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转朋友G的点评：莫迪的特征，粗鲁，死硬印度教徒，民族主义，魅力型政客。但他经济上的改革思路却非常明确。不要仅看他废钞的简单粗暴，要看他对印度大市场的理顺和整合。如果能够成功，会产生类似于中国94朱式改革的效果，保证十几年的增长没啥问题。
莫迪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激进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群众领袖和秩序维护者、穷人英雄和劳工权利漠视者、大国情怀和亲美政策
王宇：莫迪最重大的经济改革到底是什么？
作者：王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
摘自：《金融纵横》2017年第7期
摘要：2017年7月1日，印度商品服务税（The Good and Services Tax，GST）正式实施。这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也是2014年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以来最重大的经济改革。主要内容是：用全国统一的商品服务税来取代此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征收的各类间接税；彻底改变分割的、碎片化的财税格局，减少跨邦贸易障碍，降低跨邦交易成本，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
一、印度传统税制：框架、特征和缺陷
历史上，印度一直实行联邦、邦和地方三级税收制度，税收立法权和征收权主要集中在联邦政府。其基本框架为：联邦政府主要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财富税、遗产和赠与税、销售税、消费税、增值税、社会保障税、节省外汇税、注册税、土地和建筑物价值税、支出税、印花税及关税等；邦政府主要征收交通工具税、土地价值税、农业所得税、职业税等；地方政府主要征收土地税、土地与建筑物税、土地增值税、广告税、财产转让税等。
传统税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作为联邦制国家，印度各邦都拥有自己独立的行政管理权力及部分课税权力，在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中，消费税、关税和销售税等流转税成为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无论是消费税还是销售税，都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两个征税主体。这一传统税收制度造成印度税基、税率和征管的不统一，税务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税收效率低下。二是行政区划和税制体系错综复杂，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税收制度各不相同，并存在17种以上的不同的联邦税制。企业和居民需要分别向不同税务机构缴税，过程繁琐，税赋繁重。三是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都存在重复征税，税负被转嫁给商品和服务的最终购买者，导致实际税率高企，助长了黑市和逃税，削弱了公共财政服务能力。
印度传统税制的最大缺陷是造成了国内市场的严重分割。不少企业抱怨，在印度各邦之间从事生产与销售活动，比将国内货物销往国外市场还要困难。国际新闻记者曾经多次报道：在印度各邦的交界处排着长龙等待交税的卡车，被税务官逐个盘查是否缴纳了本邦税款。一辆卡车从印度南部行驶到北部，需要在不同关卡支付至少5种税费，“只要缺少一张税单，一卡车货物就会被全部没收”。调查数据显示，一辆从加尔各答到孟买的卡车，沿路经过各邦不同检查站，至少浪费32个小时，占整个运输时间的四分之一。印度境内的商品交易正是在这些名目繁多、税率不一的关卡前降低了效率，同时推高了价格。传统税收制度还抑制了企业活力，“企业疲于处理各种税收手续，收税、存税、提交表格，时间和精力都耗在税收系统里”。
在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189个国家商品交易便利化指数排名中，印度名列第134位。在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亚太地区税收复杂度调查》中，81%的受访者认为，印度税收体系最为复杂。需要强调的是，经过层层附加的税收体系并没有带来印度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数据显示，印度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仅为16.6%，是世界占比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相比之下，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税收占GDP比重约为34%。
二、印度税制改革进程
20世纪80年代，随着印度经济发展，传统税制弊端更加明显，各邦推行不同的实际税率与征管方式，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为了理顺财税结构、统一国内市场，1986年拉吉夫政府决定用单一增值税取代多个流转税种。拉吉夫政府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在制造业部门开征增值税，然后逐步扩大至整个生产和流通环节。但是，由于当时印度经济处在衰退之中，最终拉吉夫政府的税制改革计划无果而终。
