集杜感兴绝句》中介绍了他见到的《集杜诗》原稿：

按丞相当宋亡之三年，始被执留燕狱，五年而就义。又后九十三年，为大明洪武七年，余司臬北平，思访求丞相当日事，罕有能言者，盖遗老尽矣……一日，北山上人示以丞相所书“嵯峨闾门北”集杜感兴绝句一首，凡廿有八字，复摹公像于左方装潢成轴，请有以识之。忆余三十年前尝过郡城邓侍郎孙谦，见丞相所书集杜全卷一百首。迨癸巳岁，又获观行书小轴于里中康宗武氏，乃丞相书以寄其舅氏曹君天锡者。近丙午岁，又获见草书大册五十首于庐陵旷氏。其卷帙大小长短率不等。意当时丞相所书若是者，类非一本，然皆自北而南，故大江以西士夫之宝藏居多。由兵兴以来，其存亡有无不可知。今北山所藏，直百一之仅存者也。其指意虽不可考知，而笔势顿挫劲拔，如龙跳虎跃，不可玩狎，视余前所见数本，又大加而特异，是岂可以其不完而病之哉……北山，庐陵人，年几七十矣，其敦行尚义，盖有自云。

这段材料说明，《集杜诗》原稿的形态各有不同，“类非一本”展现了其复杂性。同时交代了其字体为草书，且“笔势顿挫劲拔，如龙跳虎跃”，或不易辨别。其中“‘嵯峨闾门北’集杜感兴绝句”即为《集杜诗》中的“苏州第五十四”。文中所提及的“邓侍郎孙谦”，为邓光荐孙邓谦。刘崧又有《观邓侍郎石磬歌》序称：“侍郎讳光荐，字中甫，庐陵人……至正丁亥春，余过公故宅，其孙谦出以示余。”因邓光荐与文天祥及其后人之间联系紧密，所以也获得部分《集杜诗》真迹。

刘崧所得真迹，于其身后又为陈谟（1305—1400）所获见，其《书文丞相燕南感兴集杜四绝句后》云：“刘君子高为北平副使，得文丞相集杜四绝句以归，笔势飞动，与蛟龙薄日月、伏光景者争雄，可为希世之宝。子高已矣，其子士鸿出以示余，且求为志之。”此文所言四绝句亦当为“苏州第五十四”一首。此真迹后又传至万历年间胡直（1517—1585）处，其《书神留宇宙卷后》云：“是为文信国集杜绝句墨迹，有予邑陈海桑先生题跋。予少尝假阅陈氏……垂三十年，是书归予友王有训氏，有训遂请诸先师罗文恭公题曰‘神留宇宙’，续跋其后。又七年，予起畎亩，将行，有训携以赠予，予谢不可……予于是再拜受，而识诸卷尾。”之后则未有文献记载此卷之流传，或已亡佚。至清代仅刘嗣绾（1762—1821）有《文信国书杜诗卷》诗曰：“正气千秋尚浩然，特留翰墨镇山川。鲁公笔势风霜入，杜老诗篇日月悬。碧血久埋柴市地，晴虹常贯米家船。漂流玉带生何处？眼底冬青哭杜鹃。”可知他见到了文天祥集杜诗真迹，但未详具体篇目。

上文所述刘崧（泰和人）、陈谟（泰和人）、胡直（泰和人）、罗洪先（吉水人）等均属庐陵（今吉安）人。在文献手稿的收藏者中，不仅有文氏后人，乡邦后进亦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元明以来乡邦意识的凸显，构成了文献典籍特殊的流传网络。江西吉安地区自宋代起便以“文章节义之邦”而著称，地方上昌明文教、推崇科举，并涌现出以“五忠一节”为核心的先贤群体。其中，文天祥作为与当地关系最为密切的杰出代表，其生平事迹与庐陵紧密相连，成为庐陵文化的象征。元初刘将孙曾高度评价文天祥：“历考三百年间，生庐陵，长庐陵，以科目荣庐陵，以宰辅称庐陵，以精忠大节重庐陵，独文山信公一人止，岂但一代之无二！自庐陵来，山水之钟英，亦仅在乎此也。”深受庐陵文化影响的士人纷纷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其中不乏权掌中枢者，他们致力于提拔后进，进一步推动了庐陵文化的繁荣。后人也因此更加尊崇乡贤，共同促进乡邦文化的良性循环与发展。

