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野：我们这代人从青春热血到醇酒美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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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总是充满忧伤，我们怎么也抓不住过去的人和事。现在我尽量简单地陈述，以免陷入自恋和伤感。我出生在古宋，位于四川南部，现属于宜宾地区。那个地方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破败、杂乱、完全没有想像中的古朴和诗意。我自认为和它离得很远，从未深入到它的内部，感受它的节奏和纹理。我只是在那儿寄居了一段时间，多年以后我终于意识到，我其实是没有故乡的人，“乡愁”这个词对我而言，永远只有形而上的意义。

我最早的记忆连着一片月光，那是一年农历正月十五的晚上。我们那儿有“偷青”的习俗，那晚孩子们可以到任何菜地里去偷蔬菜。有时主人也会在菜地上守着，见人来时就大声吆喝。这种偷采行为在当晚有一种合法性，但也不能和主人正面冲突。看到主人有防备，孩子们就会串到别的菜地去，经常要跑好多地方。那时夜空非常清澈，月亮把地面照得明晃晃的，我跟着我的哥哥姐姐，还有别的孩子，折腾了整整一宿。那是孩子们的狂欢节，理直气壮的偷采，既刺激又实惠。那些偷回去的菜会为这个家庭省下来几分钱或几毛钱，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有意义。

我父亲在我出生前，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下放到农村，母亲是小学教师，老是在各个公社的学校间调来调去，周日才回家。我们住在城里一间十来平米的平房里，姐姐带着我。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更大些的时候，我对此感到很遗憾，觉得童年失落了好多东西。上小学前，夏天我常常会在父亲那儿，下河洗澡、摸鱼、跟着父亲在水田里捉黄鳝，夜晚在院坝上点起一大堆烟薰蚊子，父亲会给我讲很多三国、隋唐、说岳、还有他的家族的故事。而白天大人们出工时，我会去“勾搭”邻居的小姑娘。

我们家在我上小学期间搬到城外半山腰的一所民办中学后院，门是单独开的，和那中学没一点关系。我每天放学就回到山上，一个人，没有伙伴，喜欢看书，其实那时也没什么书可看。我相信那段生活造成了我的不善言辞和怕见生人，这个弱点伴随我到现在，可能还会伴随我一生。

中学时期的赵野

小学升中学时，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被分配在我家隔壁的民办中学。每次填各种表格，一到家庭出身这一栏，我就会心虚。我知道我们家的成分是大地主，但母亲会让我填“职员”，我总感到我在填“职员”时，旁边的人都会看出我在撒谎。这一次，母亲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勇气，她坚决不让我去上这所中学。尽管那时看不到任何前景，我们家一直要我把书读好，而这中学是我们小城里著名的烂校。九月初开学时，我无学可上，住家隔壁的教室正好是一个初一班，我就用自买的课本，隔着一面墙，和墙那边的学生同步上课，直到二个月后我被母亲安排在一个农村的中学，离家有二十多里路。我一到那儿，就知道我们那个知青出身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水平还不如我。一学期完了，第二学期开学时，母亲不知用什么办法，我终于回到了城里较好的学校。

在新学校因为成绩好，讨得了一些老师喜欢，我的作文常常会用毛笔抄出来，张贴在学校的墙报上，也有了几个好朋友。没多久我们家从山上搬下来了，我终于融进了这个小城的生活。我还喜欢上班里的一个女同学，当然是暗恋那种。在我们那种地方，男女同学是不会在一起玩的，如没有正事，甚至都互相不说话。对一个少年，暗恋一个人其实是很美妙的事，内心的情愫会让你充满幻想和活力，并对美有着期盼。我记得我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把我借来的一本《青春之歌》悄悄给她看。

我的家庭还算正常，大人们虽然常有争吵，但很和谐，充满亲情。那些年我印象最深的是工作问题。大姐十几岁就被招了合同工，在我有记忆前就去南充了，小时候觉得南充是好遥远的地方。二姐小学毕业就辍学在家，一半原因是为了带我。哥哥怕当知青下农村，中学念了一年就不上了，四处打些零工。几年后可能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大姐也回家了，他们仨都是需要工作的年龄。当时的政策母亲如退休，可以有一个子女顶替她，而这只能解决一个人的问题。母亲因为大姐早年对家庭作出了重大贡献，加之年龄最大，就把顶替的名额给了她，这个决定一定让二姐和哥哥有些失落。

1978年，我的家庭和我自己都很清楚，我的出路是考大学。我考上了我们县里的重点中学，到离家六十多公里的县城上学，那个县城叫叙永，现属泸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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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永一中坐落在永宁河畔，和县城遥遥相望。河水干净清澈，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河中的石蹬直接过河进城，遇着涨水期我们就得绕很远，走正式的石桥。学校这边的河岸，树木葱郁，校园一片美景。我们的住宿状况很差，几十个外地学生住在一间大教室里，上下铺，室内什么也没有。吃饭在学校食堂，一周有两次肉，八个人一桌，每人也就几片。

