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联式培育：党建引领乡村共治的
创新路径及其发生逻辑
——基于“五社联动”的多案例研究
吴高辉 文宇
作者简介:
[1]
吴高辉，管理学博士，中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研究员、汕头大学地方政府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牛津大学访问学者；[2]文宇（通讯作者），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发表时间：
202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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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联式培育：党建引领乡村共治的创新路径及其发生逻辑——基于“五社联动”的多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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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建引领乡村共治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但现实场景中出现了社会联动不足、党建悬浮、治理碎片化等困境，故而基层党组织如何发挥自主性来适应乡村共治需要成为关键的议题。本文基于集体行动、政治耦合、法团主义与赋能理论构建了“政社关系驱动→政治耦合过程→党建引领共治结果”的理论框架，并结合“五社联动”的多案例，阐释了案例中所呈现的“卷联式培育”逻辑。研究发现：（1）党领共治包括利益、权威、价值嵌入的政治耦合过程；（2）不同的政社关系和耦合方式衍生出党建引领下四种强弱配比的卷联—培育模式；（3）党建引领“五社联动”可以通过资源输入、组织赋权、话语宣传三条路径，卷联社会资源、培育主体能力、适应乡村共治。基层党组织遵循卷联式培育原理发挥自主性以适应乡村共治需求，不仅实现其自身与社会主体间的双向赋能，而且为化解乡村治理行政化、激励社区善治提供了有益的治理启示。
关键词：
党建引领;五社联动;卷联式培育;社会治理;乡村振兴;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近年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实践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1,2,3]，它回应了党组织如何有效联系群众这一基础问题。国际上主张通过基层组织吸纳多元主体和社会资本嵌入基层治理[4]，形成自组织协作治理、协同治理和网络治理等模式。中国则出台系列政策，如《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强调了党领社会参与乡村治理的“五社联动”机制。
党建引领“五社联动”，旨在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抓手来整合社区多元主体力量、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改变过去“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粗放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复杂生活需求的困境。具体而言，即在党建引领下基层政府推动社工站（室）建设，以社区为平台，卷联社会慈善资源，培育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等主体的自主性和互动式参与能力的社会治理实践。调查发现，有的农村社区的社会慈善资源在党建引领下逐步丰富，使得不同社会主体在集体目标下各司其职（简称为“联中动”）；有的农村社区在党建引领下根据社区问题和需要逐渐挖掘社会慈善资源和各参与力量，促成稳定的集体行动（简称为“动中联”）[5]。这些联动策略可以改变“单打独斗”的服务方式，形塑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乡村共治模式，因而具有较强的共治效应和研究价值。