二、元版《集杜诗》的传播与讳改

《集杜诗》在手稿南传之后，于文天祥的家乡庐陵地区刊刻，但目前未见有元版《集杜诗》传世，无法直接考察其版本情况，仅可通过历代文献的记载钩沉抉隐。元版《集杜诗》在后世有两种传播路径，一是藏于民间，一是藏于内府。明初杨士奇《跋文山集杜句》云：“右信国文公《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燕狱所作，每首有公自序……初公得死后，吉水士人张弘毅（即序中所称千载心者），自燕以公爪发及遗文归，而此诗亦在其中。乡郡旧尝刻公遗文，兵后板废，今士大夫家间存其本。永乐丙申，余于京师遇此诗，及《督府忠义传》，遂录藏之。”说明由张弘毅带归的包含《集杜诗》在内的文天祥遗文确实在元代的“乡郡”（吉安）刊刻。但由于元末战争的影响，在明初仅少量收藏于士大夫家中，之后更少见明代藏书家记载。直至晚清黄绍宪（1862—1897）明确说明其收藏有元本《集杜诗》，有诗《旧藏元印本文信国狱中〈集杜诗〉二百首，宪久欲有作，懒病未能，节盫题〈四和香词〉，谨和六绝句》。节盫即梁鼎芬（1859—1919），其《四和香》词序云：“黄三出所藏元刊《文信国集杜诗》，属题，盖口中作也，感而赋此。”词云：“正气歌成诗更烈，字字悲宫阙。石烂海枯心不歇。谁得及、铮铮铁。一卷麻沙精妙绝，来历犹能说（乾嘉朝士题识甚佳）。我欲读之喉更咽，君试看、斑斑血！”“一卷麻沙精妙绝”说明该本或为福建麻沙刻本，仅为一卷或不分卷。其自注云“乾嘉朝士题识甚佳”，可见此书经过清乾嘉士人递藏，只不过是否为元刊尚存疑。

清代其他言及《集杜诗》之旧本者，尚有邵懿辰、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云：“《文信公集杜诗》四卷。宋文天祥撰。文氏刊本，一名《文山诗史》。〔续录〕曾见旧刊本，十行二十字，题《文山诗史》，疑是宋元刻。”目前可见《集杜诗》单刻本中，未有“十行二十字”行款者，应是一别本。李一氓跋清初抄本《文山先生集杜诗》云：“予别见一本，有季振宜藏书印刻入板侧，拟似以元本（？）复刊者。”其中提到季振宜藏本。缪荃孙言翁方纲曾以此本参校，云：“《文山先生集杜诗》二卷，明刻本……翁氏手跋曰：……丙辰二月以季沧苇所藏旧本校一遍，其本有‘谦牧堂藏书’印记。”可知其所校季振宜本，又经揆叙收藏。以上均称季振宜本为旧本，或疑为“元本”，而《季沧苇藏书目》正著录有“《文山集杜》一本”，然是否真为元本，有待证实。

除私人收藏外，明代内府也藏有多部文天祥文集，可惜的是并未保存至今，现依据明代内府藏书目录的记载进行考证。其中至关重要的史料是明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等人编纂的《文渊阁书目》及万历三十三年（1605）张萱等人编纂的《内阁藏书目录》。虽然这些明代官修书目的记载都颇为简略，但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藏书目录的对比与分析，仍可窥探出丰富的细节。

