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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张德明｜视角、史料与理论：新世纪以来国内出版海外民国史研究译著述评

开放时代杂志 · 公众号 · · 2025-01-22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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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5年第1期

图：民国时期的上海南京路

（图片来源：“春秋史话”百家号）

内容提要 ：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海外民国史研究的译著。这些译著的内容广泛，涉及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人物等方方面面，体现了海外民国史研究成果的多重面相。海外民国史研究译著的视角新颖，利用了大量的外文史料，且在观点、概念及理论范式上善于创新，从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环境史、情感史等角度深化了民国史研究。国内学者应继续加强与海外学者的借鉴交流与平等对话，拓宽民国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加大对海外最新民国史研究的成果的引进、翻译，加快推进本土的民国史理论范式的构建。

关键词 ：海外民国史　译著　史料　研究视角

民国史研究历来是海外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热点之一，涌现了以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裴宜理（E. J. Perry）、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民国史学家及其代表著作，也对国内的民国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000年以来，国内出版社陆续引进、翻译了一些海外学者的民国史研究著作，极大地丰富了国内学界对海外相关研究的认知。这些民国史译著的作者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所研究的内容上有较强的代表性。为此，本文选取新世纪以来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海外民国史研究译著为研究对象 [1] ，探讨海外民国史研究的视角、史料及理论，总结其特点及不足。

一、海外民国史研究译著概况

新世纪以来，国内出版的海外民国史研究译著，内容主题广泛，涉及民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人物等，而且有新政治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领域的代表作，在时间段上则是抗战史领域的研究著作颇多。从作者的国籍来看，涉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学界的成果最多，体现了美日两国在海外民国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

（一）民国政治史研究

在民国传统政治史研究上，海外学者对一些民国重大事件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摆脱了政治的宏大叙事，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挖掘。同时，还有一批新政治史领域的民国史著作陆续出版。新政治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学界逐渐兴起，其政治事件研究克服了传统政治史的事件主义倾向，注重从政治事件透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政治行为研究将关注点从精英人物转向社会民众，并吸收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2]

海外一些学者对民国政治史的重大政治活动、战争进行了深入研究。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的《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以五卅运动为时间坐标，简要叙述了1911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并将论述的重心放在中国近代化的努力、精英分子在文化变迁中的调试与作为、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以及国共战争的经过等方面。 [3] 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对国民党的北伐、军事改革及抗战等战争与军事相关的活动进行了考察，把战争和军事置于国民党历史的中心，分析了民族主义、重视传统及地缘政治对国民党活动的影响。 [4] 深町英夫的《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从“教养身体”的视角来研究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对运动背后体现的政府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改造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国民党政权如何企图介入、干预人民的日常生活等问题。 [5]

民国时期的民主政治也是海外学者的讨论热点。柳镛泰的《职业代表制：近代中国的民主遗产》探讨了学界关注较少的近代职业代表制的萌芽和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发展，与训政体制的关联，以及它在抗战期间及其后的继承、延续与发展，借此考察20世纪中国对民主主义的探索。 [6] 冯兆基（Edmund S. K. Fung）的《寻求中国民主》专门探讨了民国不同时期的民主运动情况，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活动家寻求民主的努力进行了分析，考察了中国民主思想形成的内因和外因。 [7] 李木兰（Louise Edwards）的《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探讨了1900年至1948年中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首次全面研究了中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及其与早期妇女运动之间的联系。 [8]

海外还有一些著作受新政治史研究思潮影响，注重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从区域或个案事件对民国基层政治进行考察。萧邦齐（R. Keith Schoppa）的《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初的浙江》主要根据社会生态的差异划分了“四个浙江”，分析了20世纪前三十年间浙江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探讨了浙江不同区域的社会政治精英与政治结构变迁的关系。 [9] 林郁沁（Eugenia Lean）的《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专门探讨了1935年施剑翘射杀军阀孙传芳的案件，通过对媒体、政治和法律档案的详尽调查，展示了施剑翘设法为父复仇、吸引媒体注意并争取公众同情的具体策略。 [10] 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专门探讨了上海的罢工运动背后的工会、政党等问题，对20世纪20—4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情况，特别是烟草、纺织和运输三大行业的工人罢工及对政治形势的反应进行了分析，并从地缘政治、党派政治、产业政治三个层面揭示了上海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的关系。 [11]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政治仪式与近代中国国民身份建构（1911—1929）》从广义的政治仪式入手，讨论剪辫、易服、葬礼、历法改革、礼貌问题等仪式的改变，阐释时代变革中中国国民身份和认同感随之发生的变化，以及政治文化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 [12] 史谦德（David Strand）的《未竟之业：近代中国的言行表率》专门探讨了民国初年的政治演说，以孙中山、唐群英、陆徵祥等精英人物的演说为研究个案，巧妙地抓住了当时“每天必开会，开会必演说”的现象，从政治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了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 [13]

上海中日纱厂工人举行抗日救国大罢工

（图片来源：知识贝壳网站）

还有一些海外学者对民国著名政治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人物突出历史叙事，注重历史大背景的关照。例如，陶涵（Jay 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大量利用蒋介石的日记、相关珍稀档案等资料，从第三方的视角对蒋介石的一生及其亲历的中美复杂关系进行详细论述。 [14] 魏斐德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是海外学者最早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代表性学术著作。该书利用大量回忆录、档案资料对民国时期著名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活动与人生进行了研究，并对国民党的特务系统进行了分析，展示了许多生动的特务活动细节。 [15] 森川裕贯的《政论家的矜持：章士钊、张东荪政治思想研究》则对章士钊和张东荪在动荡时局下的政治思想的演变进行了探讨，通过分析两人发表的政论试图阐明他们政治思想的特质。 [16]