党建引领“五社联动”实践中，部分乡村治理主体面临有限的治理资源却能够有序合作，而有的则呈现“联而不动”“党建悬浮”“治理碎片化”等共治困境。具体表现在：一是“五社”参与诉求与联动机制之间存在矛盾。2021年我国志愿服务、持证社工、社会组织总量同比增加，但有秩序的志愿服务组织、高质量的社会工作师、合法性的社会组织不足[6]。二是“五社”服务创新与组织培育之间存在矛盾。当前基层“五社”服务单一、供给不足，党政机构对“五社”的价值引领和创新培育并不充分。三是“五社”中公益慈善资源输入的社会理性与个体利益之间存在张力。慈善组织建构期就吸纳了部分凸显个体或公共理性的捐赠人，致使“慈善下乡”效果各异，加剧村级组织承接各类资源利益输入的统筹与分配压力。将上述现实问题置于当代政治社会学视野会发现三种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是“类全能主义”[7]视角下法团主义制度性的消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二是“权能主义”[8]视角强调治理目标实现的统合性权力与强调限制各权力属性的制约性权力间的混合状态；三是党群关系视角认为政党统合通过意识形态引领和价值传递改变了以双重管理体制为核心的传统模式[9]，从而激发了社会组织自主性。显然，这些都强调了（执）政党的统合作用；究其渊源，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党塑造社会”[10]，至于政党如何塑造社会则属于政党自主性与适应性的议题。
那么，在党建引领“五社联动”的现实场景中，面临“联而不动”“党建悬浮”“治理碎片化”等共治困境，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怎样的自主性以联结各类社会治理资源和主体来适应乡村共治需求？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本文将在深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话集体行动理论、政治耦合理论、法团主义以及党建赋能等相关理论来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进而运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来呈现该理论框架下的核心概念及其发生逻辑（卷联式培育）。具体而言，本文试图探究党建引领社会资源和社会主体共治乡村的卷联路径与培育机制，从而回应政党自主性与适应性议题。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国内社区治理研究大多数借鉴国外改革论、功能自治论、社区自治理论等形成了著名的沈阳模式、上海模式和江汉模式，推动了“双工、三社、四社联动”和“五社联动”[11]。乡村治理中“五社联动”的实质是探讨在党建引领下如何实现“五社”中主体性要素和资源性要素联动共治的问题。党建引领“五社联动”主要探讨为何要党建引领“五社联动”、基层党组织如何卷联“五社”主体性和资源性要素、何以培育乡村多元共治力量等问题。
（一）集体行动视角：党建引领乡村“五社联动”的共治动因
党建引领“五社联动”意味着政党引领社会化解集体行动困境。首先，基层党组织运用自身号召力、组织力和政治优势，激励“五社”主体和资源因素有序卷联，促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尽管社会资本、互惠利益关系有助于自我管理、集体利益生成，集体社会资本会促进个体共同行动，但“个人—社会”利益并非自动协调，易于产生搭便车现象，因此需要通过小规模集团、制度约束、选择性激励等方式消解集体行动困境[12]。而集体行为多是非理性的产物，容易因为缺乏价值共识而陷入冲突内耗的困局，因为个人与集体利益不一致而产生搭便车现象，因为缺乏领导权威而沦为低效无序的状态[13]。具体到乡村领域，集体行动力下降是导致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能力衰减的实质因素[14]。故而，党建引领的“价值、权威与利益”三重嵌入机制就显得尤为关键，可以通过政党话语宣传、资源输入与组织动员等复合治理方式，卷联社会力量参与共治，培育“五社”主体的集体行动意识与能力。其次，基层政权扩张与社会活力存在“收—放”关系悖论，需要形塑合适的共治格局来维持稳定的集体行动。党建引领“五社联动”，能够以政党引领、动员社会来再生产国家基础权力[15]。因而基层党组织需要调适、平衡“五社”主体与基层政权力量的合作关系，释放政党自主性，形塑基层的政治、行政、自治“三元统合”[16]的共治格局。简言之，遵循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五社联动”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易于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从而回应乡村公共治理危机。然而，该视角尚无法解释党建何以引领“五社联动”实现有效共治。