据考察，存世之《文渊阁书目》可分为漫堂抄本、四库本和塾本三个系统，每个系统反映的是文渊阁不同时期藏书的情况。就明文渊阁所收藏的全集本系统文天祥文集而言，漫堂抄本《文渊阁书目》“文集”类“荒字号第六橱”中著录：“《文山文集》五册，又八册，荒五百八十一。”四库本系统《文渊阁书目》在宋人文集处残缺二百余种，正好包含文天祥文集，故此部分无法考察。而塾本系统《文渊阁书目》卷九“文集”类“日字号第三厨”著录：“《文山先生文集》一部五册，全。《文山先生遗文》一部八册，残阙。”《内阁藏书目录》卷三载：“《文山先生文集》五册，全。宋丞相文天祥著，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结合书籍存佚情况及《内阁藏书目录》中的卷数记载可知，五册本的《文山先生文集》当为元代元贞、大德间所刊道体堂刻本。现存元贞二年道体堂《文山先生文集》序云：“又如《年谱》《集杜》《指南录》，则甲戌已后之笔，不在此编。”可知其中未包含有《集杜诗》等文天祥后期诗文。《内阁藏书目录》卷三还著录有：“《文山先生全集》十册全，同前人。又六册不全。”十册本的《文山先生全集》在此前目录中并未出现，其书名为“全集”，显然是明代嘉靖至万历间所编刊的数种《文山先生全集》之一，并非元版，应是新入藏内府的书籍；而“六册不全”者或为前已著录的原八册本《文山先生遗文》，可能由于卷首缺失，编者未知具体书名，故附于此。关于该书的具体内容将于下文详考。

除了全集本之外，内府中还藏有多种单行本的文天祥集。与《集杜诗》紧密相关的是漫堂抄本《文渊阁书目》“诗集”类“荒字号第八橱”所著录的“《集杜句诗》一册，荒八百三十三”。四库本系统《文渊阁书目》卷二“诗词”类“月字号第一厨”称：“《杜诗集句》一部一册。”塾本系统《文渊阁书目》卷十载：“《杜诗集句》一部一册，阙。”《内阁藏书目录》中未有该书的记载，可知此书在万历三十三年之前就已经遗失了。值得注意的是“杜诗集句”之称与何梦桂所言书名同，因此该书很可能是元代文天祥《集杜诗》的单行本。另外，漫堂抄本《文渊阁书目》“诗集”类“荒字号第九橱”还著录“《文丞相诗》一册，荒一千六十五”。四库本系统称：“《宋文天祥诗》一部一册。《文山吟啸集》一部一册。”塾本系统载：“《宋文天祥诗》一部一册，阙。《文山吟啸集》一部一册，阙。”可惜这类一册本的诗集也已遗失，无法确认其中是否含有《集杜诗》。

幸运的是，现存广泛利用明代内府藏书编撰而成的《永乐大典》对《集杜诗》颇有采集。据目前已知的《永乐大典》残本统计，有《祥兴》《北行》《思故乡》《挽先生》《写本心》等，共55首（见表1），占现存《集杜诗》总量的四分之一强。由于《集杜诗》的成书时间与明永乐年间相隔不久，加之其特殊的文体性质，元代的总集和类书中很少会对其作大规模的选录，因此根据文体性质及编纂时代等推测，《永乐大典》通过他书转引的可能性不大，其在各韵下的零散引用，应该来源于原书。

表1可见，《永乐大典》在引用“集杜句”之前，会有“文天祥诗”“文天祥集”“文山集”“文天祥遗文”等多种称谓来说明其引用的来源。虽然《永乐大典》各韵目下的零散引用并不会严格按照书名进行著录，但这样的称谓也说明《永乐大典》中所引“集杜句”的来源不完全是单行本的《集杜诗》。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卷八九九“诗”字韵“宋诗八元诗一”事目下选录了《集杜诗》中的《写本心》二十九首。这一事目以宋元人诗作，特别是标题中含有“诗”字者为主，之所以选录《写本心》，或许是由于其属于“集杜（句）诗”。此外，《写本心》前有《题毛霆甫诗集》，后有《清江河汉英再见于空同读欧阳先生诗感慨为赋》，这两首都是文天祥早期诗歌。这些诗文的来源统一题作“文天祥集”，则其所据不可能是仅包含文天祥前期诗文的道体堂本，而是一个同时含有其前后期诗文的版本。