一开始我的成绩还是不错，但总到不了出风头的级别。我所在的一班又被称为尖子班，集中了那个县里最优秀的同龄人。那是个理科班，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理科更有出息和前景。青春期开始了，我没来由地孤独、敏感、充满幻想、耽于做白日梦并喜欢上文学。

不久，我买到了《何其芳选集》第一卷，《预言》里的那些诗篇全在里面，让我陶醉，我能全部背下来。这是我真正的文学启蒙，在此以前，我从来没读过如此美好的东西，我连一本像样的古诗选本也没有。在那样的年纪，那样的时期，遭遇《预言》仿佛是天意。后来我想，我对诗歌的迷恋和我的诗歌审美的源头就在那儿。现在云彩和树木在我眼前变得忧郁，河水流动总有那么多的意蕴，我开始随着季节的变迁感时伤怀。最要命的是，我在数学、物理、化学课上，怎么也集中不起精力，常常在课堂上心游天外，一片茫然。

这期间我结识了文科班的许廷扬，一个来自更偏远山区的文学青年。他更多是写小说或散文，给我推荐孙犁和贾平凹，我对他们却没有兴趣。几年后我读到孙犁的《荷花淀》，才喜欢上那种质朴、简洁、准确的叙事和文体。而我当时狂热地爱着何其芳那些绮丽缥缈、优美圆润的伤感诗句。不同的文学趣味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毕竟我们是真正的同道，相互间有一种秘密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常常在河滩上或者树林里漫步，谈着文学和理想。我的学习成绩开始每况愈下，不进则退，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没有信心了。

高考前三个月，一次偶然的体检，我被查出肝功能不正常，需要立即回家治疗，补充营养，卧床休息。在此前我的一切内心变化都是秘密的，除了许廷扬无人知晓。这次体检让我如释重负，感觉到一种大解脱，我很是欣慰这种结果，对所谓的病情毫不在意。我休学回家了，那感觉像一个士兵体面地撤出了一次注定失败的战斗。

回到家里，看病治疗都有大人带着，三个月后身体状况就好转了。又过了两月，我的很多同学都考上大学走了，我没有多少失落感，心安理得地转回我们那个小城的普通高中。这次我读了文科班，考虑到我还是病人，家里尊重了我的选择。

大学时期的一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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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过得很惬意。由于二姐的努力，我们家的食物丰富起来。我一人住在二楼上，随便阅读任何我感兴趣的书，没有谁来督促我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每天清晨，我会沿着一条小河慢慢步入城郊，我这一生都没见着那么多的晨曦，没有观察过那么多庄稼的生长，花的开放，露珠的跌落。晚上我会纪录下早晨的观想，对大自然的美和神奇心怀感恩。

这一年读了不少书，朱东润编的《中国历代文选》，周珏良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袁可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等。我背了很多古诗和古代美文，甚至还想背诵《离骚》，没有成功。

寒假时碰到许晓鸣，一个大哥级的朋友，他已在四川大学上学，给我描述了小城外的另一种生活。他也在写诗，那个年代谁又不写诗呢。许晓鸣以谦谦君子之风，鼓励我的习作，寄给我刚出的《冯至诗选》和卞之琳的《雕虫记历》。有些门就这样偶然打开了，有些东西不经意间就决定了我写作的方向。冯至的十四行诗和卞之琳那些技艺精湛的作品，至今为我喜欢。多少次在我的楼上，看着心仪的女孩在街上走过，我就会想起“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那时我应该知道朦胧诗和北岛、顾城了，也读到一些国外的现代派作品。因为处在边远小城，身边没有志趣相投的伙伴，无人引导，他们对我没什么作用，我对他们的迷恋要在上大学之后。我一直认为，年轻时环境对人有着致命的影响。在一个没有传统、没有底蕴的地方，忧伤和志向都是秘密的。种子种下了，多年后才长得出白马西风，帝国斜阳。

我就读的古宋二中，坐落在香水山下。校园从山底向山上展开，起伏有致。我很快受到各个老师的关注，其中一对夫妇，都是教英语的，早年都毕业于四川大学，他们劝我考外语专业，理由是我的其他成绩都不错，只需要好好补一下英语即可。我的英语其实很差，但对这专业有好奇心，另外年少轻狂，在写作上颇自负，觉得无需读中文系，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他们单独给我作了辅导，一阵恶补。后来我如愿考上四川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今天我却很难确定，当初这选择对我是正面的东西多还是负面的东西多。我的英语完全先天不足，上大学后东游西荡，没有好好上过课，毕业后既无兴趣，也不愿花精力，很快就忘得差不多了。一直以来我都羞于承认我曾经学过这个专业。

当年高考我却很轻松，复习期间我写了很多诗，我记得在考试的那三天，我至少还写了一首诗。受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的《死的十四行》影响，我写了一组《爱的十四行》，共三首。这组诗后来在川大开启了我的诗人生涯，我的作品第一次公开露面，我第一次使用了现在这个名字。