（二）政治耦合视角：党建引领乡村“五社联动”的共治过程
党建如何引领“五社联动”的共治过程本质上是基层党组织如何有效连接社会的问题。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斯的“寡头铁律”指出任何社会都由组织（政党）统治[17]，政党集权化会加剧社会脱钩。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的“政治耦合”（Political Articulation）理论则回应了该“铁律”，可以对党建引领“五社联动”实践提供解释。后来，阿根廷学者拉克劳把“将分散议题编织成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构建过程”界定为政治耦合[18]，但忽略了“耦合”不仅是单一的话语表达，还囊括组织、利益、资源等多元政治社会学过程[19]。鉴于此，本文将政治耦合理解为党组织通过“话语表达、组织再造、资源嵌入”方式，粘合“观念、权威、利益”后形塑的“党建引领乡村社会共治”的实践过程。党建引领乡村社会共治是“话语构建—组织动员—资源输入”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治理实践，但它在解释党建引领“五社联动”共治过程时仍显局限。除了强调政党和多主体的耦合过程，还应重视基层党组织权威塑造所带来的社会治理主体性培育效果[20]。
（三）法团主义与党建赋能视角：党建引领乡村“五社联动”的共治策略
党建引领乡村“五社联动”是基层政权与社会力量在政党引领下互动互促的体现。法团主义（Corporatism）研究认为政党介入社会组织，利用国家权力消弭“国家—社会”冲突。它包括权威型的国家法团主义和自由型的社会法团主义，前者强调国家或政党的主导优势，后者聚焦社会自治能力培育。施米特认为它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21]，重点关注如何将不同社会利益以各方同意的方式嵌入国家制度。显然，法团主义主张的是中介化治理的权威政体模式，如“资本下乡”“嵌入性治理机制”“培育‘五社’第三方平台”[22]参与乡村治理，这能较好避免国家主义、多中心治理理论诟病。但在类全能主义模式下法团主义并不稳定，忽略了党建引领下的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培育效果。因此有学者主张新型的“多元化法团主义”[23]模式，这为在“五社联动”中强化党建引领和社会群体中介性功能提供了新的启示。
对此，学界围绕“政党如何培育‘五社’治理合力”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比如，政社“调适性合作”[24]、“以红领专”[25]、社会组织“渐进式嵌入”[26]乡村振兴等。已有研究既强调培育乡镇企业、学校、媒体、新乡贤、农民志愿者、农村民间慈善等资源合力，也注重发挥“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小组理事会等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但尚未深入解释各主体缺乏联动持续性、主体要素与资源要素联动不足的问题。对此，赋能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
党建引领乡村“五社联动”是政党赋能主体和“五社”赋能对象之间对话合作、协同共治的动态过程。赋能理论（Empowerment Theory），也称激发权能理论、赋权或授权理论，由芭芭拉·布莱恩特·所罗门（Barara Bryant Solom）提出，她认为赋能旨在降低社会弱势群体的“无权感”[27]，帮助无权者获得一定行动权、参与权、决策权。也有学者指出，赋能是传播交流的过程，能将个人能力和社会变革紧密耦合，进而卷联组织、社会和个人等多主体，驱动组织力、社会参与力和自我效能感[28]。国内学者探讨了基层治理语境下的“党建赋能”[29]动因、“授权赋能”[30]机制、“赋能型治理”[31]效能。然而，已有研究忽视了基层治理压力和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以及由此引发的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广而组织力过载的现实难题。