此外，《永乐大典》卷八六二八引用集杜句《北行》时称其来源为“文天祥遗文”，共六首。现存文天祥文集中，未有称“文天祥遗文”者。但前述《文渊阁书目》著录有“《文山先生遗文》一部八册”。此外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纂修的《文氏通谱·信国公遗翰》云：“信公遗稿，在元时类集五十卷，公之孙富刻板传世。经兵燹不全。”与前引杨士奇言“乡郡旧尝刻公遗文，兵后板废”相合。因此《文山先生遗文》很可能就是一直以来未被确认的文富编刻本。文富作为文天祥嗣孙，曾于元统元年（1333）刊刻刘岳申《文丞相传》，并请许有壬作序。而刘岳申在《文丞相传》中记载了他所知道的《指南前后录》的卷数，即“其为诗有《指南录》，《前录》三卷，《后录》五卷”。因此，若以道体堂本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为基础，加上《指南录》三卷、《指南后录》五卷以及《集杜诗》二卷、《纪年录》一卷，正为五十卷。由此推知，《永乐大典》所引《集杜诗》的来源或许并不相同，但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以《文山先生遗文》为代表的全集本系统。

在内阁中见到元本《集杜诗》的还有刘定之（1409—1469）。他不仅详细介绍了元本的具体情况，更重要的是还将其从内阁录出，成为明刊本的底本。从刘定之序及抄出的版本中，可以窥见元本《集杜诗》的基本情况。其《文山诗史序》云：“予少时得宋丞相信国文公《指南集》读之，然闻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诗》，未见也。及官词林，始见而录得之。”据《明史·刘定之传》，“刘定之，字主静，永新人……举正统元年会试第一，殿试及第，授编修”，故其从内阁录出《集杜诗》当在正统年间。刘定之序又云：“诗皆古体，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为四卷，首述其国，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终以写本心、叹世道者……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后私，尽己以听天，于此亦可以见。而俗本或混之，今皆为复其初……不书纪年者，陶靖节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谓范雎变张禄、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该本卷前的文天祥自序，不书其名，只作“姓某”。而壬午正月元日跋语也不在自序之后，却在“后卷上”的《家枢密铉翁第一百三十八》诗之末，也题作“姓某”。显然是有意为之。据考察，前卷及后卷上的内容即刘定之所言“首述其国，次述其身，次述其友”，写的是国家动荡之际文天祥及友人的抗争与努力，属于“公”的领域。后卷下自《坟墓第一百三十九》起则为“次述其家，而终以写本心、叹世道者”，属于“私”的领域。可见文天祥确实有意将“公”“私”二者分开。其言“俗本”并未按照顺序排列，可知俗本在刘定之本之前已有流传，很有可能就是从狱中抄出、未经文天祥编集的版本。而文天祥特意于壬午正月重新题跋，或是对其旧稿进行了重新编排。

此外刘序还称：“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书，使知者以意属读，今皆补之。而为白字者，不没公初意也。”可见刘定之所见的元本《集杜诗》有不少缺字。据笔者统计，被刘定之发现且增补的地方共有七十余处，多补为“虏”字及贰臣姓名。这类元代版本的“缺文”现象颇值得注意。除了刘定之所见本外，《永乐大典》所录《集杜诗》也存在这种现象，但改动形式有所不同。如《永乐大典》所录《祥兴第三十四》诗前小序：“己卯正月十三日，泛舟直造崖山。世杰不守山门，作一字阵以待之。及入山门，作长蛇阵对之。二月六日，又乘潮进攻，半日而破，死溺者数万人。哀哉！”“泛”“及”“又”三字，应非文天祥小序之原貌。由句意可知，此三处主语当为南下的元军，然而整句中无一处言及，不符合语法习惯。而刘定之所见内阁本三字均缺，故以意补作“虏”字。此外又如《永乐大典》“刘监簿”小序“寻引军入广，道遇兵，溃亡”，“兵”字刘定之所见本亦为空缺，刘定之补作“虏”。因此《永乐大典》所录很可能为另一源流的别本，其对忌讳词语采取的处理方式是改字而非挖空。同时《永乐大典》所引“淮西帅”小序中有“夏贵”及“孙虎臣”等贰臣名，刘定之所见本为“□□”及“□虎□”。由此可见，《永乐大典》所引本并未改动贰臣姓名。文天祥的著作被元人讳改，在其他著作中也有出现，如《指南录》中亦存在类似的讳改现象。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元代文网并不密，甚至称之为“意外的松弛”，其实未必如此，文天祥等人的相关著作正是考察元代政治忌讳的重要材料。