（二）民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民国时期社会文化处于特殊的转型阶级，中西并存，纷繁复杂，因此这也是海外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特别是受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等研究思潮的影响，海外民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进入高峰期，国内也引进了一批相关的译著。

20世纪70年代，新社会史研究在西方学界甚为流行。该研究宣扬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强调新社会史应该反映普通民众的声音，注重从社会下层的角度和大众文化的层面研究历史，重视追求“小人物”或弱势群体参与历史运动过程的微观描述。在研究取向方面，新社会史学派注重从社会现实出发开展整体社会史研究，注重研究方法的多种方式分析。 [17] 在新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下，海外也出现一些研究民国社会的著作。

海外在对民国社会群体的关注上，更加关注底层的艺人、车夫、劳工等群体。史谦德（David Strand）的《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关注了20世纪20年代北京下层民众的生活，探讨了此时期北京的人力车夫、警察、工人、商会、政党和行会等群体的政治活动与时代的互动，以及当时北京居民如何应对流动的士兵和军阀政客。 [18] 程为坤的《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对以往关注不多的民国时期北京底层女性群体进行了考察，对女手艺人、女佣、女乞丐、女演员、妓女等不同身份的女性劳动者的生活及各自活动的公共空间进行了研究。 [19] 韩起澜（Emily Honig）的《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为美国学界有关民国劳工史的代表作。该书以1919年至1949年上海纱厂（华商纱厂和外商纱厂）女工为研究对象，探讨她们的生活状况、工作情形以及三十年间女工参与劳工运动的发展和转变情况，并对阶级意识、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进行了解读。 [20] 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的《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通过分析巴金的作品《家》，揭示了20世纪20年代成都的上流社会、底层社会、学生运动、新女性生活、军阀战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探讨“五四”时期革命与改良、家庭与城市、社会变化等重要议题。 [21] 卢汉超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聚焦底层的普通大众，系统研究了20世纪初上海的市井生活，关注了上海棚户区及石库门里弄等下层民众的生活场景。 [22] 任思梅（Johanna S. Ransmeier）的《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则以警局和法庭档案为中心，对晚清民国时期以北京（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人口买卖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探讨了民国时期人口贩卖与家庭结构的复杂关系，深入挖掘了人贩子与受害者的个体世界，生动鲜活地展示了人口贩卖者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之中扮演的角色。 [23]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史学界重新从社会史转向文化史，受国外兴盛的新文化史研究思潮影响，海外也对民国文化史进行了解读，且注重对下层社会文化的微观考察。新文化史注重对日常生活与底层民众的微观研究，以及符号、象征、仪式等文化的研究，“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重心的转移，即从英雄人物转到普通人；二是研究方法的改变，强调多学科交叉，特别是人类学的影响。 [24]

此时期国内引进翻译的新文化史方面的著作，涉及大众消费文化、国家象征、爱情文化、校园文化、视觉文化等丰富的主题。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选取成都茶馆作为公共空间，从茶馆与社会、茶馆与经济、茶馆与政治三大部分，考察了城市、茶馆与大众文化，揭示了民众与公共空间、街头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25] 葛凯（Karl Gerth）的《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通过自上而下的方法研究了民国时期的国货运动、国货展览会、性别与市场等内容，考察了消费文化与民族主义的复杂关系，通过消费主义来研究民族国家的形成。 [26] 费约翰（John Fitzgerald）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以1924年—1927年的“国民革命”为研究中心，探讨了国民党宣传部门如何唤醒民众，以及封建主义与社会革命、自由主义政治与党治国家等重要问题。 [27] 小野寺史郎的《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关注了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旗、国歌、国庆等仪式、象征的演变过程及其背后的国族主义体现，探讨了政府、政党、知识分子等，如何将仪式或象征用于唤醒国族主义。 [28] 李海燕（Haiyan Lee）的《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重点探讨了“爱情”作为一个词汇、一种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言说历史。作者把爱情放在情感这一更大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提炼出儒家的、启蒙的、革命的三种感觉结构，用以深度描述中国人情感的复杂结构和互动演变，呈现了中国人如何利用爱情以及情感的话语构建身份、道德、性别、权力、群体乃至国族与世界。 [29] 叶文心（Wen-hsin Yeh）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以“分裂的大学”（the alienated academy）为主线，分析了北平、上海两地大学不同的办学风格、校园文化、党化教育、大学生活、校园思潮等问题，以及大学与民国政治、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互动关系。 [30] 梁庄爱伦（Ellen Johnson Laing）的《20世纪早期上海月份牌与视觉文化》则关注上海文化，以清末和民国时期上海月牌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制作、营销与广告艺术，拓宽了20世纪中国艺术与视觉文化的新视野。 [31] 当然新文化史研究在拓展民国史研究内容，扩充新的图像、文学的史料外，也出现了碎片化的倾向。

（三）民国外交史研究

在民国外交史研究上，因海外学者可以掌握利用大量各国外交档案资料，也是海外学界代表性的研究领域。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是海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徐国琦的《中国与大战：需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化》 [32] 、吴芳思（Frances Wood）等的《盟友背信：一战中的中国》 [33] 、芬比（Jonathan Fenby）等的《企鹅一战中国史》 [34] 等著作，都从国际史与多元的视角关注了中国参加一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诸如巴黎和会等问题。一战期间，大量华工赴欧洲参战。徐国琦的《一战中的华工》 [35] 和马骊编著的《一战华工在法国》 [36] 则采用跨学科方法论述了华工在一战中的贡献及华工的悲惨生活，推动了对一战历史、国际移民和跨文化交流等问题的研究。