对此，“党建赋能+合作社+龙头企业+村里能人”“融合式党建”[32]“数字党建”[33]做出了回应，但并未充分聚焦赋能主体与对象间的关系。因此，亟须重新审视赋能理论在提升参与主体行动效能上的意义，而且这并非单向地赋予某种能力，而是依托党建引领实现“双向赋能”。一是正向赋能，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资源下沉基层，以制度赋权等方式吸纳、联动和培育社会力量，提升党组织对社会的组织力。二是逆向赋能，基层党组织覆盖面过广的现实压力倒逼基层政权给社会力量以合适的发展空间，而社会力量凭借自身专业知识与技能来协助基层党组织完成社会治理任务，从而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
（四）研究评述与理论框架
上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素材和理论启示，但在关注面、研究视角和关键理论对话等方面有待推进。一是局限于“三社”“四社”现象，缺乏对“五社”主体和资源接续卷入、“联中动、动中联”及其“卷联式”行动策略的动态关注。二是虽然指出了党建向下赋能与乡村社会向上承接的张力问题，但对政党引领方式和社会组织培育策略间关系的研究欠缺。三是尽管关注了基层党建满足乡村社会需求变化的被动适应过程、“政党培育社会力量”的共治过程等问题，但对党建引领“五社联动”中的“主动适应”的过程认知不足，亟须从资源和主体层面去解释党建如何卷联社会资源，如何培育“五社”主体共治乡村的过程。
围绕“党建如何引领‘五社联动’共治乡村”的研究问题，本文在乡村振兴情境下，将党领共治过程视为不同政社关系对政治耦合产生差异影响的结果，构建“APCC”[34](Antecedent指前因，Process指过程，Consequence指结果，Context指情境）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具体而言，第一，党领社会共治本质是如何有效衔接政府和社会，党建赋能、行政动员、社会参与都有可能会影响政社关系，遵循政社合作逻辑也是形成乡村集体行动的前提。第二，在不同政社关系驱动和政党利益、权威、价值耦合下，乡村治理会产生合作强弱不等的差异化共治模式。第三，社会资源卷联和主体能力培育构成党领乡村社会共治的关键路径。
图1 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这种基于党建引领下社会“资源—主体”的互动过程，我们称为“卷联式培育”。即党建引领“五社联动”实践中，基层党组织通过资源输入、组织赋权、话语宣传等路径将“五社”优势要素渐次卷入乡村社会治理目标后，从资源联动、主体动员、自治能力等方面培育社会主体的共治意识与能力，从而形成稳定的集体行动与乡村共治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卷联”不是基层治理内卷化的联动效应，而是在党建引领下实现“五社”资源性和主体性要素的“联中动、动中联”的内在机制；“培育”不是基层政权直接控制社会或强调基层政权权宜性原则的策略性治理，而是在确保党组织的核心地位下驱动政社双向赋能。
接下来，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法，重点从政治耦合理论视角，论证基层党组织卷联利益、权威、价值等资源要素，培育社会力量联动能力、治理主体自主性和自治动能的过程，从而提出党领“五社联动”共治乡村实践中“卷联式培育”的发生逻辑。
三、研究设计：
研究方法、案例呈现与比较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实施过程概述
本文主要采用“嵌入性多案例研究”[35]方法。它遵循复制逻辑，能实现从案例比较到理论构建的突破。嵌入性案例研究重点关注分析单位（如资源输入、组织建设与话语表达）而非某一组织的整体性质，能揭示不同经验的趋同轨迹（本文为“卷联式培育”）。
案例选择采用“最相似案例”（Most-similar）方法，即除某个关键变量外的变量都最大程度的相似。依据4～10个多案例研究数量基准[36]，理论抽样4类典型案例，如表1所示。所选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原因在于：第一，样本村均是具有明显党建引领导向的农村，符合“等结果设计”（Equifinality Design）和“逐项复制”（Literal Replication）（即不同分析单元在同一阶段呈现相同发展模式，各时序阶段具有内在关联和共同轨迹）逻辑。第二，样本村差异性显著，如空间分布、治理模式、发展基础等，契合“差别复制”（Theoretical Replication）（即对不同案例中党建引领模式溯因，归纳差异化选择路径）逻辑。