《永乐大典》所引与刘定之所见本在文字面貌上还有其他不同，非因讳改所致。如刘定之本《祥兴第三十五》小序“世杰于战败后乘雾雨晦冥以数舟去”，“去”，《永乐大典》所引为“至朱崖”。这在文字上并没有致误之由，而是反映出两种不同源流文本的面貌。当然在文字的讹脱方面，二本也各有胜意。如《永乐大典》所引《祥兴第三十六》小序中“惜世杰不知合变，专守法”，“专守法”，刘定之本作“专守一法”，显然更符合文意。而《永乐大典》引《淮西帅第二十五》“水花笑白首” 句后题“《送王使南海》”，“送”，刘定之本作“进”，当为形近之误。

如前所述，文天祥在狱中的创作，是受限于创作条件的多时段创作，未经历正常著作预刊时的誊清稿本过程，未冠有一个确定的书名，卷数也未经统一。《纪年录》注者云：“参之公所著《指南前后录》《集杜句诗》前后卷，旁采先友遗老话旧事迹，列疏各年之下。”由此可知，元代名之为《集杜句诗》，且分为前后两卷。刘定之所见明内阁藏本亦称《集杜句诗》，与此相合。而前述杨士奇所见、《永乐大典》所引本等称《集杜句》。可知其最早流传时应作《集杜句》或《集杜句诗》，后亦有《文山诗史》之称，收录于全集本后才统称为《集杜诗》。

总而言之，就元代的《集杜诗》而言，确实存在单行本与全集本两种形态，而刘定之所见的《集杜诗》应与《永乐大典》所录不同，分属两个系统。通过对二者的研究及对比，可以管窥元时文本的特殊面貌，对探究与恢复《集杜诗》原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是宋元之际志士文献受到元代特殊政治文化影响的典型案例。

三、《集杜诗》在明代前期的刊刻与复原

《集杜诗》在明代最早的刊刻记载，见于孙承泽《宋丞相文信国祠》：“宣德四年（1429），保定李庸为府尹，重拓其祠。信国所著，有《日录》《吟啸集》《指南录》《集杜二百首》，并刊板祠中。”为此杨士奇还专门作《文丞相祠重修记》称赞云：“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始至，谒公祠下，顾瞻祠宇，敝陋弗称，遵用诏旨，葺而新之，而凡祀神之器靡不备具。又求刘传刻石，将使人人皆知世之为臣者，光明震动，焜焜烈烈有公也。”北京作为文天祥的死节之地，也是上述诸多作品的创作地，自然具备特殊的含义。只是这一系统的文天祥集以及刘岳申《文丞相传》刻石，均未流传至今。

现存最早的《集杜诗》刻本并非单行本，而是收录于全集本系统的明景泰六年（1455）韩雍、陈价刻本《文山先生文集》十七卷、《别集》六卷、《附录》三卷之中。此本将文天祥集分为三个部分，《文集》既与《别集》《附录》构成全集，又相对独立，版心分作“文山集”“文山别集”“文山附录”，各自计卷，每部分前还单独列有目录，展现出相当的独立性。《别集》六卷包含卷一《指南录》，卷二《指南后录》，卷三《吟啸集》，卷四、卷五《集杜诗》，卷六《纪年录》，可见此本将《集杜诗》分作两卷，并置于《吟啸集》后、《纪年录》前。又因其为后世全集本系统之祖本，此编排顺序经多本因袭，影响深远。

