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的是法律的真相”
，当这句诘问指向一位遭受性侵并出庭作证的女律师时，职业理性告诉她这是正确的法律逻辑，但不幸的遭遇却告诉她这是错的。这句台词出自由英国女演员朱迪·科默（Jodie Comer）主演的独角舞台剧《初步举证》（Prima Facie），并于近期在中国内地以电影的方式上映。
该剧女主角泰莎（Tessa）以一名女律师从法律捍卫者到性侵受害者的身份撕裂，撕开了现代法律体系看似中立的面具，进而向整个英国的法律体系发出质问，揭示其基因中根深蒂固对女性的差别对待。作为一名法学研究者，走出影院回味剧情的同时，亦唤起我对法理学教材中一笔带过的女性主义法学的些许记忆。我们似乎正在遗忘女性主义法学对现代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反思与批判，这部剧恰是对我们的警醒。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事实与法律成为贯穿法学教育的核心概念，如何实现事实与法律间的穿梭亦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职业者的基本能力。在向学生授课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讲面对千变万化的事实形态，司法活动往往很难全然复刻案件的事实，法律职业者所能做的便是通过对证据的收集，借助程序法所规定的证据规则进行整合，进而形成符合法律要求的法律事实，这一过程便是法律对事实的剪裁。
泰莎作为一名毕业于知名法学院的顶尖出庭律师，上述逻辑深得她的信任并将之熟练地运用于众多性侵案件的辩护中。尤其在交叉盘问环节，她善于围绕被害人是否同意与被告人发生性关系这一核心争议点，通过引导和唤起被害人在遭受性侵时的记忆并辅之以当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被害人事后的表现等关键要素，依照法律剪裁出一个符合被告人利益的事实并最终帮助其脱罪。
但当她成为一名性侵受害者并站上证人席接受比她经验更为丰富的大律师盘问时，律师通过明确她和被告人曾在办公室发生关系、两人共同到酒吧喝酒并开心地回到泰莎的住所、在住所接着饮酒进而发生性关系，以及在泰莎遭受性侵时的状态和事后她快速去报警的做法等，渐趋剪裁出一幅她自愿接受发生性关系的图景。同时，律师更结合她事后与另一家律所老板的接洽和更换律所的情况，试图挖掘出她对被告人的指控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讹诈”。
而泰莎作为一名具有丰富辩护经验的受害者，在如实供述自己悲惨经历的同时也逐渐发现事态的发展走向不利。她发现在她长期笃信的这套法律体系下，复杂的个体情感往往很难符合法律运行的逻辑，那些创伤的刺痛感更令她难以做出理性的克制。以至于她只能用一些真实的只言片语去对抗被告人符合法律逻辑的“事实”，而她却在牺牲自己的尊严与事业的同时成为法庭上的笑柄。
所以，在大律师交叉盘问的逼迫下，她对法律的信仰开始崩塌，进而喊出“性侵中女性的经历，并不符合男性定义的法律事实，所以这就无法成为法律事实，所以正义也就不复存在。”在她看来之所以大量性侵案件的被告人可以脱罪，是因为当女性试图通过法律寻求正义时，她们必须先成为符合男性凝视的“完美受害者”——记忆清晰、行为无瑕、情感克制，否则便会被视为不可信的“瑕疵品”。在这种程序正义的框架下法律看似中立，实则默认了男性经验的普遍性，将女性身体与情感视为待检验的“证据客体”。
如果这部剧止步于泰莎的悲惨遭遇，其充其量只是反映独立个体悲惨经历的一部文学作品。而从一名法律研究者看来，其真正的价值却是在泰莎喊出那句“法律是由世世代代的男性制定的”台词时，不仅剧中的大律师站了起来，坐在影院中的我亦感觉如坐针毡。因为我知道泰莎的呐喊不仅是一个剧中角色的反思，而是对自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等掀起的女性主义法学的延续。