美国、日本等国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关系，也是海外学者的研究对象。何振模（James L. Huskey）的《上海的美国人：社区形成与对革命的反应（1919—1928）》主要考察了上海的美国人社区的形成、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演变情况，特别是五卅运动对美国社区变化产生的影响，分析了美国人社区中“世界主义者”的重要作用。 [37] 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的《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利用英文档案精辟论述了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及抉择，特别分析了美国外交官、军事领导人和舆论制造者之间的博弈交锋。 [38] 柯博文（Parks M. Coble）的《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的主题是日本问题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以民族国家构建为分析框架，用国民党、共产党叙事之外的“第三只眼睛”审视国民党政权建设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一致与冲突，关注了1931年至1937年间日本对中国的局部侵略及其引起的中日交涉，以及中国内部政治势力对此变局的不同反应。 [39] 魏舒歌的《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则是以租界英文报刊为切入点，研究了从1928年济南惨案开始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期间，国民政府构建国际宣传系统，与日本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过程。 [40]

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部分成员在巴黎合影

（图片来源：新华社）

海外学者对民国时期的中国留学生在外活动也有所研究。例如，王枫初（Nora Wang）的《移民与政治：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1919—1925》利用一手资料关注了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在法国生活、学习，以及参加政治活动的经历，并借此分析由留法学生实现的中法文化交流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影响。 [41] 叶维丽的《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则关注在美中国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对他们组织留学生社团、呼应国内政治运动、处理婚姻爱情问题，及其业余生活等进行了考察，关注了他们所理解的“现代”的含义，以及他们如何在美国尝试现代生活模式。 [42]

（四）民国经济史研究

在民国经济史研究上，海外学者借助丰富的经济资料及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对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也与国内学者的民国经济史有颇多相同之处。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的《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研究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数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关注现代产业的发展，并对制造业、银行业与货币系统、交通与通讯、投资情况进行了重点考察。 [43] 卞历南（Morris L. Bian）的《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考察了民国时期国营企业的制度形成，分别对兵器工业的发展、重工业的扩张、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企业的社会服务与福利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44]

日本学者还从跨国史的视角，重点考察了世界经济对民国经济的影响。例如，久保亨的《走向自立之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关税通货政策和经济发展》考察了1928年至1937年间国民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探讨了收回关税自主权、税收政策的变动以及币制改革的努力等问题，特别关注了英日两国与国民政府围绕经济问题展开的交涉、博弈，以及国民政府的决策过程。 [45] 城山智子的《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研究了大萧条时期中国政治、经济丰富而复杂的变化。作者关注的核心是国内政策与国际经济的关联。作者将大萧条视为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的分水岭，为我们理解现代中国历史以及大萧条如何改变现代世界经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46]

近年来，海外学界的微观个案史研究颇为盛行，以小见大，通过对民国事物的微观研究来揭示其所处的时代社会。林郁沁（Eugenia Lean）的《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即是进行全球微观史研究的尝试，专门研究了民间企业家陈蝶仙开创的著名美妆品牌“蝴蝶牌”的产业历史，讲述了一代民间工业家如何参与全球资本与知识、技术的流通过程。 [47] 还有部分著作对于民国银行、货币个案进行了探讨。蒲嘉锡（Noel H. Pugach）的《同床异梦：中华懋业银行的历史（1919—1937）》运用大量原始档案，从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中美合资银行在1919年—1937年的成立、发展及衰亡的进程，讨论了其在中国化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并从文化、心态、目标的矛盾与冲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48] 史瀚波（Brett Sheehan）的《乱世中的信任：民国时期天津的货币、银行及国家-社会关系》以民国时期天津银行业发行的纸币与公众对纸币的信任为重要线索，以银行职业经理人卞白眉的经历为独特视角，讲述了民国时期新兴的银行业对信任构建的努力，以及面对危机时天津城里的军阀、政客、银行家以及地方精英所做的应对。 [49]

（五）抗战史研究

海外学界有关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流，过去以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为主，近来则以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为重点。在抗战史研究中，海外学者的问题意识清晰，关注战时社会及环境变迁，注重对人性的发掘与把握，其见微知著的功夫值得借鉴，展现了全球史的开阔视野、区域史的深入、寻求历史复杂性的执着以及对强权下人性选择的重视。 [50]

在抗战史的综合性研究上，拉纳·米特（Rana Mitter）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针对西方学界对中国抗战的忽视，对中国抗战的重要事件及军民的艰苦抗战进行了正面书写，肯定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51]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等主编的论文集《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选取了1943年作为抗战的重要时间节点，解读了该年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重要历史事件并进行史实重建，试图超越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狭隘的抗战史研究。 [52] 同为综合论述抗战的著作，米特一书全视角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展示了中国各方力量在抗战中的表现，而周锡瑞等主编的论文集更为微观与细化地聚焦抗战事件。