1981年9月，我离家到成都上学。二十年后我写道：从古宋到成都，一路月光/把流水照得发亮/从春天到秋天，鱼群激越/游向更大的海洋/而那些梦想，秘密或羞涩/像宿疾悄然生长/燕子却眼含泪水/飞过祖传的高墙。（《往日-1981》）

大一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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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几天来，我的脑子里老是没来由地闪出瓦雷里《海滨墓园》里的这诗句。此刻我在大理凤凰吧楼上的一间小屋里，床边一扇朝南的窗子，冬天的阳光先照亮对面的雪山，又照亮眼前的屋顶，然后照在我的床上。天空一片碧蓝，只在雪峰上有一团云慢慢飘动，仿佛要飘进我的窗里。窗帘是红色的，被阳光照得热情迷离，我有点超现实的感觉，开始想起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急风骤雨，今天想到的却是云淡天高，那种暴雨涤荡过后的清新、透澈和青春盛筵。马松在《灿烂》一诗中写道：“我与花平分秋色/一灿一烂”，这就是我的八十年代。那是我生命中最明亮、个性最舒展、心灵最纯净的一段，此刻往事浮现，心中还涌起秘密的骄傲和悲悯。

1982年3月，我们叙永一中的三个同学在川大扔进一颗石子，搅动了一池春水。先是许廷杨路过成都，住在我的宿舍里，早我一年入学的浦宁成了化学系的学生干部，并已在写诗。我们三人青春热血，把我们的诗抄在浦宁从化学系弄来的一块黑板上，再把这块黑板竖在学校主要的教学楼文科楼的入口处。我为我们这诗歌板报取名“白色花”，来源于七月派诗人阿陇的诗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们要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这刊名充满青春期的悲壮、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是那个时代大学生的主旋律。

板报面世当晚，许廷扬就离开成都了，我因为羞怯，竟不敢去看效果。后来听同宿舍同学说有很多人在围观，还有人抄着上面的诗，我才踏实下来。以我当时的能力，完全不知道下一步何去何从，两天后，胡冬敲响了我的宿舍门，我第一次超越同学这个范畴，有了同志和战友。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细节，我从此步入了诗歌江湖。一个月后，我过了十八岁生日。

胡冬是历史系80级的，早在写诗，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因他的掌舵，我们立即以“白色花诗社”知名，有三十多成员。我们每周更换一期，并很快扩展成两块黑板。大概四期后，浦宁就受到系里的压力，撤走了化学系那块，胡冬又带着我们不知从哪儿偷了一块补上。学校当局明显不喜我们的行为，却只是以一些温和的手段干扰我们，我们也以各种小伎俩从容应对，颇有乐趣。到五月份，终于来了一次高潮。

文科楼大门外有两面墙，专用于张贴各种海报和告示。五月是成都最迷人的季节，阳光温馨，田野一片碧绿，到处开着不知名的花朵。我们诗社在一个周末组织了一次郊游，那次活动一定有它动人的地方，二十多年后我碰到一个参加者，她还给我讲起一些故事。星期天晚上我们回到学校后，看到文科楼外面的墙上有一篇好几页的大字报，署名“战海”，非常严厉地批判我们的诗歌晦涩、灰暗、低沉、不健康等等。随后几周，几十篇大字报贴出来了，除了几篇貌似公允，一边各打五十大板外，其余全是支持我们、为我们辩护。这局面使我们可以一直置身事外，每天像观众一样看热闹，心里暖洋洋的。我至今也不知道那个“战海”是谁，是某人的自发行为，还是学校当局的授意。我们自己则肯定没有写过或组织别人写过一篇反击文章。这次事件像一阵好风，把我们吹向美妙的云端，我们收获了最初的自信、虚名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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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暑假到了，我回老家经历了一次小小的艳遇。那是我初中班里最漂亮的女孩，我和她已经好几年未见了，偶然的重逢使我们情愫顿生。我们相约登山，夏天的太阳一片盛大，我们手拉手穿行在山上的树林里，内心和外面的阳光一样炙热。我先拆散了她又黑又粗的辫子，然后有了不太标准的初吻和与女孩子的第一次亲密拥抱。

九月初回到学校，胡冬非常欣喜地告诉我，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暑假期间，他和他的高中校友万夏、廖希聚会时，发现彼此成了同道。万夏在南充师范学院、廖希在西南师范学院都组织了诗社，并都在各自的学校有着相当的影响和号召力。他们当即决定三个学校要联合起来，第一次聚会定在西师，时间是本年的国庆节。

当时川大还有一个以唐亚平、文雪为首的女子诗社，和我们有着美好深厚的友谊。几周后，胡冬、陈梁、唐亚平和我登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陈梁是中文系新闻专业的，胡冬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后来成了中国电视界的栋梁人物。

一到西师，我们立即感受到了有如水浒梁山般的兄弟情谊。万夏带着两个同学也从南师过来了。一大帮子人每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廖希和他的朋友们为了这次聚会，卖掉了手表、衣服以及别的一些值钱的东西。我不知我是怎样融入这种热烈的江湖氛围的，因为那时我滴酒不沾，性情也不豪放。

