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7年第5期"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专题。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编者按
第四次开放时代工作坊由开放时代杂志社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合作，于2017年6月10日至11日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召开。本次工作坊的主题是“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近十多年来，对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的研究，成了学术界的焦点与热点问题。遗憾的是，一些偏激之论不仅失却学术讨论应有的理性，而且遮蔽了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丰富内涵，似乎集体化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没有地方传统的均质化的社会，似乎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民是没有主体性的农民。我们认为，这种对共和国重要历史阶段的简单化处理，是极为不妥的。
本次工作坊旨在从个案研究入手，辨析重大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地方差异，深入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脉络，呈现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多元性与主体性，从意识形态的争执中拯救乡村历史。
评议、自由讨论及回应环节中发言者的标题为编者所拟。部分发言者的发言内容不在本专题之列，本刊将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后续刊出。
五、综合讨论
李怀印：不同类型资料的综合运用
我们研究乡村史，资料运用非常重要，这两天的报告运用了不同类型的资料，各有其长处，也有一些问题。现在的研究主要依托两种资料：一种是文字资料，如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藏的大量档案资料。文字资料的长处在于其准确性，生产队内部掌握的经济数据一般不会作假，这些是老百姓记忆里所缺失的。当然，也有局限性，尤其是涉及政治方面的，比如说“反右”“四清”中，很多都是表态性质的，不管是个人检查还是大会发言，还是各级汇报材料，都是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这就掩盖了很多活生生的情况。第二个是口述，缺点是记忆的选择性决定了我们会遗忘甚至扭曲一些记忆，但它对文字资料的补充作用非常大。
李放春：不古不今不中不西
集体化时期、共和国时期的研究，我很赞同“就地闹革命”的说法，有“改天换地”的一面，也有不离开“地方”的一面，地方的人文地理与历史文化有很强的连续性，这是研究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很重要的思路。陈永贵反映了古今的延续，他身上有儒家的特质，而李顺达身上又有国际的元素。共和国的特点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实践，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发掘出它独特的东西。地方史可以扩大为全球史和文明史。
老田：三个传统
农村基层权力传递方式如何进行是我关注的问题。毛泽东时代有三个传统在起作用，之前是“皇权不下县”，以及基层社会化和礼俗社会的传统。1952年的单位制之后工人自发开始了礼俗社会的重建，提出了对管理权边界的限制。陈永贵是德行政治领袖，本身有很大的道义性质，有孔孟之道的影子，这就要求我们注意管理权威的生产和再造。
何浩：认知的完整性
过去，文学和史学是不分家的，但是现在历史学似乎更在意人类学和社会学。文学、哲学和每一个学科都是在历史影响下所形成的，除了一般的档案文献，口述、日记、工作笔记等资料的发掘就很重要，通过材料收集来保障认知的完整性，但是每一种材料都有其优缺点，通过多种资料不同形式、不同方法等运用，可能会帮助我们对革命史有一个更准确的了解。
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
胡英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放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徐俊忠：中山大学哲学系
郝平：山西大学历史系
老田：三农问题研究者
何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程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郭永平：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罗成：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刘朝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杂志社
吴铭：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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