20世纪90年代，拉奥政府决定再次启动税制改革。1991年专门成立了税收改革委员会，研究制定税改整体方案。在直接税方面，拉奥政府提出调整税率和实行税收减免。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拉奥政府提出降低税率和提高免税限额。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拉奥政府提出降低税率和缩小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税率差距。1992年拉奥政府的税制改革规划正式推出，主要内容包括：降低所得税税率，缩小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差距；降低消费税和销售税等间接税税率，扩大征税范围；调整关税税率，简化征税程序。由于反对派的强烈阻挠，拉奥政府的税制改革半途而废。
2000年，瓦杰帕伊政府成立税制改革委员会，再一次讨论建立全国统一的商品服务税体系。2006年2月，印度政府公布了《商品服务税法案（草案）》。但由于党派之争，该法案未获议会上院通过。
2014年5月，莫迪就任印度总理。面对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内外投资者强烈不满以及公共财政压力增大等严峻现实，再一次启动了税制改革进程。莫迪政府首先提出旨在为实施商品服务税制度扫清道路的宪法修正案，因为印度税制是以印度宪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根据印度宪法规定，没有议会授权，行政上不能课税。2015年6月宪法修正案在下议院通过。2016年8月3日印度议会上院批准了宪法修正案，议会修改了印度宪法的部分条款，使得历史上不能由各邦政府征收的商品服务税改为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种，解决了以往商品服务税的违宪问题。
三、印度新税制：内容、框架和影响
商品服务税是一种只针对消费环节征税的间接税，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多数发达国家中通常被称为销售税或消费税。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营业额超过1500万卢比的税收按中央和各邦1:1的比例分配；营业额不到1500万卢比的税收按中央10%、各邦90%的比例分配。二是根据商品性质不同，将商品和服务税税率确定为5%、12%、18%和28%四个等级。其中，基本商品税率最低，比如食品作为生活必需品实行零税率；日常用品税率最低为5%；较高价值商品的税率也相应较高；服务税税率从15%提高到18%；奢侈品税率为28%。
在印度新税制下，商品服务税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联邦商品服务税（CGST）及邦商品服务税（SGST）。商品服务税的基本框架为：在联邦政府层面，商品服务税主要包括中央消费税、附加消费税、服务税、附加关税（通常称为反倾销税）以及特殊附加关税；在邦政府层面，商品服务税主要包括邦增值税/销售税归类、筵席税、中央销售税（由中央征收并由邦收集）、入市税、入境税、购买税、奢侈品税及博彩税。
建立全国统一的商品消费税制度具有重大意义，无论是对国内市场还是对国际市场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
一是统一国内市场、降低交易成本。印度拥有28个邦、6个联邦属地及1个首都辖区，在传统税收体制下，就税制而言每一个邦就像一个国家，国内市场被严重分割，国内贸易被严重阻隔，各邦之间、各市场之间交易成本极高。印度此次税改的主要目的是用统一的商品消费税制度来取代长期以来由联邦税、邦税和地方税合并而成的税收体系，建设一个“拥有2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以及13亿人口的大市场”。
二是避免重复征税、增强企业活力。新税制将大幅削减企业和个人的税务负担，消除国内产品“税上加税”的扭曲，提高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
三是便利初创企业、增强创新激励。新税制对初创企业的免税额度更高，过去营业额超过50万卢比的企业都必须缴纳增值税，新税制将商品消费税的起征点提高到100万，营业额在100万至500万之间的企业的税率更低。新税制还将取消繁杂的税务登记程序，建立统一集中的注册制度，使企业注册和业务发展更加便利化。
四是扩大税基、促进经济增长。此次税改消除了商品和服务在各邦之间的重复征税，简化了税赋结构，强化了企业和居民的照章纳税意识，有效遏制了地下经济。一方面，有利于扩大税基，增强公共财政；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物流效率，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学家测算，统一商品服务税制度的建立，将降低间接税综合税率4—5个百分点，同时将提升印度经济增幅1—2个百分点。
