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如胶似漆、却暗藏刀光剑影的贸易伙伴；
为国忍辱负重的“爱国者”和他们饱受所谓不公平贸易之苦的产业；
心系百姓、甘心为国鞠躬尽瘁的领袖们和他们手中挥舞自如的各式贸易武器；
加税、制裁、反制——这些似乎构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贸易战的场景。
而在
80
多年前、“南京十年”时期的
1934
年，一个美国利益集团对罗斯福政府政策的影响，就将中国拖进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与贸易困境。但彼时中国的应对之策远不能称得上是“战斗”，更多的只是妥协和乞援。“贸易战”在当时成为不可能的选项，中国却也因此从一场影响深远的货币改革中找到了突破口。这一事件的主角不是关税和制裁，而是一种散发温柔光泽的金属——白银。
1934
年
8
月
10
日，上海主要的贵金属市场——上海五金交易所在开市前即弥漫着亢奋和不安的味道。跟随着隔夜欧美市场白银价格的大幅上扬，上海五金交易所白银远期各合约价格刚一开盘就齐刷刷定格在四角九分九厘六（
49.96
美分
/
盎司）。顺便提一句，这里所说的远期是一种金融衍生品交易。
15
年后，这样的交易被完全禁止。直到
2012
年，与之类似的白银期货交易才又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现。
上海五金交易所发行的股票
回到
1934
年
8
月
10
日闷热而嘈杂的交易池中，上海的投机客们早就对前一日美国政府开始执行的《
1934
年购银法》了如指掌。
8
月
9
日，美国政府对白银实施了国有化，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命令，所有白银持有者必须以
50.01
美分
/
盎司的价格将持有的白银卖给美国铸币局。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从世界市场大举购入白银。仅在
8
月
9
日当天，被“国有化”的白银就达到
1.1
亿盎司。而
1933
年底美国白银的年产量也只不过
2400
万盎司左右。
其实早在
1878-1890
年以及
1890-1893
年，美国政府就实施了两次白银购买计划。
1934
年，为了争取犹他、爱达华、亚利桑那等七个产银州的选票，
6
月
19
日，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国会内白银集团的压力下，签署了《
1934
年购银法》。该法案命令财政部长在国内外购买白银，直到白银市价回到
1.29
美元
/
盎司，或财政部持有的白银存量的货币价值达到黄金存量货币价值的
1/3
。在此过程中，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Jr.
，
1891 - 1967
）被赋予了很大的自主权。
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1891 - 1967）
推高白银价格，对于总统的选票也许是好事，但对于当时世界上唯一仍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中国而言，却是一场灾难。
在法案审议过程中，国会白银集团提出，政府购银使银价提升，能够增强中国购买力，帮助美国工业品在中国扩大市场，特别是美国小麦和汽车。但在中国立场而言，美国政府的购银行为直接导致了中国白银的快速外流，货币流通量减少将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因此，在法案还在国会审议过程中，中国就密切注视着事件的进展，从政府到金融界都向美方表达了强烈反对法案的意见。政府和金融界认为，一方面中国作为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法案的审议理应考虑对于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早在
1933
年
7
月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中、美、印等八个产银或用银大国即签署了《国际白银协定》，对于美国的购银量和中国的售银量都约定了上限，料想美国不会这么快就背信弃义。所以，当法案开始实施时，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甚至不顾外交流程，直接联系罗斯福，希望美方在购银时能够与中国协商，以保护中国利益。但对此美方并没有正面回应。
1934年2月23日《申报》报道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致电美国政府，反对提高银价。
1934年2月26日，《申报》披露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致罗斯福电文
从
1934
年
9
月开始的半年时间中，美国政府平均每月的白银购入量就达到
2400
万盎司。仅仅一个月之后，国际银价就比中国国内银价高出了
1/4
。对此，中国决定采取单方面措施，阻止白银的外流。
10
月
14
日，中国宣布自次日起对白银出口征收
10%
的出口税，并根据白银价格的变化确定平衡税。但在可观的白银出口利益面前，出口管控措施却显得软弱无力。到了
1935
年春天，国际银价已经比中国国内银价高出
