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做一件事情，要想前因后果，而领袖想干就干。从这个角度看，晁盖才是真领袖，而宋江不是。
萨孟武先生说古代能做皇帝，要么是地主，要么是流氓。地主因为懂得礼贤下士，而流氓豁达豪爽。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读书人一般在创业的地主或者流氓下面打工，也或者，寻求一次又一次的面试机会。总之，技术用于达目的，地主流氓的目的，读书人的一份工而已。
古时候读书人虽然不是很多，但就业渠道很是狭窄，也就是当官一途。但官职所需要的职缺有限。所以，总是有大批的读书人闲在那里。闲得不定当的时候，也就到处游说，给政府添乱。后来有科举制度，好歹给读书人们造一个梦。也不乏几个读书不成的人，后来自己创了业。严格来说，这些创业者，不算读书人，你去读洪秀全的诗就知道了。
实际上，成功的人，是接地气的人。而中国的书，却太过道德太不实际、让读书人脱离群众。
也或者中国的社会一直比较乡土，而太过激进的知识，与群众格格不入。蒋介石政府用了很多留样的博士。结果搞得上下离心丢了政权。马英九也是博士治国的典型失败案例。其阁揆江宜桦原本是口碑甚好的台大教授。处置太阳花，搞到打学生的臭名。当然，打学生的多了去了，但知识分子动手的话，总归是最打脸的。
通常的领导之术，一是怀柔，一是恐吓，所谓恩威并施。但原则上，是不讲道理。因为道理本质上很难讲通，这里面有很多的角度问题，也有更多的利益立场问题。所以折中的方式就是和稀泥，而和稀泥之外，是建立威权，不要讲理。地主可以做到，流氓也能做到，本来讲理都不是强项。唯独读书人不行。读书的目的就是建立了价值观，于是便想靠价值观服众，恐怕还不是任重道远的事情，而是，根本就不现实。
读书人不能做领导，但长于管理。
管理是一种复杂的事情，需要处理很多细节和曲折。但真要把身心放到那些盘绕之中的时候，便会失去方向。不过没有关系，方向是老大决定的。
这里谈两句领导需要的素质。
首先便是行动力。
读书人做一件事情，要想前因后果，而领袖想干就干。从这个角度看，晁盖才是真领袖，而宋江不是。
晁盖劫生辰纲根本就没有想后路，不是宋江通风报信早被一网打尽。然而既然逃出生天，便也别开生面，所以晁盖开创了梁山事业，而宋江顶多算一个高管型的接班人。宋江是那种典型的小吏，除了收买人心，精于办公室政治以外，还真看不出有多少英雄气概。比如用人方面，林冲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比那个打败仗被俘投降的关胜要强。但关胜日后排名居然在林冲之前，原因无他，无非看好关胜的出身而已。所以梁山后来做不成更大的事业，浩浩荡荡，无非为了被招安而已。一个以被收购为目的的创业公司，无论如何，他的气质都是提不上桌面的。
其次便是一个复杂的性格特点，便是做的时候坚定。但一旦不做了，转弯的非常果断，活下去便是胜利。这点，强调从一而终的读书人更是难以观其向背。刘邦失败的时候，项羽去煮他爹，也嬉皮笑脸要分一杯羹。打败了就跑，跑不过就降。但条件成熟，便撕破协议再干，起起伏伏，跌跌撞撞。中国历代成功的皇帝，多少都有这么一点特质。要脸面的读书人，一是也没有那份心力干成大事，万一做成一点事情，又受不了委屈，而且原则性太强。项羽不肯过江东。而我乡先贤陆秀夫，崖山海战还没怎么样的时候，就抱着小皇帝投海了。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那不是知识分子习惯的语言，更不是价值观。
提倡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最后还要说到理想这件事情。理想是给读书人量身定做的坑。真正做大事的人，不是想做大事就做大事的，而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大事。
读书人条框太多，往往局限了格局。
而所谓理想这样的东西，又必然框住了想象。
最后是原则太多，使手段也不易施展。好比几个人各自困在密室之中，地主着手于买通守卫，而流氓一脚一脚的踹门，唯独读书人在想：我是谁我们是谁，又是被谁囚禁为何囚禁？恐怕所有的人都跑出去了。他才苦思冥想终于想通一个包含前因后果的答案。
最后他或许是唯一被困死的人。但死前，他为理清头绪且坚持不贿赂不暴力的理念，以及佩服自己的死于困守的坚持而含笑九泉。
是的，中国后来的历史，这个无比务实的社会，对于读书人，当然总不吝于各种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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