五是向“黑钱”征收重税。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如果“黑钱”户主能够主动承认其账户内存在“黑钱”或者未申报应税收入，将征收涉事款项的30%作为所得税，征收相当于所得税金额33%的附加费，征收涉事款项的10%作为罚金。如果“黑钱”户主不主动申报，一经查实，将征收85%的惩罚性税收。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印度实行全国统一的商品消费税制度还面临一些挑战：一是税收结构仍较复杂，仍存在4种税率和多种免税情况。二是将消费税由15%上调到18%可能带来物价上涨的压力。有经济学家预测，税改首年印度通胀率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上升。三是商品服务税的征收对象是消费者，税改初期可能对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带来一定负面冲击。四是如何平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此次税改成败的关键。据外电报道，“在此次税改中，莫迪不得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踩钢丝”。下一步，如何平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如何厘定各行业的商品服务税税率、如何让企业和居民尽快熟悉报税流程，是印度政府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转载：印度总理莫迪：中国最可怕的潜在对手
作者： 王陶陶
来源：陶太郎（wtt0316606212）
近来，随着中印边境对抗不断升级，印度总理莫迪逐渐真正走入了中国舆论的视野之中。
本人是从2001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及2002年人民党该邦选举获胜之后开始注意这位政客的，残酷无情的大屠杀竟迅速增强了屠杀指使者的政治优势，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政治话题。当然，随后古吉拉特邦去民粹化的经济改革和成就，更增强了笔者对莫迪的兴趣——一个靠群众运动起家的政客，竟能推动完全摒弃民粹的重商经济改革——如果历史记载不曾出错，那么按照群众政治的逻辑，莫迪实属罕有其匹的大政治家，非绝大才干者不足以及此。
在此，本人将以现代马基雅维利的视角和群众政治的逻辑解读莫迪——这位俾斯麦和希特勒的当代结合体，大多数印度人心中活着的神。
“我无需接受历史的考验，我本人就是历史的缔造者。”——阿道夫希特勒
从群众政治的逻辑来看，要想正确衡量一个现代政治领导人的能力，需要从两个角度观察。
一方面，他能够多大程度上驾驭群众运动这头凶悍的烈马，这决定了他能够多大程度地真正影响这个世界；另一方面，他能够在铺天盖地的恭维声中保存多少自知之明，这决定了他能否维系正常的智力，以保证自己行驶在正确的航道之上（《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
不过，人类历史上，极少有政治家能够两者兼备。因为这两种品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因为：
在现代政治中，群众运动不但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更是一头桀骜的烈马，只有那些最高明的政治家才有可能使之俯首贴耳，对于其中的难度，拿破仑就曾有过颇为自得的评价，“除我之外，再没有人能让法国人民像一个女人般顺从，哪怕路易十四也不行”；然而，一个能够轻易驾驭大众的政治家，必然会享受神明般的地位，人类贪慕虚荣的本能一旦面对铺天盖地的赞美，自知之明就像无根之树一样难以幸存，即便最精明的人也难以保持理智。
诚如历史所展现的那样，在现代政治史上，那些最杰出的群众运动鼓手尽管能够轻易地影响世界，却很少不被自负迷失；而那些真正把握了正确的航向，并能推进了有效改革之人，反而往往难以掌控群众的洪流，不得不以硬实力压制反对声音，最终使改革因缺乏道义力量而危难重重。
在17世纪，只有黎塞留在碾碎法国宗教狂热的同时，还能够推动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并借助邻国的宗教战争扫荡对手；在整个18世纪，只有彼得大帝才能够勉强担得起这个称号；在19世纪，唯有大名鼎鼎的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算是名副其实，他无情地利用了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并使之成为自己开辟非凡功业的利剑，且其意志却始终不为群众的浪潮所左右。
但在整个20世纪的草莽时代，这样的政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些伟大的领袖们，要么难以把控群众的洪流，其政策往往被暴民裹挟甚至摧毁；要么在群众政治的巨大胜利面前迷失自己，丧失了最起码的判断力，引发了整个国家和自身的灾难。
所以，只有理解了这两种素养的极度稀缺以及矛盾，才能真正意识到今天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究竟意味着什么。
莫迪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激进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群众领袖和秩序维护者、穷人英雄和劳工权利漠视者、大国情怀和亲美政策
驾驭群众的非凡骑手
在以“人民原则”为主的现代政治中，群众运动乃是最强大的力量。一个被社会大众视为民众代言人的政客，拥有无可置疑的政治权威，能够轻而易举、名正言顺地动员一切力量，扫荡任何对手。