数据收集渠道有：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二手资料（网络资料、文献检索、第三方媒体报道），如表2所示。参与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是主要的资料收集方式。以C1、C2为例，2021年3月至2022年3月，笔者多次深入案例村，重点考察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过程与效果。自2022年3月以来，笔者作为湖南省委政法委“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组成员，了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最新进展；之后保持学术联系，获得近8万字的有效一手访谈资料。对于其他案例，本文采用新型的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Computer-aided Text Analysis,CATA），借助“八爪鱼”网络爬虫技术采集乡村社会治理相关政策文件、微博、公众号中的典型经验，整理2009年以来“三社联动”“四社联动”和2019年以来“五社联动”等相关期刊、书籍资料，搜集近5年媒体报道资料135篇，共16.9万字。
（二）四个地方的案例比较分析
囿于治理情境差异，我国各地总体呈现四类党领乡村社会共治的典型样态，如图2所示。
图2 党建引领“五社联动”
的四种“卷联式培育”策略(2)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1. 强卷联—强培育：浙江A村的“五级党建+现代社会”
A村是东部浙江省H市D县L镇乡村振兴示范村，乡村社会治理基础较好，政社关系紧密。2021年9月被评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2022年1月，浙江首个“五社联动助推共同富裕”项目在D县启动。A村响应上级政府号召，形成了党建引领“五社联动”共治经验：“五级党建+现代社会”。
表1 案例基本信息
注：根据学术伦理要求采用“匿名化”处理，所用的文件、材料均获得调研单位许可，涉及地名、文件或身份信息均以字母代替。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研事实和二手资料整理总结。
表2 案例资料收集
注：收集资料的编码规则为：资料收集类型+材料性质-收集时间-资料来源或被访谈人身份信息。如“cd-20230210-C村书记”表示为：2023年2月10日对C村进行参与式观察并对C村书记进行访谈。
首先，为解决党建向下赋能和村庄社会向上承接不足的“中梗阻”，A村建立了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五级结对联建”体系。一是第一书记与村支部“合署办公”，省直机关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承接本村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二是实施“五级书记+五级社工”模式，设立“五级联建大党委”机制，搭建“省级社工站示范点—市（县、区）级社工总站—乡镇（街道）社工站—社区社工室—村级社工点”五级服务网络。三是实行“五联五促”：联组织促赋能、联社会促融合、联企业促共享、联基层促共治、联队伍促能力，驱动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其次，为弥合城乡慈善资源鸿沟，应对农村社会慈善供给匮乏问题，A村所在浙江省推行了“党建卷联慈善”策略。一是五级党建赋能五级慈善网络，市委书记统筹基层慈善组织，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分管慈善组织，联合村支书全面推进慈善分会、慈善工作站建设。二是党建融合基层组织与慈善组织，联动“村委会+业委会+慈善组织”，动员慈善服务下沉社区。党建宣传现代慈善理念，实施“党建+公益”“慈善+金融、环保、教育培训、公益宣传、社区服务”“慈善千万工程”“善治社区（村）”等公益慈善先行计划。三是搭建现代社区慈善平台，整合社区慈善事业资源，培育社区慈善组织、慈善专业社工、慈善志愿者、基层准职业化慈善工作人员。四是党建引领“慈善文化+企业公益”。如浙江蚂蚁公益基金会“五社联动”乡镇（街道）社工站助力计划项目，以“卷联+培育”方式实现乡村治理多元社会要素的动起来。（b P-20230201-A村所在省份慈善联合总会档案文件）