这场精神狂欢的高峰是在一个黄昏，大家在嘉陵江边点燃篝火，热血沸腾，青春呼啸，真有风云际会的感觉。此前我们已一致决定要成立一个联合的诗社，要办一份刊物，要形成一个新的流派，以区别于当时对我们有着绝对影响的朦胧诗，也提出了很多新的主张。那晚聚会的主旨是命名，一次革命的命名，一代人的命名。我们都自觉是开路先锋，在淘汰了一批各色各样奇奇怪怪的名字后，“第三代人”这个注定要进入历史的名词，得到了与会所有人的首肯。我们的分代简单却格局宏大，1949年前的不算，1949年到文革前是第一代，北岛们的朦胧诗是第二代，而我们是第三代。

接下来，我们一定很和谐地讨论了很多细节，最后一晚在西师的一间宿舍里，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分裂甚至决裂。分歧是从讨论具体的诗歌作品上开始的，而我成了引爆人物。那时我少不更事，内心有着严格的诗歌标准，完全不懂江湖里那种微妙的感觉。先是我觉得廖希和他的朋友们的诗作问题较大，以我的审美，认为那些作品不够成熟，不够好，并且直言出来。接着对方指责我的作品不具备独创性，没有摆脱朦胧诗的影响。今天我要承认他们的指责是对的，那正是我最喜欢北岛们的时期，我主张要有传承，根本就没想要彻底摆脱他们，PASS他们。

争吵渐渐升级，言辞越来越激烈。川大的朋友因为和我的情谊，出来支持我，南师的朋友也基本上站在我们这一边。双方的火药味都很浓，对艺术主张的捍卫最后变成了青春活力的率性演示和意气用事。去年万夏和我谈起这段往事，说我拍了桌子，扔了板凳，我自觉那时我没有这种豪气和脾气。总之结果不欢而散，西师的朋友们怒气冲冲，扔下我们走了。天刚发亮，万夏和我们相约再聚后，从北碚直接乘车回南充。唐亚平有事留在重庆了，胡冬、陈梁和我先是去沙坪坝的红卫兵墓地缅怀一番，然后去菜园坝火车站，发现我们三人身上总共不到五元钱，只够买半张回成都的火车票。

我们买了三张站台票上车，车过江津后开始查票，我们逃无可逃，被带到列车长面前。胡冬对列车长说我们是川大历史系的学生，出去实习掉了队。我们展示了校徽，我掏出了身上所有的硬币，里面有好多一分二分的。善良的列车长相信了我们，让我们用三元钱补了一张三个人的联票，把那些硬币留给了我们。第二天清晨到成都，我们堂堂正正地出了站，用剩下的一块多钱在车站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坐公交车回到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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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冬从我们诗社的投稿箱里发现了几篇诗作，惊叹其才华。作者胡晓波是经济系的新生，我们以最大的热情邀请他加入我们的阵营。胡晓波腼腆内向，数周前我们在成都小聚，他还说起一次诗社活动时胡冬让他出了十块钱，他拿出钱后心里却一直在嘀咕这钱是不是以后还要还他。这笔钱当然没有下文，他为此整整心痛了两个月。胡晓波毕业后就远离诗歌了，现在成都经营几家夜总会，他的第一任妻子唐丹鸿却成了诗歌界颇有声名的女诗人。

不久，成都科技大学（现已并入川大）的北望找上我们。北望是79级的，慷慨大气，成熟练达，极有个人魅力和号召力，在他们学校也聚了一批人，我后来才明白他的真正意图是要通过诗歌这个形式组织学生社团，从事民主运动。北望对“第三代人”这个概念和我们几个学校准备结成诗歌联盟的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们和西师那边已经彻底闹翻了，一个月后，胡冬、北望和我乘长途汽车，经过一天颠簸，和万夏他们继续共谋大计。

在南充，我们商量了三个学校结盟办刊物的诸多细节，气氛和谐美好，还是一样的意气风发，一样的江湖热肠。我们还就诗歌的写作技艺和修辞手段作了大量研讨，自以为发明了好多新的方法。南充之行似乎非常成功，清澈的天空仿佛也映照着我们高远的理想。

记不清什么原因，回学校后我们决定的所有事情都没有结果。我们的“白色花”也在随后的冬天里自然凋谢了，胡晓波说是他坚持编完并出版了最后两期，而我和胡冬却不知干吗去了。接下来的寒假胡冬随我回到我的老家过春节，一个黄昏我们骑自行车在河边玩，看见几个外地女孩背着包走来，胡冬和她们搭讪后，知道她们也是成都的，来这边旅游。我们立即成了朋友，里面有后来的女诗人刘涛。

新学期开始后，胡冬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很少见到他的影子。我自己是绝无能力组织起一群人的，我们的社团等于崩溃了，而北望在科大却搞得轰轰烈烈。我们两个学校只有一街之隔，我就天天和他们混在一起。北望和他的朋友们对我表示了足够的欢迎和尊重，和他们在一起我更有如鱼得水的感觉。那个春天，北望和我到处活动，联合成都的八个大学，成立了“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筹办“第三代人”诗刊，我被推举为主编。那又是一段风风火火的日子，几乎每周都在不同的学校有活动或聚会。青春像花朵一样绽放着，任由挥霍，那份舒展和美丽多年后还会让我叹息和感动。