（在1918年，几位德国将军的请辞信就能够逼迫威严的皇帝威廉二世退位；但在1944年，同样叛乱的德军将领们，面对大众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个电话，却只能选择自杀。）
实际上，与阿道夫希特勒一样，纳伦德拉·莫迪最令人生畏的地方，就体现在他对印度大众的驾驭能力。
与俄罗斯大帝普京和西方民主领袖默克尔不同，这位印度总理既不需要靠敲诈企业抽取福利来笼络他的人民，也无需刻意迎合舆论以保证自己在大众心中的道义体面。因为，印度领袖已经凭借狂热的意识形态和杰出的管理能力，将印度人民党打造成了该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并将自己的意志扎根于印度大众的心中。
事实上，一个很少被注意到却极为关键的政治事实就是，在纳伦德拉·莫迪民族主义旗帜的感召之下，他的政治中坚力量——基层追随者们具有最强的奉献精神。这些崇拜莫迪的底层干部们，没有工资和福利等物质收益，仅靠生活补贴维持生活，却具有极强的自律精神，任劳任怨地被上级命令所驱使。在选战期间，这些人能够挨家挨户地探访民众，为莫迪及所属政党尽心竭力地争取选票；当莫迪颁布改革措施时，他的追随者们则随时召集民众，任劳任怨、不厌其烦地为老百姓解读政府的良苦用心。
这种深入基层，蔓延全国且不断扩大的政治组织，不但完全打破了印度过去依靠家族、乡土的狭隘政治架构，还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莫迪清廉公正的面貌投射在对腐败习以为常的印度民众面前，最终缔造了莫迪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全国政治影响力。
这种强大的政治能量，一方面使得莫迪敢于挑战那些最棘手的改革难题，且无需顾忌后果。在古吉拉特邦改革中，莫迪当局就以推动漠视《劳动法》、削减劳工福利的改革著称（极大地增强了当地企业的竞争力）；在2016年的废钞运动中，尽管改革之初给印度人民带来不便，但此项政策反而加强了民众对莫迪的认可；另一方面，庞大的政治号召力，也使得莫迪能够通过驱动群众运动的洪流，吞噬一切试图阻拦他改革的旧势力，事实上，也只有这一股力量能够使印度改革成功。
2017年7月1日，莫迪政府启动了试图统一税制的改革法案“商品与服务税（GST）法”，以建立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历史终究记得一个大国的统一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黎塞留削弱了法国各省的流通壁垒，缔造了法国的强大；1867年，俾斯麦重新缔造了德意志关税同盟，最终彻底消除了德国各邦的贸易障碍，德国工业得以迅速崛起。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2014亚太地区税收复杂度调查》显示,印度的税收体系在亚洲最为复杂。不仅地方税收名目繁多，仅就邦与邦之间的跨邦货物的流通，就需征收2%的“入市税”，全国性的流通成本极高，无法建立统一的市场。）
当地时间2015年2月12日，印度艾哈迈达巴德Kotharia，印度村民在古吉拉特邦的一寺庙建偶像总理莫迪的雕像进行膜拜
难得的自知之明
尽管莫迪被其追随者们奉若神明，但是面对四面环绕的赞誉，印度总理并不缺乏自知之明，这使得他始终能够在内外政策上把持正确的原则。
莫迪的成功依赖于对群众运动的把握，但他并未因此轻视企业家的价值。在国内的改革中，他所有经济政策都围绕着缔造更好的企业环境，这位领袖深知英、法、德、美、日本、中国（改革开放后）等经济强国崛起的根本在于对企业家的尊重和商业环境的改善——即没有企业的竞争力，就没有国家的竞争力。
“德意志的繁荣和进步，有赖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对劳工权益的盲目鼓吹是不恰当的。”——1878年，俾斯麦就反社会民主党法案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讲。
实事求是地说，莫迪乃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真正重商政客。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期间，为了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负担，莫迪甚至敢于直接向劳工的权益开刀（莫迪出身的国民志愿团下属的工会（Bhalatiya Mazdoor Sangh）往往成为了莫迪政府劳工改革政策中，最需要安抚的盟友反对者），这实际上使得莫迪统治的古吉拉特邦，被普遍视为印度经济最活跃省份的同时，也成为印度各邦中法律层面劳工保护最不足的省份之一；在执政全国之后，莫迪致力于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和便捷的支付系统，强化印度对外资的吸引力。
据英国《金融时报》2月7日报道，据外国直接投资市场研究公司报告结果显示，2016年，印度吸引绿地投资（指跨国企业在当地设厂的投资）约623亿美元，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绿地投资第一的目的地，超过中国（591亿美元）和美国（481亿美元）。
另外，在外交政策上，莫迪抛弃了尼赫鲁开创之有名无实的印度不结盟运动领袖地位，同时，不再将迪戈加西亚岛（美军在印度洋海军基地）的美军视为印度的阻碍，反而选择与美国逐步接近，以应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挑战。