50%
。在此过程中，在上海的外资银行和日本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首先是具有治外法权和庞大白银库存的在沪外资银行。
1933
年底，以汇丰为首的外资银行在上海的白银库存价值约为
2.7
亿元左右，占上海白银总库存的
50.4%
。而到了
1935
年
9
月，这一比例已经下滑到了
12.7%
。在此过程中，南京政府对各家外资行几乎无法施加任何影响力。
当时外资银行中白银储备量居首的汇丰银行大楼（现为浦发银行）
而在广阔的华北地区，日本支持下的武装走私也在肆无忌惮地攫取着中外白银价格的巨额价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记载，当时的河北省政府报告中提到，“近有日人在榆设机关四处，专为收买关内现银”。而除了这些专门的收购机构外。包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在内的日本金融机构、私人钱庄、各种洋行、贸易公司公司等都成了在中国收购白银并走私出境的机构。即便遇到海关稽查，日本支持下的白银走私者依然可肆无忌惮的殴打海关人员，甚至“雇佣武装或携带手枪”对抗海关执法。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更是直接深入华北地区，收买现银，“装日军用汽车，插旗表明军用品”，根本无视华北地区海关的存在。
参与华北白银走私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的办公楼（现为中国工商银行）
1935年4月15日《申报》关于日本在华北进行白银走私的报道
1935
年
5
月
11
日《交通银行致各分行指令》第
398
（
2
）卷第
2407
号中记载，当时白银出口每千元可获利
300-400
元。综合中日史料，走私白银的利润应在
20-40%
之间。因为走私活动的分散性，目前很难准确知晓日本武装支持下的走私白银总量，但时任中国政府顾问的美国人阿瑟·恩·杨格
(Arthur N. Young)
所撰写的《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称，在
1934
年最后的几个星期中，即有价值
2000
万的白银走私出口。
1934
年
11
月
27
日的《银行周报》也刊载日本正金银行的调查报告称，大量现银由台湾、华北及满洲方面运入日本，每月约有六百万元左右。
|
1933-1938年间中国白银走私额估计（单位：百万盎司）
|
|
年次
|
中国对世界市场白银供应量
|
海关处超额
|
上两项相减后的白银走私预估
|
|
1933
|
19.5
|
14.4
|
5.1
|
|
1934
|
260
|
256.7
|
3.3
|
|
1935
|
247
|
59.4
|
187.6
|
|
1936
|
392.6
|
249.6
|
143
|
|
1937
|
226.6
|
398.5
|
171.9
|
|
1938
|
304.6
|
80.3
|
224.3
|
|
合计
|
1450.3
|
1058.9
|
735.2
|
资料来源：《中国货币史资料》
猖獗的白银外流终于使得中国政商两界在
1934
年初的担心成为了现实。
1935
年
2
月
1
日，在中国驻美公使馆至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称，“种种迹象证实。上涨的通货价值，就中国来说，实为灾难，因为它带来了通货紧缩”。中国的批发物价指数
1934
年比
1931
年下降了
23%
，当年下降了
6.5%
，
1935
年又下降了
2.5%
。白银法案实施前的
1934
年
7
月，上海市场的利率在
5%
左右，到
9
月就上升到了
12%
。
和美国国会的白银游说集团所预计的情况不同，白银价格的上涨不但没有增强中国对于美国商品的购买力，反而因为通货紧缩导致的企业倒闭，中国的进口能力出现了明显的萎缩。如果以
1933
年的对外贸易额为基数（约
12560
万海关两），
1934
年和
1935
年的进口额分别下降到了
77%
和
68%
，同期的出口额也分别下降到
80%
和
76%
。在这样的贸易数据背后，是企业的大量倒闭。
1935
年仅上海就倒闭了
1065
家工商企业，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棉纱业开工量同比骤减
60%
。与今天的情况类似，
1934-1935
年的破产倒闭之风连美国在华的企业也同样无法避免。
为了抵御白银外流带来的影响，当时的专家、名流们也纷纷支招。以“新人口论”广为今人所知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彼时正担任立法院经济委员长。他提出“制止白银出口，唯有国人一直不用外货，同时政府应严厉执行统制衣食住，二者之绝对采用国货，如此出口数额即可相抵，白银自不致流出矣。”上海滩的犹太富豪沙逊支招说，美国既然想买白银何不指向印度？将一战后印度从美国购入的白银再买回来，则“美国定可获大批白银而不知扰乱世界市场”。
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
马寅初主张通过“一致不用外货”、“绝对采用国货”消除白银外流不利影响
在各路热火朝天的献计献策中，中国跨入了
1935
年的大门。但银价的稳定依然看不到希望。当年初，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向英国提出，希望借款