海外学者对抗战时期中日战事颇为关注，且聚焦于具体的战事个案研究。例如，菊池一隆的《中国抗日军事史（1937—1945）》是有关中国抗战军事的概论性著作，除了正面战场战事外，还介绍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以及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地下抗日活动、华侨的抗日活动、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等。 [53] 皮蒂（Mark Peattie）等主编的《为中国而战：1937—1945年中日战争军事历史论文集》为英国、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家的学者关于抗战时期中日战史的论文集，涉及日本侵华过程、战争概况、中日军队、不同阶段的战事以及中国人民的抗争、国际援助等重要问题。 [54] 何铭生（Peter Harmsen）的《上海1937：法新社记者眼中的淞沪会战》和《南京1937：血战危城》运用中外史料全面关注了1937年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的始末，填补了英文著述中对这两次战役研究的空白，并将其看作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二战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观。 [55] 华百纳（Bernard Wasserstein）的《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基于英、美、德、法等各国情报局的档案，对国内学界关注较少的二战期间各国在上海租界的情报战和情报人员的活动，进行了详尽而生动的还原和剖析。 [56] 佩里（Hamilton Darby Perry）的《“帕内”号疑云：揭秘南京大屠杀前夕的“珍珠港事件”》关注了1937年12月12日日军击沉美国军舰“帕内”号事件，作者采访了该事件幸存者，通过多线叙事展示了“帕内”号事件的各个方面，细致地分析了“帕内”号沉没后各方的行动与反应。 [57]

抗战时期的上海为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阮玛霞（Marcia R. Ristaino）的《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利用多国档案文献，对以往学界关注甚少的法国神父饶家驹在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倡导建立的“南市难民区”，即“饶家驹安全区”进行了研究，重现了“独臂神父”在上海拯救数十万难民的东方传奇。 [58] 高纲博文主编的《战时上海（1937—1945）》重点关注了上海沦陷后的各方面情况，叙述了在日本占领下上海的历史真相以及当时的众生态，分为“对‘国际都市’上海的支配和改变”“战时上海的都市文化”“抵抗、合作、灰色地带”三部分。 [59] 傅葆石（Poshek Fu）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以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作者群为代表，深入刻画了日本占领上海期间中国文人的生活图景以及他们不同的选择与心态。 [60] 魏斐德的《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生动地论述了1937年—1941年期间作为“孤岛”的上海的政局与社会犯罪情况，对国民党、日伪政权、日军在上海的恐怖活动进行了展现。 [61]

对于日军1937年年底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海外学者也进行了细致研究。张纯如（Iris Chang）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通过实地采访多位大屠杀幸存者，并佐以大量历史档案、第三方当事人的日记和书信，多视角回溯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以及西方人的救助，在海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62] 陆束屏的《直面历史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始末探析》引用中、美、英、德、日等国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一手中外史料，对南京大屠杀的背景、过程及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研究，论证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残酷性及大规模性质。 [63]

1938年5月16日，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在汉口拍摄的中国抗战图片专题

（图片来源：界面新闻网站）

海外学界的抗战史研究视野逐渐“眼光向下”，日趋重视抗战时期的底层社会，重视对国家层面之外的社会和地方层面进行探索，表现出抗战中的复杂性，更关注人性的讨论，打破了以往单一面向的历史叙述。 [64] 抗战时期的难民受到美国学界的关注。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的《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通过一系列多视角和多方位的细致考察与研究，给读者完整地讲述了武汉保卫战和武汉陷落的故事，以及被围困的武汉是如何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历史。 [65] 萧邦齐的《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讲述了抗战时期的江浙难民的整体情况以及他们的生存避难之术，探讨了战争对民众造成的创伤，介绍了战时的教育、商业及贸易情况，分析了中国官方对不同类型难民的应对政策和组织，并检视了这些政策是如何影响难民以及那些生活苦痛、流离失所的人们。 [66] 笹川裕史和奥村哲的《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以四川省为例关注后方社会普通群体，利用大量的民众陈情书、诉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史料，描述了战时大后方基层社会的征兵、粮食、税收、地方权力结构等问题。 [67] 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选取江南地区的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五个城市，分别以外观、成本、共谋、竞争、抵抗为主题，关注这些城市居民在沦陷后的心态与应对，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并分析了地方头面人物与日伪政权的关系交织。 [68]

美国对华空军的抗战支援，是美国学者探讨颇多的话题。格雷戈里·克劳奇（Gregory Crouch）的《中国之翼：飞行在战争、谎言、罗曼史和大冒险的黄金时代》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航空公司在华业务，特别是参与援华对日作战的情况进行了介绍，生动地解释了当时美国人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怎样引发了珍珠港事件。 [69] 1941年，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组建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也为美国学者所研究。例如，丹尼尔·福特（Daniel Ford）的《飞虎队：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者（1941—1942）》 [70] 、尤金妮·巴肯（Eugenie Buchan）的《少数给中国的飞机：飞虎队的诞生》 [71] 两书，广泛利用美、日、英政府档案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访谈录，并结合美日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对飞虎队的形成、战斗过程都进行了详细论述。

此外，除了上述专题史研究外，民国环境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外社会经济史关注的热点，为新兴的研究领域。陈学仁（Chris Courtney）的《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专门关注了1931年的长江洪水的情况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聚焦亲历者记录的水灾现场与书写，分析国民政府对洪水的应对，并研究了普通人如何应对灾害等问题。 [72] 佩兹（David Allen Pietz）的《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重点探讨了民国时期淮河的治理，把研究的重心放在1929年建立的导淮委员会上，将其置于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背景之下，剖析围绕淮河治理所引起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纷争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73] 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的《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从环境史角度研究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主要论述了1938年国民党军队对黄河进行的战略性改道及其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按照时间线索讲述了花园口决堤的前因后果以及整个事件中环境、军事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种种联系。 [74]