再次，为适应数字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要求，A村通过数字赋能[37]、政党赋权卷联“专业社工+志愿队伍+慈善力量”。在党组织权威和利益嵌入下，依托互联网技术拓展“云社工”平台服务，卷联慈善力量，培育志愿队伍；通过党组织价值感召，培育“五社”能人，发挥能人威望，联动“党员能人+社会能人+专业志愿服务”。（b V-20230118-A村内部资料）
概言之，A村“五级党建+现代社会”的行动方案，将分散的村民、闲置的社会资源、悬浮的党建重新“卷联”起来，经过“培育”形成了东部发达地区现代化乡村社会治理秩序：“强卷联—强培育”。即当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和组织力强，且乡村社会多元主体连带关系紧密时，通过组织权威、利益嵌入、话语宣传等卷联“五社”主体和资源，并兼顾主体自治和联动能力培育，可以促进“五社”力量形成稳定的集体行动。
2. 强卷联—弱培育：湖北B村的党建引领“社工+”村社互助模式
B村是湖北省L镇下辖的行政村。2019年12月，武汉暴发疫情，社会秩序、干群关系紊乱，倒逼社区治理模式调整。B村是Q县“三助行动”（即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农村留守人员关爱）社工服务项目试点村，率先革新了“社工+”的村社共治模式。一是形成了“村两委+社工”的村社互助格局。“村两委”发挥社工优势，实施“社工+包组干部+邻里志愿者”“村干包组+社工联动+志愿者带动+村民参与+儿童动员+家长宣传”（a N-20230118-B村新闻报道）联动策略，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参与共治。二是构建了党建引领“慈善+社工”行动方案。党建赋能慈善社工“四级服务”体系，加强乡村慈善社工项目、服务、宣传（b S-20230118-B村基层治理政府文件）。三是将“党建引领+社会参与”模式应用于乡村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等实践。将“五社联动”嵌入“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a E-20230118-有关B村“五社联动”方案制度），协同“第一书记+社工”“社工+志愿者”“慈善资源+志愿服务”，彰显了政党话语宣传、资源整合优势。
B村党建引领“社工+”模式，依赖社会力量实现村民自治、自我赋能、自我管理。注重社工机构独特优势及其与“村两委”、第一书记、社会组织、公益慈善资源、社区志愿者等合作，将分散的村民、碎片的社会力量、脱节的自治重新卷联起来，经过“耦合调适”[38]，形成了适用于中部地区的新型乡村社会治理秩序：“强卷联—弱培育”。即当农村社区具有良好的自治基础和组织网络，“五社联动”和村民参与认同强，基层党政机构减少直接的行政干预，通过党建引领培育“强社会”。
3. 弱卷联—强培育：湖南C村和L县农村的“党建和法治双向赋能‘五社联动’”
C村是中部湖南省N市2022年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示范村，但村组织单元较分散，依赖基层党建培育村社组织。为接续党建引领“五社联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趋势，C村在县、乡党委政府领导下探索了“党建赋能乡村社会共治”创新之路。表现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党支部+合作社+群众”（d-20180828-C村第一书记）、“党组织+能人+合作社+农户”（cd-20230201-C村书记）、开展“四联五到位”党群联动走访项目、培育农村“党群理事会”（d-20180915-C村所在乡镇党委书记）、调适“公共服务下移行政村”等等。
L县是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省级试点县，村级社会治理相对规范，但和C村同样存在社会参与碎片化、“党组织干、群众看”“末梢失灵”等问题。由此形成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现代化”（d-20220315-L乡工作人员）策略，如“党建引领+三级联动”“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服务重心下移”“四联三延五进网格”（d-20220315-L村支书和第一书记）。