女性主义法学作为西方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建筑于批判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其大致从两个方面对传统法学理论提出质疑：一是对公私领域划分进行批判，其揭露法律将家庭领域划归私人空间的本质是纵容家庭暴力、生育压迫等性别暴力，进而推动婚内强奸的入罪化；二是对理性人假设解构，其指出法律预设的“理性人”标准实质是男性经验中心主义，是将男性经验抽象化后强加于女性而带有虚假的普遍性。故包括合同法中的“合理预见”标准、刑法中的“正当防卫”认定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盲视。
映射到《初步举证》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以“醉酒状态下的记忆不可靠”为由攻击其证言真实性，以“双方曾自愿发生关系”为由质疑泰莎指控的合理性的做法，看似是一种合乎法律的惯常论证逻辑，实则暴露出对女性经验的漠视。因为传统的法律规则将性暴力简化为“是否同意”的二元判断，却忽视了权力关系、文化压迫与情感创伤的复杂性。换言之，法律将施暴者的欲望视为理所当然。
因而，剧中泰莎以她个人的悲惨遭遇和专业认知，不仅控诉着对她作出性侵的被告人，更对整套法律体系作出反抗。她反抗这种法律语言的霸权，希望法律承认情感与身体记忆的合法性，这是女性基于本能和社会地位作出的呐喊。因为法律作为平等适用的社会规则，它必须倾听那些曾被消音的声音。
除了对法律条文天然的男性经验中心主义进行批评外，女性主义法学亦对司法活动作出关注和批判，并被剧作者巧妙地内化在《初步举证》的庭审之中。剧中，泰莎的创伤被法庭视为“情绪化干扰”，而女性主义法学倡导的“创伤知情司法”（Trauma-Informed Justice）则要求司法人员接受性别暴力创伤的专项培训，避免二次伤害，这亦是对英国传统司法体制的批评。
此外，泰莎的工人阶级背景似乎也在应和女性主义法学所提出的，法律必须回应不同种族、阶级、性取向女性等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正如剧中泰莎的觉醒后让我们每个人看向自己的左右一样，她不仅是在为自己呐喊，更是在代表一个阶级、一个种族甚至全体女性的声音。泰莎不是在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教给在座的每位成为“完美受害者”，而是希冀于让这个法律制度作出改变，让千万受害者不再沉默。
该剧最后泰莎凝视远方说出“某些事情必须发生改变了”时，她的眼神里似乎也不再仅是那种愤怒与无奈，亦带有一种坚定的期待。而她希望作出的改变也在过往几十年女性主义法学的发展中逐步转为现实，并在当代仍引发我们的反思。
女性主义法学对现代法律体系的改革贡献深远且多维，其核心在于解构传统法律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权力结构，推动法律从形式平等迈向实质正义。如传统强奸罪将“抵抗”作为认定强制的标准，实则默认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支配权。这种批判促使多国改革性侵立法，将“未经明确同意”作为核心要件，并承认婚内强奸的犯罪性。更有观点支持将“性骚扰举证责任倒置”作为处理性侵案件的举证标准，以降低了女性维权门槛，并在诸多国家司法实践中采用。
在立法层面，女性主义法学推动法律从“性别盲视”转向“差异敏感”。形式平等曾使女性陷入“同化困境”——要求女性像男性一样竞争，却忽视生育、家庭照料等社会性差异。对此，现代法律体系通过产假制度、反就业歧视法试图补偿结构性劣势，但过度保护又可能强化性别刻板印象。
同时，女性主义法学重构了法律的价值根基。在女性主义法学理论看来，性别不平等本质是权力配置问题，而非生理差异。该理论促使将精神暴力纳入反家庭暴力法律的规制范畴，并建立多机构联动干预机制；在职场性骚扰领域，从早期道德化处理转向权力关系分析，并催生利用职权实施性骚扰需加重处罚的观点。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更适用至立法评估环节，如多个国家开展的法律法规性别平等评估，审视税收、社保等政策对女性的隐性排斥。这些变革不仅重塑了个案正义，更推动法律从“维护秩序”转向“修复关系”，突出了法律逻辑对情感要素的重视，亦为未来法律制度的完善带来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