海外学界的民国史研究，其研究重心日渐由上层转向下层，由精英转向小人物群体。正如许倬云指出，美国中国学“研究课题逐渐由国家转向社会，精英思想转向平民心态，典章制度转向日常生活，使用文献转向访谈与计量，关心主流转向关心弱势，宗教研究转向信仰与礼仪，个别人物转向一般众人，静态结构转向动态运动，单一现象转向多向的整体讨论，以及经济之外还注重生态与天文关系”。 [75] 这一趋势也在西方学界民国史研究领域中有所体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外学界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重心不再是传统的民国政治、国共斗争史，有关民国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日渐成为主流。“社会史与文化史在中国历史领域的发展为学者重新观照民国史提供了新的空间。如果说将政治史作为研究的中心容易使人们强调历史的断裂，那么社会史和文化史则倾向于揭示断裂下面的延续。” [76]

纵观新世纪以来国内出版的海外民国史研究译著，在国别上以欧美国家、日本的作品为主，但是对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研究著作引进得较少。这些著作基本上涵盖了海外有关民国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但因翻译时间的滞后，很多并不是海外的最新研究著作，有的已经在海外出版二三十年后才在国内翻译出版，故也不能体现海外的最新趋势。从引进作品的研究内容来看，虽然各个主题都有涉及，但是近年来抗战史、民国社会文化史的作品越来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海外学界研究趋向的变化。特别是裴宜理、魏斐德、拉纳·米特、王笛等人的作品热度尤高，引起了国内学者发表书评进行讨论。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民国史译著也存在错译、误译等问题，需要读者结合外文原著进行利用。

二、海外民国史研究译著的特点

海外民国史研究译著在国内推出后，往往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其销量可说明其受欢迎程度。这些译著与国内的研究风格迥然不同，其研究的视角、特点及史料利用都颇有新意，往往激发国内读者的阅读兴趣。海外学者的文化背景、学术兴趣与思维模式，与中国学者有显著差异，且更加注重反思与批判。正如葛兆光所言，海外中国学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它的长处在于把海外当下思考的问题、流行的新理论和使用的新方法，融会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政治、文化研究中，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让我们觉得历史、政治、文化还可以这样去分析、去研究。 [77]

海外民国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特别是美国学界的研究最有代表性，如在20世纪50—80年代主要出现了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概括的“冲击-回应”范式、“传统-现代”范式、“帝国主义”范式，以及“中国中心观”四种范式，在90年代之后又出现了“国家-社会”范式及全球史等研究范式，这些都推动了民国史研究的创新。

20世纪50年代，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范式以及之后的“传统-现代”“帝国主义”等范式，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主要关注西方因素对近代中国的冲击与影响，集中体现于海外晚清史研究著作中，而海外民国史著作受这些范式的影响较小。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国中心观”范式则强调中国内部因素对民国历史的影响，从而影响了海外民国史的研究趋势，如萧邦奇的专著即为此方面的代表作，该书研究了从清末新政到北伐战争时期浙江的精英组织和政治变迁，采用“核心-边缘”的框架，依据人口密度、邮政系统层级、金融机构数量等要素，将浙江分成核心区内部、核心区外部、边缘区内部和边缘区外部四个不同的社会政治生态区，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数据、图表，分析了不同区域内的精英参政模式、精英与政府的关系、政治变迁过程。 [78] 当然该范式重点是关注中国的内部问题，而诸如移民史、少数民族史、跨文化交流等问题，失去了其解释的合理性。卢汉超曾对此指出：中国中心论没有错，但是我们要避免另外一个陷阱，就是在理论上批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论，说要从中国的内在因素看中国的发展，但是讨论具体问题时，又硬套西方的模式来解释一些中国事物，所以这种中国中心论其实是虚假的，主导的还是西方的思维。 [79]

旧上海特别市政府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网站）

20世纪90年代海外流行的“国家-社会”范式，也影响并运用到民国史研究领域，其结合西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理论，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探究民国社会。该范式作为新的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或避免了既往研究范式中“传统”与“现代”、“中”与“西”、革命与改良等二元对立的困扰，加强了对下层社会和区域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对推进社会史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 [80] 例如，以民国上海研究为例，出现多部关注国家与社会直接互动的译著。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以1927年—1937年的上海市政府为对象，探讨了市政府创立和运作过程中的成败得失。 [81] 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27—1937》专门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警察的历史，从上海警政视角分析了上海城市管理的复杂性。 [82]

21世纪以来，从全球史视角研究民国史，成为海外学界的一大趋势。该趋向的特点在于“全球视角下的中国有断裂、有变化、有活力。全球棱镜下的中国远比汉学棱镜里的中国要复杂得多，所有的阶级人群、不同的性别以及多样的文化都参与其中。这种历史视角把中国文化和经济同欧亚大陆与印度洋联系在了一起”。 [83] 这种研究视角在民国外交史中，特别是一战史研究中体现得较为明显。例如，徐国琦的专著从国家认同与国际化的视角，研究中国通过一战寻求融入国际体系、迈向国际舞台的经历，分析中国积极参战的历史背景，着眼于过去常被忽略的中国外交的思想因素，从而理解中国是怎样受到世界秩序的影响，以及参与创建这一世界秩序的贡献，并强调了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之间的联系。 [84]

当然由于民国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西方学界的这些研究范式只是适用于某些特定的研究领域，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民国史研究问题，这也与中国学界曾经流行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类似，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

在民国史资料的利用上，中国学者可以便利地使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以及国内各地档案馆收藏的中央、地方政府档案，他们擅长挖掘各种中文史料，而海外民国史译著在史料利用方面的突出特点则是大量使用了一手的外文史料，这也是其充分利用国外收藏了丰富的外文资料的优势。例如，华百纳的《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大量利用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各国情报局的档案，进行了扎实的实证考察，特别是日本学者充分结合并利用了中文、日文、英文等史料，例如，久保亨的《走向自立之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关税通货政策和经济发展》一书除了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的国民政府档案外，还利用了日本外交史料馆的日文档案和外交文献、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外交部档案、美国国务院的对外关系文件，以及中国海关的英文档案等外文史料。除了史料的来源差异外，中外学者的史料观也存在差异。国外学者只是将史料看作文本进行解读，中国学者则是更强调史料的客观性。