C村和L县农村案例揭示了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重要性。在此秩序下，它们所在省份衍生了“党建赋能‘五社联动’”“法治赋能‘五社联动’”共治策略。一是法治赋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培育扶持公益性社工服务机构、制度化村（社区）志愿服务。二是培育孵化互助性社会组织，鼓励党建规范化、运作合法化的社会组织优先承接政府项目，比如“五社联动·家园助力站”项目试点。三是强化“五社联动”过程中的规则意识，规范村社综合服务，以党建价值号召农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社区服务，依法向乡镇赋予行政执法权，有序整合、分配社会公共资源。（a O/E-20230223-湖南省“五社联动”方案）
上述案例在“党建引领乡村社会共治”“党建和法治双向赋能‘五社联动’”情境下形成了“弱卷联—强培育”的路径。即当基层政府管辖内的社区具有稳定的自治基础，但社会、村民缺乏足够的乡村共治认同，党组织就会增强共识（或价值、利益）动员、党建赋能，卷联主体和资源要素参治，通过法治化制度优势来培育、规范“五社”主体的联动能力及行为。
4. 弱卷联—弱培育：广西D村的“书记领办+五社三站”
D村处于广西X镇，村民“原子化”、村社集体薄弱、自治官僚化等问题显著，乡村社会治理压力繁重。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出台系列政策，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由碎片化迈向“五社三站”体系化。相比东中部案例，D村更依赖党政动员，塑造了在社会力量卷联松散、主体自治和联动能力培育不足时党建引领“五社联动”的适应性路径：“书记领办+五社三站”2。一是实行“党委统筹的项目制”。基层党支部领办农村环境治理、社会救助、法治建设等项目，通过村党员志愿者入户宣传、衔接“专业社工+全民义工”等方式，强化项目实施中的党建思想引领、服务引领和志愿服务队培育。二是构建“四级社工站+社工站党支部+农村一线社工”联培机制。建立市级统筹、县区指导、乡镇落实、村居配合的四级社工站督导体系，成立各级社工站党支部，党组织牵头培育本土化、职业化、综合性社工人才，由县级社工总站、乡镇行政社工站向下拓展村级一线社工室。三是党建引领慈善平台助力乡村振兴，以“联”培育“五社”要素协同。
以上较为全面地展现了D村的“虚（书记领办）实（五社三站）结合”的共治模式。这适用于社会治理基础薄弱的欠发达农村，即当农村社会治理面临“弱卷联—弱培育”问题时，可以通过党政权威强化“结对联系”（党员联系群众），权威动员“五社联动”，以“强动员—强参与”形成乡村社会共治集体行动。
表3 多案例梳理与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案例比较归纳总结。
以上四个背景与做法不尽相同的案例，展现了共同的治理导向、实践特征与内在机理，如表3所示。其一，以党建引领“五社联动”共治乡村为行动目标，运用“书记项目、能人示范、共识调适”的行动策略塑造了“五社”主体“联中动、动中联”的实践机制。其二，党建引领遵循“卷联式培育”机理，以资源输入、组织赋权与话语宣传路径嵌入乡村社会后卷联多方利益、权威与价值，培育主体资源联动和自治能力，进而形成稳定的共治集体行动。
四、卷联式培育：党建引领
“五社联动”的实施路径与内在机理
结合案例分析与理论对话来阐释“卷联式培育”的实现路径、条件与策略，如图3所示。具体而言：（1）论述党建引领“五社联动”的实施路径与作用机制，即资源输入、组织赋权、话语宣传路径下的“利益、权威、价值”三重嵌入机制；（2）剖析不同路径生成的策略选择及其产生条件，回应“卷联什么、培育什么”“如何卷联、如何培育”等问题；（3）结合已有理论，挖掘上述治理现象的内在机理及其对乡村社会共治的作用。
（一）利益卷联与联动培育：资源输入路径下的村社协同与慈善分配
乡村振兴实践是一条依托党政、市场与社会参与的资源输入路径，依赖资源下乡驱动乡村社会利益更新，新的利益嵌入使原有利益结构从村庄内部利益向各级主体利益扩张。治理主体由常规行政体系中的四级涉农部门，向党建引领社会共治模式中各级党政机关、企业、“五社”力量、村级干部等结对参与的行动者融合。这反映了村级组织利益承接与资源分配的两大难题：对自上而下资源输入的利益整合与渐次卷入，和对输送到村庄的优势社会要素进行分配治理与资源再生的问题。为此，党建引领“五社联动”构建了利益卷联与联动培育的治理机制、村社协同和慈善分配策略以及“书记项目”具体措施。