结识胡冬与北望，和他们建立起兄弟般的友谊，是我的幸运。我刚从一个偏远的小镇出来，怀着诗歌梦想，多愁善感，不谙世事。我信奉庞德“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和艾略特“纯净部落的方言”的写作教条，对写作以外的事并不热心，也不太明白。“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语言”，这既是我的心声，也是我的生命态度。我因为写作获得了他们的欣赏和认同，从此进入了一个辽阔悠远的世界。当北望和他的朋友们组织起近二百人的“大学生诗歌联合会”时，我被推到一个引人瞩目的位置，出尽了风头。虚荣和轻浮在年轻时是可以被原谅的，那时我确实很年轻，被我的朋友们宠爱和包容着。很多曾经相濡以沫的朋友，后来相忘于江湖了，此刻回想过去，我对他们要表达深深的感激。

1983年夏天，北望毕业了。他带着一大摞诗稿回到他的家乡旺苍，在那儿打印出“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第一期会刊，中国第一本《第三代人》诗刊。同段时间，北京正在搞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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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成都风调雨顺，温和宜人，人民安居乐业，享受着闲散、率性和颓废的生活。诗人在这儿如鱼得水，蔑视金钱和物质，放纵个性和情欲。万夏因此写道：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

朦胧诗以后，成都为中国养育了半数以上的优秀诗人。川大经济系78级的游小苏在一个更成熟的圈子里，有着极高的声誉。他身边的朋友有欧阳江河，我认为他是中国最有才智的诗人；钟鸣，他后来以独特的文体和博学的随笔知名；翟永明，中国最好的女诗人，也是一个谁都喜欢的魅力非凡的女人；学生活动家章署祥，他一直忠于自己的电影理想，最终用章家瑞这个名字拍出了《诺玛的十七岁》和《芳香之旅》。进校不久许晓鸣就介绍我认识了游小苏，我非常喜欢他那些美妙的抒情诗，很快也结识了他身边那些杰出的朋友。此时我也知道在成都附近的沐川，一个青衣江边山水极佳的县城里，天才的两兄弟宋渠、宋炜在写着洋洋洒洒、大气磅礴的诗歌。

在北望的圈子里有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邓翔，他的诗语言质朴，意象清新，完全摆脱了青春的感伤，却又温情脉脉。他的诗行里有河流的流淌、风的拂动和树叶的沙沙声。在我们都还写着“习作”时，邓翔已写出了成熟的诗歌。邓翔是一个完全被忽略的诗人，现成了一个经济学教授，此刻在剑桥做访问学者。我知道他的内心还充满着诗，纯粹的、与声名和虚荣无关的诗。

《第三代人》出来后，我收到重庆诗人彭逸林热情洋溢的信，他盛赞了我在里面的那首长诗《随想》，并热烈的向我推荐柏桦的诗歌。没多久他和柏桦到了成都，从此我成了柏桦诗歌的热爱者，一直到今天。那次从他们那儿，我知道了张枣。那是多么明净的岁月啊，诗人们都真诚热爱着诗歌和他们喜欢的诗人。

开学不久，校方就找到我，要我们不要跨校结社，并同意我在学校内成立一个正式的诗社，学校会提供活动场地和一定的活动经费。那时唐亚平也毕业了，胡冬老不见人影，我成了川大最资深的诗人。我让中文系82级的钟山做了诗社社长，我只挂着主编，有点“退居二线”的意思。钟山和他的同学温恕，是我们一致看好的很有才华的诗人。我后来知道我们那个“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当时被定为四川大学生中两大“精神污染”现象之一，要予以取缔。所以学校用怀柔政策，让我们在校内折腾。

北望走后，留下一个接班人张光宇，继续各校间的各种组织和联络工作，我则通过科大的阿黄，和他们保持联系。阿黄是个朴素的诗歌写作者，热情、富有活力、忠于友谊和权威。但是我们再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聚会，也没出第二期《第三代人》，不是因为畏惧或妥协，而是因为我不具备真正的行动力。

那些日子过去很久了，好多以为早已忘却的人事，现在却会不时闪现出来。生物系79级有个优雅安静、文气温婉的女孩，秘密地写着恳切自然的诗歌，我们常在一起散步，聊着人生和艺术的话题。她毕业后去了西藏，完全为着一些理想，我们热烈地通着信，充满阳光、热血和梦想。一年后她邀请我暑假去西藏，给我寄了一百元钱作为进藏的路费，这在那时是好大一笔钱。她在信中说如我不进藏，此笔款也可作我去其它任何地方的费用。我不知什么原因竟然真的没去西藏，而和另一个朋友结伴去了江南。她对此毫无怨言，我也一直觉得理所当然，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深夜，我在无眠中回首往事时才猛然醒悟对她的辜负。我单纯得没心没肺，觉得我们之间真的就是纯洁的友谊，那也就是八十年代啊。我和她后来还通过好一阵信，却阴差阳错的再没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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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年春天的某天，胡冬找到我，说他和万夏还有李亚伟一拨，开始在写“莽汉”诗歌。不久，他就写出了《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这首诗我后来认为是我们那一帮人中最早的杰作，有着超越青春期的狂想和力量。胡冬最终是乘着飞机去了伦敦，一去就是二十年，很决绝地和国内的朋友和诗歌再无联系。