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外交流的日渐频繁，一些海外学者还到中国民间进行田野调查或口述访谈搜集史料。例如，穆盛博从环境史视角研究民国时期舟山的渔业，除了地方志、档案文书、渔业调查，口述史集和田野调查发现的寺庙碑文亦为了解地方社会提供了重要资料，重现舟山渔场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因为这些不同的资料而成为可能。 [85] 裴宜理研究上海罢工，也充分运用了当地的中文资料，如上海社会科学院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访谈录、工厂档案，其中最著名的为英美烟公司档案和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该书引用的资料还有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政府文件，包括罢工统计、警方报告和仲裁记录等，以及上海市总工会保存的数十种厂史未刊稿，上海港则提供了其他资料。 [86] 由于文化背景、语言功底的差异，很多海外学者缺少对中文档案资料的利用，或在使用中文资料时存在对史料的解读、利用的错误，并不能体现史料背后真实的内涵。 [87]

与国内学者利用扎实的史料进行实证研究，不断丰富研究主题不同，海外学者则善于创造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概念或分析框架，来丰富民国史的研究。例如，陈学仁研究1931年的洪水时，提出了非常特殊的“致灾机制”（the disaster regime）概念。该概念术语旨在涵盖所有有助于将自然风险转化为灾难的基本因素，包括环境和人为因素。致灾机制概念有助于解释不同的因果关系如何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交织在一起。产生灾难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为：灾害、饥荒和流行病。与所有机制一样，无论是政治机制还是生态机制，致灾机制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88] 林郁沁的著作研究了陈蝶仙的美妆品牌，则提出“民间工业主义”概念，并指出：“中国民间工业主义涵盖了正规与非正规的工业尝试、随意性的试验和工厂里的劳动、本土化的实验和对全球潮流的主动适应，同样也涵盖了物质性的工业建设和知识性的文字工作。它揭示了正规工业化的问题，哪怕我们坚持探寻的是更加平凡无奇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可能游离于工业建设的常规道路之外的生产制造活动。” [89] 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则提出了一个内涵较为宽泛的“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的概念，并以此来代替线性历史的观念。“复线的概念强调历史叙述结构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散失的历史，以揭示现在是如何决定过去的。与此同时，通过考察利用过程本身，复线的历史使我们能够恢复利用性的话语之外的历史性。这样，我将在超越或反省线性历史的目的论的同时拯救历史。” [90] 海外学者在研究视角新意迭出的同时，实际使用的很多概念或理论范式也有许多不足。例如，林郁沁研究施剑翘复仇案，提出“公众同情”概念，由于作者过于执着追求理论的超越，导致核心概念的使用和具体论证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公众”群体未做必要的细致区分，对历史人物施剑翘刻意争取“公众同情”的解读有预设立场之嫌，过高评估了“公众同情”的政治批判性等。 [91]

中外学者虽然都在研究民国史，但是往往有不同的研究思路，因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乃至研究方法常常跟他本国的、当时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 [92] 海外学者在较强的问题意识的引领下，其研究观点也是不断创新，提出了一些与既有的国内学界研究不同的观点。例如，以往欧美学术界在论述抗战前夕和抗战期间中国政府的作用时，多采用“史迪威-白修德”模式，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外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方德万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中认为：“应从中国社会本身来寻求答案，其提出该模式模糊了国民党反对日本侵略和动员自己的社会面对入侵者这一事实。我的目的是将事实呈现给读者以正视听：他们如何在20年代动员了中国社会，抵制西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建设新国家，如何在30年代面对日本侵略并最终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该模式的主导作用始终以对事件的某种说法置这些努力于不顾，我则希望我能昭示的事实具有历史争议的准确性。” [93] 任思梅则通过研究民国的人口贩卖问题，指出：“中华民国并不像这段历史的许多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的那样脆弱。在试图消灭一整套根深蒂固的行为时，民国政府受挫了，但我们不应认为中华民国的法律实践也就此溃败了。相反，遍寻广阔的华北农村以追缉一个个罪犯，在贯穿军阀割据的国土的铁路沿线，发起一场反对买卖人口的重要运动，能够做到这些，证实中华民国拥有人们未曾料想到的能力。” [94]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由于外国入侵、战乱频发等原因近代中国的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罗斯基（Thomas. G. Rawski）的著作通过考察抗战前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并研究了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生产和消费、货币和存款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之后，有力地反驳了这个被普遍认同的观点。作者认为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数十年间，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稍落后于当时的日本，但也获得了不可忽视的巨大的进步。 [95] 从中西学者的相关民国史研究著作中可以看出，双方的问题意识存在明显差异，“还在于西方学者研究自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政治体系、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学术传统以及历史经验之不同的影响。人们对于所研究的问题的选择从来不是随机的，而总是在某个分析框架下做出的，这些选择反映了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期待。” [96]

1945年12月，上海路边货币兑换商与已建立的银行交易所竞争（沃特·阿鲁法特摄）

（图片来源：360doc个人图书馆网站）

海外学者的著作可读性普遍较强，注重历史叙事，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与国内某些枯燥的民国史学术著作相比，更受国内读者的欢迎。例如，魏斐德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生动地展示了戴笠跌宕起伏的一生，还展现了特务们绑架、刑讯、走私等历史细节，还原特务组织残忍、腐败的一面。该书透过叙述特务组织的发展历程与运作方式，带领读者接近蒋介石政权的内幕。 [97] 当然一些海外著作过于突显通俗可读性，存在着一些史实考证不严，叙事错误等硬伤。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即存在很多美化蒋介石的叙述，如否认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等定论，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皖南事变等辩解，美化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等。 [98]