2000
万英镑来稳定中国货币。但英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强调中国的货币危机根源在于美国的白银政策，因此，“最明显的解救办法就是与美国政府就购银达成谅解”。无奈之下，中国货币当局决心借此机会索性来个“腾笼换鸟”，加快推进币制改革，彻底放弃银本位。
早在
1929
年，中国财政部就已邀请美国经济学家甘末尔（
Edwin Kemmerer
）来华，帮助设计货币改革方案，计划逐步由银本位过渡到金本位。但
1929
年开始的大萧条导致的银价下跌以及“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打乱了这一节奏。
1933
年
4
月。南京政府宣布“废两改元”，将银元的价值固定在
7.15
两，实现了银本位币制的统一，“为币制改革先著一筹”。
美国经济学家甘末尔（Edwin Walter Kemmerer，June 29, 1875 – December 16, 1945)
1935
年初的白银价格和通缩形势使得南京政府意识到除了进行币制改革，已别无出路。当年
2
月，中国秘密通知美国，计划放弃银本位，采用金银复合本位，并将新货币与美元挂钩，以稳定汇率。为达到应有效果，中国需要美国进一步采购中国白银并提供美元贷款，以此支撑新货币的稳定性。但这一要求在美国政界依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斯坦利·亨贝克
(Stanley Hornbeck)
认为，美国单独援华将引起在中国有重要利益的日本的不满。基于这样的政治考虑，对华态度积极的财政部长摩根索也只得屈服。
得不到的美国的支持，南京政府迅速改变方向，利用世界白银市场价格高涨之际抛售白银，换取外汇，为币制改革创造条件。
1935
年
10
月，中国的币制改革方案已经准备就绪。
在币制改革的前一周，孔祥熙电告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要他“用最强烈的理由，向美方表达最恳切的要求，以取得美国的支持”，即要求美国继续大量购入中国白银，为币制改革创造条件。
10
月
28
日，施肇基亲自前往摩根索家中转达了孔祥熙的建议。第二天摩根索非常高兴地告诉罗斯福
,
“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让中国的货币与美元而非英镑挂钩”。国务院这时也表示愿意让财政部来处理此事。
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左至右），
施肇基(1877—1958年)，中国驻美公使（1933）、大使（1934）
但美国依然向南京政府提出一系列苛刻的条件，例如成立由三位专家组成的平准委员会，其中两人必须是美国人，并且由中国新的货币应与美元形成固定汇率。南京政府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并且在
11
月
3
日颁布了《法币政策实施法》及《兑换法币办法》。币制改革方案确定实行法币政策，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并且禁止白银流通，收归国有的白银移存国外，作为外汇准备金；放弃银本位制，采用外汇本位制。在此情况下，美国担心对于中国政府过度苛刻的要求会使其转向寻求日本或英国的支持，因而在没有其他附加条件的情况下计划从中国购入
2000
万盎司白银，因稳固双边的财政联系。
但没过多久，
11
月
12
日拒绝向南京政府交出白银的日本正金银行通过金融市场大量购进美元，冲击了中国的外汇基金。在摩根索的推动下，美国从中国购入的白银从
2000
万盎司增加到了
5000
万盎司，并且承诺美国将购入中国想要出售的所有白银，给予了中国币制改革有力的支持。
1936
年
5
月
18
，中美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约束了中国的白银抛售行为，中国要保持
1/4
的法币现金准备为白银，这与美国白银法令中规定的白银在美国货币的金银储备中要占
1/4
相一致。同时，这也适应了美国国内的政治需要，摩根索在国会白银集团面前也有了交代。
1930
年代由白银引发的这场风波最后以悲喜剧的方式收尾。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在他的大部头经典《美国货币史（
1867-1960
）》中直言不讳的说，
1934
年美国的白银“国有化”“就是通过提高白银价格为政府攫取利益”。
已经深度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国以及另一个银本位国家墨西哥在彼时面对美国国内利益团体时，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而当南京政府发现政策工具箱中已经没有任何可选项的时候，最终依靠自我改革找到了新的解决方案，这不能不说是留给后来者的重要提示。弗里德曼在书中称，“在战争给养及随后革命的压力之下，中国可能无论如何都不得不放弃银本位而采取纸币发行政策并承受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但是，美国的白银政策对中国货币结构的影响无疑提高了上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加速了其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