2013年，和胡冬别后二十多年在伦敦重聚

胡冬毕业后分配到天津，万夏却回来了。初回成都的万夏浑身充满创造力和才气，写诗、画画、拍照片、搞音乐，到哪儿都像一阵风一样。我的诗歌江湖也渐渐从各大学扩展到社会上，和周伦佑、廖亦武、杨黎、蓝马、石光华、杨远宏等人有了交往。那时，成都的诗歌领袖是以现实题材诗《不满》出名，后又和朦胧诗混在一起的骆耕野。

到84年秋天，成都又热闹起来。先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四川省智力开发工作者协会”，这拨人还专门去兰州将高尔泰请到成都，在四川师范学院任教，接着在这个协会下成立了“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算一个正式的民间社团。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群人的写作都处于一种地下或民间状态，我们习惯称呼体制内的诗人为“官方诗人”，体制内的诗歌为“官方诗歌”，并对他们有着诚实的不屑和蔑视。我们可能没有发表一首诗，但内心却很骄傲和强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大师，或在向大师看齐，正在写着能进入历史的诗歌。“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成立，表示我们开始要从地下合法地浮出来。

“诗协”一开始应该是由周伦佑控制的，他推骆耕野做会长，欧阳江河和黎正光是副会长，周本人是秘书长，掌控实权。万夏、杨黎、我，以及另外几个人是副秘书长，还有好几十个理事和众多的会员。我们那个“大学生诗歌联合会”虽然早解散了，但各大学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各大学以成都科大的阿黄为首，在“诗协”里有超过半数的理事和更多的会员，而这部分人一般认为是我的势力，全听命于我。

没多久，万夏和杨黎到川大找我，要我和他们一起革命夺权。密谋的计划是趁周伦佑不在（周在“诗协”成立后就回西昌了），通过正常的选举程序，将欧阳江河，黎正光，特别是周伦佑拉下马，由杨黎和我任副会长，万夏做秘书长，并且立即出版我们的会刊。由于我掌控了半数以上的选票，我们很轻松就达到了目的，那一年，我们都刚刚二十岁出头，激情和阴谋仿佛都是与生俱来的。

周伦佑闻讯星夜赶回成都，他特别不能原谅杨黎和万夏对他的背叛，据传这二人对他表过忠心，他才放心离开成都并准备在西昌遥控。接下来的一切让我大开了眼界。骆耕野一开始是接受这个选举结果的，待周伦佑赶回成都，他才知道一切是出于我们的预谋。一次，骆耕野、江河、周伦佑，还有我们三个在万夏家里僵持了一个通宵，老骆紧紧抱住他那个装有诗协公章的公文包，每个人的脸都紧绷着，各怀心事，谁也不说话。我当时忽然有个荒谬的念头，觉得这就是政治吧。

整个事情像一幕闹剧，最后我们两败俱伤，不知是钟鸣还是石光华接任了诗协的秘书长。万夏用他短暂掌管过的公章为印刷厂开了证明，编辑并印发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据说这是中国第一本铅印的体制外诗人作品集，影响很大。而那个“诗协”一蹶不振，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那一年我的写作不知不觉在转向，此前我喜欢宏大的史诗，国外是埃利蒂斯，国内是杨炼，词藻华丽，激情奔放，动辄洋洋洒洒几十上百行的。我在我们的“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的聚会上大谈“东方文化复兴”的问题，认为我们的写作是继承和恢复“楚辞”的诗歌传统，我83年写的《随想》组诗就是那一路的。

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开始的，我已完全忘了。但我记得我的阅读，那一阵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高尔泰的《论美》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李泽厚谈阮籍和陶潜，宗白华谈魏晋风度，高尔泰谈中国古代书法和绘画之美，无不深入我心，渗透进了我的骨髓和血液。我对魏晋人物充满神往，迷恋他们的人格理想和生命态度，诗歌方面热爱陶潜和王维。84年夏天的江南之行对我也有一些神秘的影响，在无锡太湖边，在苏州园林，在杭州西湖，我都能感到一种古意。单“江南”这个词就能给我一种幻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美和柔情。

我知道我要写作另一种诗歌了，那是要真正表现出汉语之美的诗歌，古代的人物和事件，都隐喻般的充满了当代性。而那些古老的意象和词藻，则可以在现代汉语中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并和我们的当代经验融为一体。江南回来后，我写了组诗《夏之河》，这首转型之作并不成功，语言生硬、勉强、似是而非。85年春天，我先写了组诗《阿兰》，又在成都郊外的河边，写了组诗《河》。