三、研究反思

纵观新世纪以来国内出版的海外民国史研究译著，其在视角、方法及史料上都对国内的民国史研究有所启发，也对国内学界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从提升国内民国史研究水平的角度来看，海外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从三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加大对海外珍藏的民国史资料的挖掘利用，拓展民国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目前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外的档案馆、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民国史档案、日记、文稿等史料 [99] ，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渐频繁，国内学者也有所重视，对这些史料做了一定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100] 然而，相对于海外海量的民国史料来说，这些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国内其他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也应利用各自优势，加大对海外史料的搜集，特别是要推动这些史料在国内整理出版，为深化推动民国史研究提供坚强的史料支撑。正如陈谦平指出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民国史研究，必须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国际化视角来源于史料运用的国际化，必须有各国的史料来支撑，所以民国史研究的史料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本身。” [101]

不可否认，海外的民国史研究成果在视角、理论方法等方面有颇多新意，值得国内学者学习。国内学者在加强对海外史料的利用的同时，还应借鉴海外民国史研究的视角，从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框架中发掘新的研究问题，从新文化史、新政治史、全球史、数字史学等视角来拓宽民国史研究的领域与内容。当前民国史研究既要摆脱西方中心论，也要避免中国中心论，从跨国与全球史视角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新的路径。正如王立新所指出，“引入跨国和全球史的方法可以让民国史研究者更加重视世界性潮流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关注跨国的思想、资本、商品、技术、制度的输入对中国的冲击以及考察民国历史上的跨国团体和跨国现象，从而丰富和深化对民国历史的阐释。” [102] 同时，对于近代文化、环境史等重要议题，可打通晚清史、民国史及当代中国史的界限，进行长时段的贯通研究考察。

第二，加大对海外民国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引进与翻译，并注重及时回应或批评。目前国内学界引进的很多民国史译著，因版权、译者等原因，多是在其外文版出版十余年甚至二十多年后，才引进出版的，海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却没有及时引进。因语言、获取途径等多因素的影响，国内对海外成果大多是通过译著了解，这种在翻译出版时效性上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了国内对海外最新民国史成果的吸收，也不利于中外学术界的正常交流。故建议国内出版社、学者加强与国外的合作，加大、加快代表海外最新动向的民国史优秀研究著作在国内的引进、翻译、出版 [103] ，特别是要加强对哈佛大学萧建业（Victor Seow）、华盛顿大学马钊、京都大学小野寺史郎等海外年轻学者的研究的关注。除了欧美、日本等国的著作外，国内学界更应提升对“全球南方”国家有关民国史研究成果的引进，以方便掌握海外民国史研究的最新动态与趋向。此外，我们也应加强对国内学者的优秀民国史研究作品的学术外译，提升国内学者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及话语权，真正推动中外学者的交流互鉴。

对于海外民国史研究的著作，国内学者不能盲目地翻译、利用，还应重视警惕其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对于海外著作中某些史实、史观及史料解读上的错误，国内学者也应该勇于与其对话和探讨，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声，增强中国学者的国际话语权。特别是在海外有关民国时期的民族、边疆、宗教等领域的研究中，存在诸多史观、史实上的错误，甚至有些研究在意识形态层面对民国历史进行扭曲，美化某些政治人物，这尤其需要国内学界的警惕。对于海外研究中的这些错误，国内学界应该通过在报刊、自媒体等媒介上及时发声，撰写书评，公开纠正、回应相关研究的谬论，尤其需要在国际刊物上撰文进行严肃的学术对话和探讨。

第三，加强对海外成果的借鉴与平等对话，推动国内民国史研究理论范式的构建。国内学者在坚持实证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有必要借鉴海外研究的相关论著，既不能一味地崇拜，也不能一味地无视，而是要增强与海外研究的平等对话。“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因而有其特定的出发点及关注点，这是造成它与中国本土研究有所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了解国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不应等同于在论题上的复制，中国学术界保持其独特的定义论题上的主动对于维护学术界的健康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104] 国内外民国史研究者还应加强充分的互动交流，互相了解各自研究的最新进展。国内学者应积极到海外民国史研究重镇访学，与相关学者进行学术探讨，国外学者也应到中国搜集民国档案、讲学，介绍最新的研究观点。只有通过推动中外学者在史料、方法、理论等各方面的互鉴，各取所长，才可以共同推动民国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目前国内民国史的实证研究，相比国外有一定优势，但是需要增强理论色彩与范式构建。正如有论者所言，目前国内民国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碎片化现象明显，偏重个案研究，缺乏对话意识与理论建构意识，忽略对民国历史的整体把握与问题建构。 [105] 因此，国内学者应借鉴海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加强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以历史学实证研究为基础，充分运用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问题视角与解释路径，结合民国史研究的实际，产生可以影响西方学界的中国本土的研究理论范式。正如黄宗智所提倡的应首先重视实践研究，“将历史过程作为出发点，要求由此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不是从某种时髦理论出发而为其提出‘证据’或阐释的研究，而是从扎实的经验研究出发来决定对现有理论的取舍、修改、推进或重构，进而得出紧密联结经验与概括的、有说服力和理论新意的创作”。 [106] 这也是国内民国史研究努力的方向。国内学界在吸收海外学界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应着力于提升民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强化史料解读能力，推进民国史研究范式的创新，提高理论解释水平，积极构建具有本土经验与全球视野的民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注释