景泰刻本的生成是在江西及吉安地方官员的主持下进行的，与明代“土木堡之变”后特殊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其中《文集》十七卷的内容源自明内府藏元代元贞、大德间所刊道体堂本。韩阳《文山先生文集序》称：“翰林侍读文江尹先生居馆阁日曾录是集之全者。去年春，寅友陈君维藩按部至吉，先生出而示之。陈君求假以归，而呈于廷抚都宪韩公。”李奎《文山先生文集序》曰：“景泰癸酉春，宪副西蜀陈公价按行至吉，观省之余，访求遗稿，编次成帙，凡名公所述传记哀挽亦附录焉。”结合序文和其他证据可知，是尹凤岐从内阁录出道体堂刻本《文山集》，即《文渊阁书目》和《内阁藏书目录》所著录的五册本《文山先生文集》，并编次为《文山先生文集》十七卷。而《别集》六卷及《附录》三卷则是由陈价于吉安访求获得，并非来自内阁。就其中的《集杜诗》而言，分作两卷，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景泰本附录卷三录有部分序跋，与《集杜诗》相关的只有杨士奇《题文山集杜句》，因此可能与杨士奇有所关联。由于景泰本为后世全集本的祖本，其文本流传较为稳定，《集杜诗》亦同。

如前所述，元刊本《集杜诗》中最大的特点是部分忌讳字眼空缺或有改动，而这一点在景泰刻本中并未出现，文中直接题写“虏”字及贰臣的姓名。更重要的一点是，刘定之所补的文字与景泰本所录也有不同，如景泰本《出使第五十六》小序“余见伯颜，开陈大义，词气慷慨，虏颇倾动”，“伯颜”，刘定之补作“大酋”。又如《家枢密铉翁第一百三十八》小序“当国都不守，先生签书枢密，见虏，持正议”，“虏”，刘定之补作“伯颜”等等，说明二者之间并非同一版本系统。

除忌讳字眼外，二本的其他内容亦有不同，现以《福安宰相第六十三》小序为例，其异文见表2：

首先是作为主语的“余”与“予”多次出现不同，但景泰刻本中部分主语亦有作“予”的情况。其次各自有明显的误字，如刘定之所见本的“再”，景泰刻本的“遵”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刘定之所见本相较景泰刻本有阙文。如二本分别作“当约许帅文德拥兵勤王”“当许帅义兵勤王”，文意完全不同。由于“许文德”亦降元，故刘氏所见本此处很可能有阙字，加上“约”字脱文等情况，刘定之才将其抄录成另一种面貌。此外如“浚出，而通遂降虏矣。惜哉”,其中虽然可能有阙字，但读起来文从字顺，刘定之无法轻易发觉。因此，景泰刻本的文献来源，很可能是民间所流传的未因元代忌讳改字的版本，故在忌讳字眼上有特殊的文献价值。同时刘定之从内阁抄补《集杜诗》时虽然态度谨慎，但其据己意所补的空缺，不一定符合文天祥集句的原貌。因此其与他本之间的不同，需要更为审慎的判断。