在1984年至1985年，四川的诗人们纷纷有了集体的归属。江河、翟永明、钟鸣、柏桦和张枣，先是被称为“四川五君”，后来又有了孙文波和廖希，称为“四川七君”；李亚伟、胡冬、万夏、马松等人的“莽汉派”已结成正果；宋渠、宋炜、石光华、刘太亨搞起了“整体主义”；周伦佑、杨黎、蓝马等搞起了“非非主义”，尚仲敏和王琪博也在重庆弄“大学生诗派”，并印了一张“大学生诗报”。而我自己却像是江湖里的孤魂野鬼，无门无派，无归无属。

9

在川大最后一年，可能是沉溺于一场恋爱，可能是更关注内心生活和纯粹写作，我对各种诗歌运动已无热情，和外界的联系也日渐稀少。但一切还是那么轻松愉悦，像是在云端过着日子。大学毕业，我分配到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据说是一个不错的单位，我对此没有概念，唯一觉得有意思的是柏桦刚从那儿调走。

我开始进入社会了，却毫无准备，很快我感到了巨大的不适应。我的单位是个比较散漫的机构，但每天上班下班仍然无趣无聊。我对里面的各种规矩和人事关系一无所知，我想我的那些同事和领导也会觉得我完全不可思议，像个怪物。自由的天性囚禁在体制里，我从天空坠到地上，感觉到生命的渺小和无助。

86年底，我应朋友之邀第一次去北京，北望要我春节前直接从北京到叙永，就是我第一次上高中的那个县城。此前我介绍高中同学任炎华和北望建立了联系，北望派张光宇他们几个人去叙永和任炎华一起准备办实业，为将来的事业建立经济基础。北望计划当年春节在叙永搞大聚会，通知了天南海北的各路弟兄。

我到叙永后，得知任炎华和他们闹了点别扭，提前回他乡下老家了。我去了任的老家，在那儿住了两天，作了些调解和劝说。再次回到叙永，就只见到张光宇一个人。张告诉我，前一天夜里来了很多警察，把其它人都带走了。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以为我是当地人，试图找他们理论，张却要我赶快离开，回我的老家古宋去。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能和那些警察理论什么，就接受了张的建议。

我买好车票，回我住的旅馆，和专程从老家来叙永看我的许廷杨见面。我刚和许见着，突然就闪出几个人，把我和许以及同我一起回乡的女友分别带开。带走我的人自己说他们是警察，有人举报我们携带有违禁物品，所以要对我们进行检查。他们知道我刚从北京回来，那阵北京正好有几次大的学生游行，紧接着全国就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对我们的盘问大概有半小时，肯定没什么结果，他们就说是一场误会，让我们走了。我背着许廷杨送我的一袋花生，回古宋过年，对在叙永的遭遇还是一头雾水。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当年，“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解散后，各校的主要人物以北望为核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间有几人志大轻狂，言辞激烈，并好用一些诸如“同志”、“革命”等大词。不幸其中某人因为别的原因，通信被抽查了。当局顺藤摸瓜，吓了一跳，这批人从新疆、西藏到成都、北京，有的还在学校，更多的早毕业了，散布在社会各处，遂以为是好大一个非法甚至反动组织。这次叙永的大聚会早在他们的监控中，就在我从任炎华家返回的前晚，十几辆警车浩浩荡荡从泸州开来，把大家一网打尽。张光宇可能要料理很多事务，在严密的监视下先放出来。其他人在几天后也陆续放了，只有北望被关押了三个月，想来他们实在找不出什么证据。我清楚地知道这帮人其实就是些很好的江湖朋友，喜欢在通信中慷概激昂罢了，肯定是既无组织，更无其它的。

我一回到单位，重庆市公安局给我发来一张传票。我不知“传唤”是什么意思，还没等弄明白，他们就来找我了，一个处长带着一个女警察。我自觉确实没做什么，内心极为坦荡，还在遗憾那女警察不够美。他们先是含混地解释了“传唤”既不是不严重也不是太严重的意思，然后开始帮着我回忆过去，主要是在成都时各大学间的交往。他们关心的还是我们是否曾经有过一个严密的组织，我吃惊的是很多纯粹娱乐的聚会，比如春游或者中秋的篝火晚会等等，他们对时间地点及各种细节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而我倒是早忘了。结束时他们友好地说希望和我交朋友，我也友好地答应了，心里却完全不以为然。

我的单位地处市中区临江门附近，我的朋友和同学都在沙坪坝，重庆的大学基本上全在那边，周末时我一般都过去玩。几周后那两个警察又来找我了，一阵寒暄后，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和他们联系。我说又没什么事找你们干吗。不知怎么谈着谈着，气氛就有点警张起来。女警察问我老去沙坪坝干吗？我一下火起来，说他们监视我，侵犯人权。女警察也大怒，说你以为你的问题就完了吗。我拍着桌子，说我有什么问题，你们还要给我留尾巴吗。处长倒是很平静，还给我倒了歉，并说是我先发火的。这次谈话就这样不了了之，过了两个月，给了我一份结论，说我在校期间没有参加过非法组织，但是参加过非法组织的活动。两年后，和我私交不错的团支书告诉我，当时还有一份给单位的处理意见，说把我作内控人员对待。团支书并解释说，内控就是说平时也没什么，但在一些非常时刻，就要把你监视起来。