[1] 目前学界以译著为对象讨论海外民国史的研究者甚少，刘文楠的研究曾涉及少数译著。参见刘文楠：《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民国政治——海外民国史近著评述》，载《史林》 2012 年第 5 期。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关注海外专门研究民国史的著作，海外对 1921 年— 1949 年间中共党史的研究著作，以及包含民国史的近代通史性著作，均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另可参见张德明：《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译著评介》，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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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日］高纲博文（主编）：《战时上海（ 1937—1945 ）》，陈祖恩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6 年版。

[60] ［美］傅葆石：《灰色上海： 1937—1945 ，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张霖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版。

[61] ［美］魏斐德：《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 1937—1941 》，芮传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62] ［美］张纯如：《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杨夏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版。

[63] ［美］陆束屏（著译）：《直面历史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始末探析》，北京：团结出版社 2023 年版。

[64] 马军等：《海外与港台地区中国抗战史研究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1 页。

[65] ［美］史蒂芬 ·R· 麦金农：《武汉， 1938 ：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李卫东译，武汉出版社 2008 年版。

[66] ［美］萧邦齐：《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易丙兰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 页。

[67] ［日］笹川裕史、［日］奥村哲：《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林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 页。

[68] ［加拿大］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潘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69] ［美］格雷戈里 · 克劳奇：《中国之翼：飞行在战争、谎言、罗曼史和大冒险的黄金时代》，陈安琪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70] ［美］丹尼尔 · 福特：《飞虎队：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者（ 1941—1942 ）》，叶蔚然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年版。

[71] ［美］尤金妮 · 巴肯：《少数给中国的飞机：飞虎队的诞生》，张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72] ［英］陈学仁：《龙王之怒： 1931 年长江水灾》，耿金译，上海：光启书局 2023 年版。

[73] ［美］戴维 · 艾伦 · 佩兹：《工程国家：民国时期（ 1927—1937 ）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姜智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74] ［美］穆盛博：《洪水与饥荒： 1938 至 1950 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亓民帅、林炫羽译，北京：九州出版社 2021 年版。

[75] 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历史学为中心》，上海：中西书局 2014 年版，第 628 页。

[76] 董玥（主编）：《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集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0 页。

[77] 葛兆光：《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载《文汇报》 2008 年 10 月 5 日，第 6 版。

[78] ［美］萧邦奇：《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 20 世纪初的浙江》。

[79] 李礼：《古今之变：历史学家访谈录》，太原：书海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239 页。

[80] 崔志海：《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载《历史研究》 2020 年第 3 期，第 217 页。

[81] ［法］安克强：《 1927—1937 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张培德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82] ［美］魏斐德：《上海警察， 1927—1937 》，章红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83] 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历史学为中心》，第 629 页。

[84] 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化》，第 6 页。

[85] ［美］穆盛博：《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胡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 页。

[86]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英文序”第 2 页。

[87] 例如，何铭生研究 1937 年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两本书，缺乏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两次战役中文档案资料的使用；何铭生在书中关于淞沪会战爆发的原因、日本政府对战争的意愿等问题的解读，带有个人主观想法，并未全面结合中外史料进行分析。［丹］何铭生：《上海 1937 ：法新社记者眼中的淞沪会战》。

[88] ［英］陈学仁：《龙王之怒： 1931 年长江水灾》，第 11 页。

[89] ［美］林郁沁：《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第 12 页。

[90]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4 页。

[91] 湛晓白：《情感的现代性与情感史研究——评〈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载《近代史研究》 2023 年第 6 期，第 128 页。

[92] 葛兆光：《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

[93] ［英］方德万：《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 1925—1945 ）》，第 426 页。

[94] ［美］任思梅：《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第 28 页。

[95] ［美］托马斯 · 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

[96] 董玥（主编）：《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集萃》，第 1 页。

[97] ［美］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编者说明”第 1—2 页。

[98] 汪荣祖：《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载《国际汉学》 2020 年第 2 期，第 14 页。

[99] 参见 Chengzhi Wang and Su Chen, Archival Resources of Republican China in North America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王成志等（编）：《北美藏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档案文献提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100]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创新工程项目“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已经从国外搜集了大量珍稀的民国史料。 2015 年和 2022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陈红民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和姜良芹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都是此方面的典型代表。

[101] 陈谦平：《民国史研究多国史料的运用与国际化视角》，载《民国档案》 2020 年第 3 期，第 71 页。

[102] 王立新：《民国史研究如何从全球史和跨国史方法中受益》，载《社会科学战线》 2019 年第 3 期，第 83 页。

[103] 例如， Yun Xia, Down with Traitors: Justice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China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8; Bryna Goodman, The Suicide of Miss Xi: Democracy and Disenchantment in the Chinese Republic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日］笹川裕史：《中国战时秩序的生成：战争与社会变化（ 1930 ～ 50 年代）》（中国戦時秩序の生成：戦争と社会変容，一九三〇～五〇年代），东京：汲古书院 2023 年版；［日］铃木隆弘：《近代中国言论统治：中国国民党宣传部的成立》（近代中国の言論統制：中国国民党宣伝部の成立），京都：晃洋书房 2023 年版。

[104] 董玥（主编）：《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集萃》，第 1 页。

[105] 罗敏：《民国史研究七十年：成就与新趋势》，载《南京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4 期，第 32 页。

[106] ［美］黄宗智：《专著传统与中国学术：从首届“实践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最佳专著奖”谈起》，载《开放时代》 2019 年第 3 期，第 215 页。

张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