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的转换期，因此市场上对经济中长期问题的讨论很多，且多数都聚焦在内部。但笔者认为，在探讨“内”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外”。实际上，外的潜在空间更大，且内、外实际上是一体、互为促进的，如何打好这张“外”的牌可能对我国中长期发展的影响更深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得益于“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
建国初期的三十年为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此为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工业化进程迅速加快。一方面，这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城镇化的推进伴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进一步刺激了商品的生产。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工业化使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凭借低成本要素与全球产业链紧密融合，不仅提升了全球生产效率，也反过来推动中国工业的迭代升级和持续发展。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制造国和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工业体系不仅大，而且全——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三化”也在进入新的阶段。
当发展阶段变化时，“三化”也在从旧模式、旧视角转为新局面，而在此过程中则蕴含着新的机会和发展。一、工业化方面，工业补空白的需求明显收窄，正逐渐从粗放型的工业增长模式转向高精尖、环保的方向。二、城镇化方面，之前的城镇化，配合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更多关注人作为生产者的角色，而当城镇化率达66.2%后，人作为消费者的角色更为重要，其中潜藏了巨大的需求。三、国际化方面，过去中国主要充当发达国家生产者的角色。但在发达国家保守主义倾向上升背景下，我们正将目光转向更广阔的蓝海——新兴市场。若中国制造的、具备高性价比的中高端产品，能在新兴市场确立显著优势，也将有助于打开发达国家市场，并在应对逆全球化的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中长期来看， “国际化”可能是当前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变量。
近年来的 “逆全球化”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这些经济体虽体量大，但已完成工业化进程，需求增长面临天花板。而大部分新兴市场仍有强烈的工业化诉求，结合其庞大的人口基数，他们对制造品有潜在的巨大需求。一旦将目光从西方10多亿人的市场转向新兴市场（除中国）50多亿人的市场，便可发现国际化仍大有可为。更重要的是，内外循环是互为促进的，国际化也将为工业化的持续深化提供发展空间。我国强大的工业供应链能够迅速将“点子”变为现实。同时，在已有的性价比优势基础上，中国的工业正展现出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的能力。如果能够抓住其他新兴市场工业化进程中对中高端制造品需求的机遇，中国的工业化将在新领域与新市场开辟新的增长空间。不仅如此，我国持续的国际化和工业升级也会拉动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多元化和升级。
短期内，政策对内需的提振，有助于经济向新发展模式的平稳过渡。
特朗普上任后，其关税政策将对我国经济产生短期冲击，也使得中国的长期战略——进一步推进国际化——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此，稳住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需求，就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必要抓手，本质上而言这也是为更好的推进长期战略创造有
利条件。
而当前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明显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这部分差距的缩小需要进一步加强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的投入，也意味着扩大内需仍有巨大潜力。
风险提示：国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全球经济金融风险。
改革开放40多年，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虽已成功构造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工业基础不强，仍有较多空白。
当时，中国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占比接近30%，大多数劳动力以务农为生，城镇化水平低。1978年，全国就业人员中约有70%从事第一产业，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17.9%。尽管建国以来中国在重工业领域取得了一定发展，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工业化水平偏低，工业体系尚不完善，资本积累不足。当时，中国资本存量仅为美国的12%左右。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薄弱，在基础工业品方面，诸如粗钢、水泥等产量较低，分别为3178万吨和6524万吨，仅相当于同期日本的31%和77%左右。其中，粗钢产量低于表观消费量，还需依赖进口。与此同时，轻工业发展滞后，居民生活物资处于短缺状态，消费品需凭票购买。由于工业体系的不完善，中国的贸易结构呈现为“进口产成品，出口初级产品”的特征。1980年，中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比达50%，而进口商品中65%为工业制品。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当时中国人口占全球22%左右，但出口额仅占全球的1%左右，国际市场竞争力有限。因此，一方面，经过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已成功地构造了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化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远长于其他新兴市场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彼时中国工业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甚至部分“空白”需要填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三轮驱动、互相促进。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所建立的工业基础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生产能力实现跨越式提高。基础工业品的产量不断上升，以现代工业的骨骼钢铁为例，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首次超过日本，并在2005年超过国内表观消费量，可以自给自足。与此同时，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凭票购买消费品的紧张局面基本结束，居民生活物资供应显著改善。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推动城镇化率的快速上升。1996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30%，此后持续攀升。城镇化率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就业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也显著提升了居民收入，城乡消费品普及程度大幅提高，也反过来刺激了工业品的需求。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工业能力的提高，中国逐步开始具备加入全球分工的能力。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出口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不断上升。从1980年的1%左右提高到2000年的6.1%，并在2001年加入WTO后进一步加速，到2007年达到10.3%，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低成本要素与全球产业分工充分融合，既有效扩大了全球供给，也促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经济体的生产效率提升，反过来助力中国工业的进一步迭代升级。上述变化集中体现在中国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上。2000年前后，中国的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其中杂项制品占比最高，达到35%左右。到2004年，机械及运输设备超过了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和杂项制品的总和，出口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
因此，在过去中国工业部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城镇化及国际化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从数据来看，1997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重21%，但当时中国工业在全球的比重仅5%。而2023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重为17.6%，但中国工业在全球比重达到约25%。在1998年至2020年间，中国工业部门的增加值增加了27.4万亿元，而如果拆分工业产品的流向，这一期间城镇居民消费、出口分别增加了9.5万亿元、13.5万亿元，合计约占这一期间工业增加值增加额的84%。
在“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的协同推进之下，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国和货物贸易国。
2023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24.9%，出口占全球比重最高达到14.6%（2020年）。不仅如此，目前中国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也在不断夯实资本积累，自2015年起，资本存量已经超越美国。2023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6.2%。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的推动下，中国经济总量（名义GDP）在2023年达到129万亿元，约为1978年的350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