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71 吴四伍 | 《清代仓储的制度困境与救灾实践》导言

人类历史的经验从来就是苦乐相随。有幸福，也有灾难；有发展，也有挫折。灾害不是例外、不是偶然，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灾害不仅影响个体生活的质量，更会改变整个社会演变的节奏。灾害研究不只是学者的私活，更是人类集体历史经验的重要来源。长时段观察仓储制度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复杂关系，整体性把握救灾逻辑与历史发展节奏的内在关联，成为本书关注的主题所在。

重视历史的节奏感是把握中国社会演变轨迹的新视角。本书的节奏感是指社会发展的动态整体特征，而非简单的日常生活节奏。赵世瑜强调祭祀等狂欢也是日常生活，与日常构成生活节奏，指陈的是正常生活状态中个人生活的变化，而本书所谓节奏正是整个社会集体生活的大变化，两者有着较大的区别。结构式观察和纵贯式观察中国社会变迁仍是目前历史研究的两大主要路径。前者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阐释和分析历史演变的各个细节，重在展示中国社会变迁的规律和场景；后者则是从各个朝代或者不同时段展示中国历史的演变，重在比较中国社会变迁的断裂与延续。尽管两者所立足的视角和使用的方法明显不同，所观察的景象差异也很大，但两者的基本观测点仍是潜在将中国历史当作一个测量的物理现象，或一个可以解剖的生物体，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活着的有机体来看待。这些研究实质上仍在延续百年前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所提倡的方法。

近年来，史学界在注重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动态性与有机性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方面是学习与借鉴年鉴学派对整体史的把握，强调大历史观念，反对历史的碎片化。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特征。“新陈代谢”说最为典型，陈旭麓的研究无疑开启了中国整体史研究的潮流。朱浒试图从义赈制度的个体景象展示此种努力。夏明方有关生态史观的创见更是大大扩展了“新陈代谢”的内涵，不止生理、技术还有信息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正是对历史节奏感的一个重要揭示，不过，它更多强调的是生命体或者社会整体的连续性与日常性。

事实上，如同生命体的新陈代谢被疾病打乱，社会的新陈代谢往往被天灾人祸破坏。灾害往往是个体或社会生命节奏变动的枢纽所在。灾荒自然成为历史节奏感变化的焦点。历史是一个活动的有机生命体，它始终处于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动态变化之中，而灾害往往扰乱历史生命体的新陈代谢。要想把握历史变迁的节奏感，就必须整体性把握灾害与日常、突变与遗传、裂变与延续的关系。

循此思路，将灾害置于日常生活中思考，将突变置于新陈代谢中观察，在整体中重视局部，在连续中注意变化，这无疑是当今灾荒史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反观当下诸多灾害研究，或拘泥于结构式观察，从各个灾害的类型出发，如水灾、旱灾等研究，试图解释各个灾害发生的特殊景象；抑或沉溺于纵向式观察，从各个朝代或者某一历史时段归纳，如清代灾害、明代灾荒等，试图描述某一时段的灾害景象。这些研究扩展了对灾害的认识，特别是其重视灾害发生的内部结构，注意总结灾害自身特征，考虑灾害的社会影响，对于推进灾害研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往往难以摆脱以灾害为中心的思维惯性，或将灾害与日常生活对立起来，或将灾害发生看作历史演变整体的一个部分，很难将灾害发生理解为社会演变的另一种历史节奏。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研究矮化了灾害研究的自身价值，放弃了灾害研究最为独特的观察视角。笔者认为，灾害与日常生活是中国社会变迁图景的两种不同形式，两者犹如历史演变节奏的不同韵律。在两者的整体联系之中，我们才能感知历史变动的节奏，才能把握历史演变的复杂性，特别是救灾斗争与日常生活的特殊逻辑，即救灾逻辑。

社会演变的节奏，首先是通过大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组织的变化，特别是自然灾害、战争、疾病等的发生，即天灾人祸得以充分表现。自然灾害与战争如影随形。将自然灾害与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整体性研究，正是近年来灾害研究的重大进展之一。如甲午战争、洋务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等近代重大政治事件，无不受到自然灾害的极大影响。天灾人祸互相影响，成为中国社会演变中独特的景象。在甲午战争中，救灾与战局两者密切相连，不仅让清政府焦头烂额，更让广大百姓深受天灾人祸的双重苦难。显然，注意灾害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重视灾害对历史节奏的改变，李文海、夏明方等正是这一研究思路的实践者。

重大灾害本身也对社会发展甚至新生制度的演变产生重要的影响。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近代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不过，重大自然灾害与政治事件毕竟只是历史长河中偶尔溅起的浪花，更多的是缓缓流动的民众日常生活。灾害不仅跟历史大事件有关联，更跟历史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年年防饥、夜夜防盗、养儿防老、积谷备荒，这些民间俚语更微观地展示灾害与日常生活、生命过程的紧密关系，展示救灾逻辑的广泛实践性。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除了个体的生活知识与生命感受外，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规则。社会制度就是最为典型、无法忽视的社会规则。社会制度是人们处理日常生活的重要社会准则。社会制度形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节奏与内容。

怎样关注那些连接灾害与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社会制度呢？怎样通过这些独特的救灾制度展示救灾逻辑的复杂与特殊呢？对于灾害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却极为关键的问题。近年来，制度史研究如“复古”之流，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如邓小南、刘增合等的制度研究，更多重视制度与人事的关系以及人与资源的关系。再如朱浒有关义赈的研究，展示了特定区域之间社会群体实践的关系。制度史研究的推进给予灾害研究诸多有益的经验。对于灾害研究来说，对以往有关救灾制度的疏爬与整理是不可忽视的，如仓储制度。典章制度的沿革、社会经济功能、政治角色都是人们进一步认识制度的重要面向。不过，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长时段、更加整体化地认识制度，需要将制度研究与实践研究紧密结合，需要将制度研究、日常生活和人类感受紧密结合。