除景泰刻全集本外，明代前期《集杜诗》还有三种单刻本流传，分别是文珊刻本《集杜句诗》、卢崇绩重刊本《集杜句诗》及刘时让刊《文山先生集杜诗》。其中现存最早的单刻本是明天顺间（1457—1464）文珊刻本《集杜句诗》。该本分四卷，为前卷上、前卷下、后卷上、后卷下，后又附有张庆之《咏文丞相诗》。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小字双行，黑口，单鱼尾，四周双栏，卷前署“宗孙禾川文珊录刊”。文珊属永新文氏，与文天祥同族，故有刊刻之举。其刻本直接源自刘定之抄补本，书前有刘定之《文山诗史序》云：“公同时有曰吴郡张子善者，亦尝集杜句述公始终大概，而疏其事于下方以证之。今内相安成彭公纯道得其本以示予，遂录以附公诗之后，合而题之曰《文山诗史》，取公序中语也。公之宗孙廷珮（引者按，即文珊）欲锓梓以广其传，乃序以归之。廷珮又尝承其父志，修祠堂以祀公，可谓贤后裔云。”故刘氏将从内阁中录得的《集杜句诗》，以及彭纯道（即彭时）提供的张庆之《咏文丞相诗》一并交由文珊刊行。此外《集杜句诗》书前刊载了柯暹与李贤为永新之祠所作的祠记，叙述文克纶、文珊父子建祠祭祀之由，说明文珊刊刻《集杜句诗》与扩建永新之祠之间的密切关连。

文珊刻本《集杜句诗》后又经卢崇绩重刊。卢崇绩重刊本现已不存，王伟《重刊文信公集杜句诗序》曰：“同年友翰林刘主静先生，已补其缺略次第之，公宗孙庭珮尝刊以传。今湖广宪副、淦邑卢公崇绩，病其板刻细小，难于检阅，特捐俸赀重加刊行，俾予序之。”卢秩，字崇绩，江西临江府新淦县（今属吉安市）人。明景泰五年进士，初授河南道监察御史。历湖广按察司副使，官至贵州按察使。黎淳《送卢崇绩任湖广按察司副使序》曰：“天顺昭阳协洽秋九月既望，河南道监察御史卢公崇绩以贤能遴选，拜湖广按察司副使。”又《明宪宗实录》载，成化六年（1470）九月“丙申（二十一日），升湖广按察司副使卢秩为贵州按察使”。可见此本刊刻于天顺七年（1463）至成化六年之间。周弘祖《古今书刻》“湖广按察司”条著录“文信公集”应是指此书。

此外，现存明代较早的《集杜诗》单刻本还有明成化甲辰（二十年，1484）刘时让永嘉刊本《文山先生集杜诗》二卷。该本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正文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黑口，双鱼尾，四周双栏。刘逊，字时让，号固庵，别号笋峰。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明成化十四年进士，初授永嘉县知县。该本后有杨守阯跋：“安成刘君时让以进士出宰永嘉，既新作文信公祠，又翻刻公之《集杜诗》以传……今公之祠，庐陵有之，京师有之；集杜之诗，江西刻之，湖南刻之，而永嘉之人睹公遗迹、仰公余烈者，犹以不得亲炙庙貌、家有诗集为恨。”所谓“江西刻之”即指天顺年间文珊刻本，“湖南刻之”即卢崇绩重刊本。跋中既言“翻刻”，故其底本自然应是一刻本。然而成化刻本与天顺刻本分卷、附录均不同。成化刻本仅分为前卷及后卷，书前为《文山先生集杜诗序》，并将壬午元日文天祥跋移至此序后。接着则是附录，首录杨士奇《题文山集杜句》，后为谢铎《永嘉文信公新祠碑》、刘逊《宋文信公祠堂记》、《永嘉岁祀文》、《文信国公祠堂图》等文献，并无刘定之等人相关序跋。之后才是《集杜诗》正文。书后为杨守阯跋，还特意以莲花式木格刻有《文信公北归宿温州江心寺诗》。其中特意将附录提前，文化建构的意味尤其明显。此外二版本之间异文众多，如成化刻本自序及跋不言“姓某”，而直接写作“文天祥”。就异文分布而言，成化刻本诗句的异文多存在于各诗小序，更有诗句来源与天顺刻本不同者。如天顺刻本《召张世杰第十七》“笳鼓凝皇情”后题“《赠郑国公严武》”，成化刻本为“《赠左仆射严武》”，其他不胜枚举。因此二者显非同一版本源流。

涂亮：文本的异变：文天祥《集杜诗》的生成与早期流传｜202501-52（总第29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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