首先，“五级党建”促进乡村“五社”主体和资源利益卷联，进而促成村社协同。利益卷联指党建引领多重利益向农村嵌入，促使多方资源的有效联动与分配。村社协同指社会资源下沉基层后倒逼农村治理主体与社会力量共生与共治。村级组织发挥村级资源统筹作用，根据自下而上的利益需求调适上级供给的社会资源，推进第一书记、驻村干部、村委会等与“五社”力量形成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利益向下嵌入的村社协同。
其次，村社利益卷联之后以党建引领各主体联动培育，助推慈善分配。联动培育是对各治理主体链接其他社会力量和资源的能力的培养，慈善分配即有效分配村内社会慈善资源。村级组织既需要强化利益联动意识和资源整合能力，与社会力量在利益互动层面形成利益共同体以适应村庄内部分散的利益诉求，又需要有效分配统筹后的慈善资源，实现利益分配。
最后，“书记项目”是资源输入路径下村社利益卷联、乡村慈善开发培育的关键措施。它能使村级组织以项目化运作形式承接社会资源并在地分配。而资源下乡存在分配困难，如平均分配、专款专用等传统方式导致的投入产出失衡、资金支出刚性化。党支部领办各类资金和项目，既夯实了各级党政机构的多重利益卷联责任，又为通畅资源供需、满足村内利益诉求提供了分配、培育的平台。典型的如A村“党建+五级慈善网络”，五级慈善组织上下协调乡村公益项目后，村党组织依需领办相应项目，并以民主评议与干部审核公平分配，以“党建+网格化管理”发包和执行项目。同时依托五级党建卷联多方慈善资源入村，培育相关的慈善服务能人、党员志愿者、专业社工、慈善社会组织等，实现“五社联动”中“联中动”的主体性、专业性与“动中联”的互动性、协调性。
图3“卷联式培育”
机理的运行路径、条件与策略
注：未加粗“→”及上附文字，如表示：概念间的关系是前者X以“→”上的文字C所指示的逻辑表现为后者Y；加粗“→”表示前者所带来的影响或作用；加粗“→”及上方文字表示：前者经过文字所指示的经验共同导向后者；虚线表示乡村振兴视域下“党建引领基层政权—乡村社会有效集体行动”的抽象关系。
（二）权威卷联与主体培育：组织赋权路径下的党建赋能与三社动员
上述资源输入路径下的利益卷联—联动培育建立在组织赋权下权威卷联—主体培育的基础之上，并生成了党建赋能、三社动员策略和能人示范机制。其中，权威卷联是将多方组织权威、利益、资源耦合，包括党政机构自上而下的权威支持或上级赋权，和乡村社会自下而上的权威争取，促成集体行动与共治共识；主体培育是对乡村优势社会资本的引导与培养。
首先，党政机构政治压力催生组织权威卷联，进而重塑党建赋能策略。一方面，基层党建悬浮、乡村市场化致使乡村社会发展自主空间扩张、农村个人主义取向盛行，倒逼党政赋权以组织为首的农村社会集体性力量联盟。比如，以“合法性赋能”保障社会组织参与正当性，以“权威性效能”提升组织行动公信力，以权威卷联促进政社共治，推动政党组织社会转向政党引领社会。另一方面，在各级权威卷联下，村级党建可以争取乡镇以及更上层党政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联系和政治权威支持，从而达成集体行动共识。典型的做法有：A村“五级结对联建”、C村“党建引领自治单元下移”、L县农村“三级党建联动”及其所在省份“法治赋能‘五社联动’”举措。
其次，权威卷联后，基层党组织通过主体培育机制推进了三社动员策略。乡村社会内部治理及其整体治理呈现一种自主—嵌套关系，既需要通过组织权威规范乡村内部优势社会资本培育程序，也需要形成在地化、整体性的动员调适机制。具体策略如B村的“党建引领+社会参与”：一是向下拓展村级党建权威，优先引领“三社联动”，党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合作环境，培育特色农村经济合作社、红白事理事会、乡贤协会、老年人协会，从而带动慈善和志愿服务；二是培育“五社”能人，党建赋能、专业加持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发挥农村社会“不完全自主性”（即依附于党政领导下的自主）。
最后，在主体培育下通过能人示范助力“五社联动”。基层党员干部和“五社”主体中的能人示范作用是党建引领各级、多方权威卷联的外在表现。“五社联动”可以通过能人示范来彰显主体培育和三社动员的效果。典型的做法有“党建引领+三社联动+村里能人”，通过党建引领、培育、壮大乡村社会能人队伍，包括“社区能人”“社会组织能人党员”“村干部能人+技术能人+专业社工”等，实现以强带弱和正向涟漪效应。此外，基于能人示范的“三社”主体培育派生了对“五社联动”实践中相关志愿者和慈善能人的孵化，比如A村的“党员能人+志愿服务”“红色能人”“能人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