以仓储制度为例，救灾制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研究者不能只是关注救灾时候粮食的赈济，而应该整体性关注平时的粮食存仓、仓厫的管理等。粮食的储备、流通与灾时赈济是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不容简单的割裂。本书研究过去人们很少关注的仓储日常管理及其中的技术细节，正是希望从一个全新的、更加深层的视角去理解仓储制度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

积谷备荒、储粮救灾是古代中国人对救灾逻辑的深刻见解，更是他们在长期日常抗灾斗争中凝练出来的真知灼见。无数灾难告诉人们，只有在平时做好储备粮食，在应对突然爆发的灾害时才能取得较好的救济效果。正是围绕这一优秀的救灾思想，古人通过建设专门的救灾性储粮仓库，调控粮食储备，开展灾害赈济、物价调控等社会活动，以此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并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救灾性粮食储备制度，即仓储制度。

传统仓储制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早在先秦时期，重视粮食储藏的思想即已经萌发，管仲是重要的代表人物。西汉初年，专门性救荒仓储即常平仓首次出现。它旨在通过国家掌控粮食的买卖，利用粮价的季节差异获利建仓，达到调节粮价高低和救济农民的双重目的。隋唐时期，依托民间力量储谷赈济的义仓开始兴起。先是地区建设，后成国家赋役的一部分。南宋时期，大儒朱熹借鉴青苗法，实施仓谷借贷，强调绅士管理。此后，朱子社仓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以常平仓、社仓和义仓为代表的仓储体系历代相沿、遍布全国，在历朝历代的无数次救灾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成为古代中国救荒实践的鲜明特色。

传统仓储的运营始终未能摆脱以仓养仓的经营模式，无论是常平仓的贱籴贵粜，还是社仓的春借秋还，抑或义仓的贱买贵卖，仓储盈利的范围始终停留在粮食流通领域。粮食交易的风险、日常管理的费用、谷物贮藏的损耗、灾害时期的赈济等因素往往使得仓储管理成为一个亏本的买卖，被官吏视为畏途。传统仓储的管理同样始终未能摆脱官吏主导的方式，无论是常平仓的官吏经手、官吏监督、交代盘查，还是社仓或义仓的绅士管理、官员监督，仓储始终无法脱离各级政府权力的控制与制约。仓储管理程序烦琐、粮食交易复杂、粮食存储易损等种种管理难题使得仓储建设始终未能摆脱兴废无常的结局。传统仓储的运营管理危机由来已久。西汉刘向就曾直言常平仓弊端百出。隋唐义仓后改为赋役征收，最终沦为官物，尽失初衷。惠民之政竟成害民之举。朱子社仓也陷入有借无还的窘境，南宋时黄震就有纠偏之举。清代仓储的运营管理危机更是如此。清代全国仓储储量乾隆初年高达4000余万石，嘉庆初年却降至不到一半。

近代仓储的转变开始于传统仓储运营方式的废除。陶澍丰备义仓开启了新的仓储管理模式，废除了以仓养仓的传统运营模式。同光以后，以苏州丰备义仓为代表的新式积谷仓在江南地区得到蓬勃发展。其运营方式允许仓外养仓，往往通过置田收租、发当生息等新式经营方式实现了仓储运营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在管理方式上，要求官绅会办，往往通过绅董制度、轮班管理等新式管理方式实现仓储管理的独立。至光绪末年，发轫于江南，在湖南、广东、四川等地兴起了多场积谷运动，近代仓储实现了根本性转变。

近代仓储的转变展示了救灾逻辑的深层内涵。日常与灾害的矛盾使得传统仓储管理者更多关注灾害时期的救灾效果，忽视日常管理的成本费用以及日常的谷物损耗等。来自成本的压力，尤其是管理成本的存在使得仓储管理越来越倾向于简单化。陶澍所倡建的丰备义仓一改传统经营方式的出发点，减少管理成本，杜绝纷争。新式经营方式也改变了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苏州丰备义仓的巨大盈余使得绅士对于官吏的无理剥削多了一份理直气壮的斗争勇气。当时，无论是储存技术还是经营技术的改进，最终使得近代新式仓储制度内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尽管一项社会制度的运行效果在具体区域中的实践效果差异很大，特别是中国广阔的地域空间，不同的区域形态使得制度在各地区的实际操作呈现不同特色。仓储制度在各地运行往往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粮食藏储的种类不一，筹集谷本的资金渠道也往往不同，或发典生息，或置田收租等。但是，所有仓储制度的运营都离不开粮食存储的成本消耗与战略安全、日常管理与灾害赈济、技术变革与制度调试的三大基本矛盾，它们在这些问题上往往表现出内在的一致。

清代江南地区，包括安徽、江苏两省，人文发达，所存仓储资料极其丰富，为研究者了解区域仓储的运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该地区的仓储建设与全国始终同步，甚至超前，对于了解清代仓储运行机制提供了较佳的窗口。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该地区苏州丰备义仓留下了完整的仓案资料，为深入了解仓储的运营细节提供了难得个案。

从丰备义仓的个案实践出发，观察仓储日常管理与战略安全的内在紧张，实证分析管理成本与经营效益的内在矛盾；进而讨论江南区域仓储的地方实践形态，探析地方资源与国家制度的互动；再反思国家层面的仓储实践，思考技术革命、制度变革与国家能力的复杂关系，成为本书重点讨论的三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