实际上，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完全缺乏统一的行动原则和共识基础，在国际重大课题上无法形成力量，而印度对各个成员国亦缺乏足够的号召力。对印度来说，该运动的领袖地位仅仅能够满足大国的虚荣，承担了外交责任却不能带来相应的实际利益。
另外，印度的国力不足以使其在与巴基斯坦、中国为敌的同时，还将美国在印度洋的存在视为挑战，以往的印度政府之所以坚持三面临敌，仅仅是因为不切实际的虚荣而非理智。莫迪政府放弃了“印度洋帝国”的虚幻追求，选择与支配该海域的美国接近，通过与西方的友谊，不但获得了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印度洋的行动自由，还能够更好地应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挑战。
这表明莫迪不再将印度视为一个“独特的大国”，其地缘追求也相对贴近现实。
出身印度教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志愿团的莫迪，纵容印度教徒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中侵害穆斯林，这使得他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入境禁令，该禁令直到2014年才取消，但这并不妨碍他选择亲美政策，并容忍美国在印度洋的存在。
残酷无情的政客
事实上，与希特勒、斯大林一样，印度总理莫迪也是一位毫无人性的政治领袖。
为了保持清廉的形象，莫迪多年来近乎残忍地与他的家人保持距离。他的亲弟弟普拉拉德想跟他见一面都很困难；他的母亲直到现在，依然是一个身居乡下的普通妇人；他的妻子多年来几乎未能与他见面；对于自己的兄长，普拉拉德曾经无奈地评价道，“他连一碗茶都不会平白无故地给别人，尤其是他的家人。”对此，莫迪本人曾在2014年的大选中骄傲地宣称道，“我身边不会有任何人能使我为他受贿”。
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是莫迪的恩公。1992年，莫迪遭到党内高层的嫉妒，被排挤到地方学校当校长，几乎永无出头之日。1995年，瓦杰帕伊看中了莫迪的宣传和组织才干，提拔他到自己身边任职，使其政治生命起死回生；2001年，瓦杰帕伊推荐莫迪到古吉拉特邦任职，为其打开了政治坦途。然而，2002年，当古吉拉特邦的穆斯林袭击印度教徒，一场骚乱迫在眉睫之时，面对恩师瓦杰帕伊要求莫迪阻挠印度教徒报复的恳请，莫迪却选择了无视，反而纵容鼓励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屠杀。此举虽然为莫迪本人来了巨大的政治收益，却使得瓦杰帕伊陷入政治灾难之中，2004年瓦杰帕伊连任失败，即是源于此。由此可见，印度总理莫迪实际上是一个完全无视政治恩情的政客。
不过，真正能够体现这位印度总理残酷的莫过于2002年的古吉拉特邦大屠杀。自印度建国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地方长官敢于像莫迪般明目张胆地鼓励一场对普通民众的屠杀。在那场近乎种族灭绝的杀戮中，莫迪以上千穆斯林的血液浇灌自己的权杖，逼迫数万穆斯林沦为难民逃离家乡，成功获得了印度教民族利益捍卫者的名誉。在随后经济成就的加持下，古吉拉特邦屠夫从此在政治上一发不可收拾。
身后悲剧
不过，无论莫迪对于印度的改革取得多么大的成功，本身都很可能是一种灾难的开始。
莫迪的政治崛起，源于对古吉拉特邦穆斯林的残酷迫害，他的成功方式本身就是为后来印度政客开启了一个极为危险的政治先例；莫迪拥有强大的群众号召力，能够得到他的追随者近乎盲目的信任，这使得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推行那些受到强大民粹浪潮反对的重商改革，但是，未来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领导者能否像他那样驾驭群众的烈马，并抗拒民粹政治？考虑到极右翼国民志愿团工会强大的影响力，这一点显然存疑。
新当选的印度北方邦部长僧侣政客约吉·厄迪特耶纳特（中），是一个公开鼓吹屠杀净化穆斯林的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客，他拥有他偶像莫迪的信念，却远没有后者的自知之明
在莫迪的统治下，印度的穆斯林尽管噤若寒蝉，但莫迪也有效控制了大规模的宗教冲突
如同天才政治家俾斯麦及其政策一样，莫迪的才能和他将来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复制的。俾斯麦的继承者仅仅能够复制俾斯麦的铁血，却无法复制俾斯麦的狡诈和自制；莫迪的继承者也只能学习莫迪的屠杀上位，却永远无法习得莫迪驾驭大众的能力和对民粹政策的抵制。从这个角度来看，莫迪的印度恐怕很难避免俾斯麦德国式的身后悲剧（宗教内战）。
面对残缺的权力，俾斯麦曾轻蔑地宣称，“我只按我的意愿行事，否则我什么都不做。”2001年，面对只有副职的任命，纳伦德拉·莫迪也曾向自己的恩师许下妄言，“要么给予我全部权力，要么让我一无所有。”如此奢侈的自信，非有绝大才干者无以担当。与那位铁血宰相一样，今天的纳伦德拉·莫迪注定会将自己的名字化为历史的星辰。
然而，历史的宿命诚如Von Roon对俾斯麦的评价——“无人得以不朽，而无须付出代价”。天才的成功往往会导致蠢货的悲剧，不义的喜悦终究难逃耻辱的痛苦。当不择手段、沾满血腥的成功者被追随者视为模范时，谁又能避免邯郸学步者的失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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