那几年读俄苏及东欧文学，正好对诸如“铁幕”、“强权”、“警察国家”这些词特别敏感，现在这档事，在我心中放大后，我觉得我有了感同身受的体验，不自觉地就把自己当作了“持不同政见者”，天知道我除了一些“自由民主”的朴素观念外，是没什么政见的，对政治也是一窍不通。但从此我开始本能地反抗一切体制和暴政。

这件事刚了结，我在一次体检中，又查出肝功能有问题。刘太亨安排我在第三军医大学复查，几个军医拿不定主意，要我住院再查。这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顿觉危如朝露，痛感生命的无常和脆弱。我被隔绝在传染病院里，一个上午他们用一根又细又长的钢针，一下子穿刺到我的肝上，可能是要取一点东西下来化验。整个过程很快，不疼痛，却感觉异常恐怖。我外表平静冷漠，带着列维坦传记和蒙森的罗马史在里面阅读，内心却荒凉到极点。我自认为刚刚经受了政治迫害，现在疾病又让我必须面对生死。我不知道是不是从那一刻起，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和宿命感就滋生在我的心里。那段时间惟一的温暖来自一个叫小叶的女护士，她是太亨的朋友，对我很友好，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住进传染病院的前一晚，她无视这种传染的可能，把自己的床让给我睡。我有什么问题，首先就想着去找她，这使我不致于陷入太深的孤绝。军医们的复查结果对我来说似是而非，我还是没搞清楚我的肝究竟是怎么回事。

1987年，我就这样经历了惨痛的人生。现在看来都是些小事，但当时确实让我痛到了骨头，我整个感觉是身处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之前那些灿烂如花的岁月在那儿彻底结束了，我陷落在现实里，对生活和未来一片迷茫。

10

几个月前，我和野夫游荡在香格里拉的雪山草地间，共同感慨我们这代人从青春热血到醇酒美人的宿命。野夫是八十年代湖北的诗人，这几年写了一批至情至性、沉郁感人的散文。他的身世以及他紧贴着这个国家命运沉浮的半生，使他的文字有太多的沧桑和太深的忧思，这是他生命中无法卸去的“重”。我自己常常游走在生活边缘，老处于一种超低空飞行的状态，所以感觉更多的是米兰-昆德拉那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我想，我的青春热血在1987年已被耗尽。1988年初，我以“停职留薪”的名义，离开了我的单位，再也没回去过，从此开始游离在各种体制之外。回到成都后，我即写出了《字的研究》，这是一首值得纪念的作品。在89年的非常时期，我听说还真有人监视我那人去楼空的宿舍。到89年10月，大家还在一片绝望中没缓过神来，钟鸣就爬上我寄居的八楼，要我和他一起办《象罔》。差不多在同时，我写出了《春秋来信》，然后就进入九十年代了。

《象罔》（赵野专辑）封面，肖全摄影

赵野编译的《象罔》（庞德专辑），1990年，是所有《象罔》里影响最大的一期。《象罔》由钟鸣主编。

再往后的事，离我太近，我还有点梳理不清楚。首先我们都经历过“生活还是艺术”的挣扎，并在心如死灰中一头扎向现实的深渊。我知道这样说似乎也不够公正，我们内心也许就不具备真正坚硬神圣的基石。我们一面忍受生活的无聊琐碎，一面又以唯美主义和享乐主义为旗帜，从中追逐巨大的欢乐。快乐可能是肤浅的，却真实怡人。晋人张翰“秋风起思故乡鲈鱼和莼菜之美”遂挂冠而去的高蹈，以及“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的豪迈，对我来说是另一种精神向度。风暴过后，物质和财富成了新的主角，我们重新开始学习生存，接受命运，习惯卑微。当“一生的理想，在窗外/冻成了一颗霜粒”时，醇酒美人就成了我们无奈而美好的归宿。

1994年，赵野任社长的《环球青年》杂志

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以加速度变化着，我们所有的经验和价值观都缘于我们农业时代的趣味和标准，这眼花缭乱的一切，与我们根本没有关系。好多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童年时清澈的天空和河流，年轻时纯粹的友谊和情怀，也包括那些优雅理想和伟大志向。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疯狂和想象力，我应该谦卑地与生活达成和解。

1990年前后，在成都的一次画展上。艺术家主要有戴光郁，王发林，李继翔

接下来，我能跳出这个时代的加速器吗？我会看着它呈螺旋状上升着，越来越快，让人目眩。我对这一切已没有好奇心，只想置身事外，懒懒地晒晒太阳，吹吹风，读一些闲书。我对汉语诗歌已没有那么大的抱负，但梦想还在。我会以一种完全自然的方式坚持一些东西，无所谓成败。面对人生的虚无，如普希金所说，我不再期望激情和幸福，但求享有平静和自由。

这已经够了。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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