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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俞闲话丨道阻且长,重新出发

老俞闲话  · 公众号  ·  · 2024-04-01 11:48

正文

(本文源自2023年10月21日直播)

去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闭幕式上,我作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轮值主席,和港交所前行政总裁、滴灌通集团创始人李小加进行了一场对话。小加是我的老朋友,他从石油钻井工人一路做到了港交所的行政总裁,退休之后下海创业,我近几年也在不断的创业中,无论是最开始新东方的转型,还是东方甄选的创业,再到新东方文旅的再创业,面对两个60多岁仍然在挣扎奋斗的人,亚布力论坛把我们对话的主题定为了“行走的人生:道阻且长,重新出发”,感觉还挺贴切,今天便把对话整理至此,与各位分享。


俞敏洪 :亚布力论坛给这个对话起了一个名字,“道阻且长,重新出发”。我觉得倒也挺符合我们俩的现状,因为小加从港交所那么辉煌的业绩下来,我以为他会荣耀退休,他毕竟是1961年的,那时候也60岁了,后来他告诉我要创业,跟我讲了半天他想创什么业,因为我对金融完全是榆木脑袋,基本没听懂。到今天,他的滴灌通已经服务接近2万家中小微企业了,很了不起。我呢?大家都知道,本来做教育做到2020年、2021年,我也打算要退休了,后来重新出发,接着就有了东方甄选,现在还有新东方文旅。


我们俩有一样的背景,都是学英语出身的,他是厦门大学英语系,我是北京大学英语系,而且应该都是1980年进的大学,但他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在人生后半段,我们俩做企业的人生经历都是同样丰富,但他在上大学之前的人生经历比我要丰富,因为他还当过石油工人、钻井工人,做了很多事情。今天我们俩就准备一起谈谈我们这代人是如何成长的,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以及后来我们加入到世界和祖国发展过程中后,我们这代人又是怎样付出了努力,为什么我们现在过了60岁,还要再出发,继续在这块“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土地上,继续与这片土地共同繁荣富强。



俞敏洪 :你最开始怎么去做了石油工人?

李小加 :我初中毕业后,其实没上高中,因为当时如果我去上了高中,就得要上山下乡,如果不上高中,就可以直接招工,所以我当时就直接去渤海油田当工人了。

俞敏洪 :你当时能招工,说明你父母还是有背景的。

李小加 :我们是油田的。

俞敏洪 :这起点就比我高了,我初中毕业也要招工,结果去挑大粪了。

李小加 :的确比你优越点儿(笑),我们一年发两套工鞋、两套工衣。

俞敏洪 :那时候要能当工人是了不起的,你后来当了几年工人?

李小加 :当了三四年工人,中间也被送出去进修过。那时候当工人,30多块钱的工资,在海上吃喝也不花钱。


俞敏洪 :所以那时候你就已经搬到北京了?

李小加 :没有,是从甘肃搬到了天津塘沽。

俞敏洪 :难怪你身上有点天津人的特点,原来你在天津的码头文化中泡过。

李小加 :对,天津话说得不错。

俞敏洪 :天津是有名的码头文化。从码头文化出来的人一般都敢打敢拼,比如陈东升就是从武汉出来的,武汉也是码头文化,天津也是码头文化,我老婆是天津人,我是被码头文化管着的。

李小加 :你是第三次考上的?

俞敏洪 :对,我和你一样,初中毕业以后没上高中,因为当时国家有一个政策,贫下中农子女,一家只能有一个上高中,我姐当时在上高中,就不允许我上了,但其实我挺喜欢学习的。后来1976年以后,我们村上有孩子实在不喜欢学习,但被强迫去上高中,那孩子就坚决不上,我妈就去跟高中校长说,既然那孩子不上,就让我儿子上呗。所以我1977年上半年进了高中,当时的高中只有两年,所以我只上了一年零三个月,到了1978年7月就参加了第一次高考。


李小加 :我差点和你成同班同学了。当时填志愿,考完以后连分数都不知道就开始填,我当时就想上大学,想着天津人都不喜欢离乡,所以我第一志愿是厦门大学,第二志愿是厦门大学,第三志愿还是厦门大学,我就想填个远的,这样天津人就不会跟你争了,我能录取的概率会大一点。结果成绩出来以后,我考了天津的第四名,我妈就觉得不行,考这分数,不应该去厦大,应该去北大,然后她就跑到招生办的招待所里跟人家沟通,北大就说这个学生我们要,就把我的档案拿到北大去准备要录了。我回来一听,就跟我妈急了……

俞敏洪 :不想上北大?

李小加 :不是不想上北大,我是觉得我妈这样做可能算作弊,将来万一影响我上大学就不行了,我可是打死都不想再回油田了,所以我逼着我妈夜里4点追到招待所,硬是把我的档案要回来送到厦大了。所以当时还有这么一出,要不然我有可能跟你一个班了。

俞敏洪 :你当时了解厦大是一个什么状态吗?

李小加 :不知道,就知道远,天津人不去。

俞敏洪 :不过幸亏你没去北大,你要去了北大,我就更加自卑了,因为我在北大遇到太多聪明的人了,你的学习成绩在厦大也好得不得了。你初中毕业就去油田干活了,你怎么能考上厦大英语系呢?你的英语水平是怎么来的?

李小加 :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是个人都能考上大学。

俞敏洪 :我们那个时代只有3%到4%的录取率,每100人只能录取3个人,你把陈东升考上武大说得一钱不值了(笑)。


李小加 :那个时代真的不一样,那时候想上学的那种渴望,真的是天天看书,但我现在已经很久不好好看书了。

俞敏洪 :你用了多长时间备考?

李小加 :至少也得有8、9个月。

俞敏洪 :英语从零学起?

李小加 :没有,英语就是在平台上天天跟着《美国之音》学英文900句。

俞敏洪 :一边钻井一边学英语?

李小加 :我们那时候工作8个小时之后就没事干了,天天那么多时间,就那么小个平台,天天看着大海,我就拿一个收音机听《美国之音》,英文900句。

俞敏洪 :原来如此。我们当年还算非常自觉的、特别喜欢学习的一群人,现在当然也有孩子非常喜欢学习,但更多的孩子面对着巨大的学习压力,不少孩子都厌学。你孩子多大了?


李小加 :我三个孩子,大女儿已经29了,二儿子28,还有一个小女儿22,明年5月大学毕业。

俞敏洪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你怎么样保证他们喜欢学习、喜欢生活,而不是像现在有些孩子那样,面对学习非常厌学,面对生活只想躺平?

李小加 :我太太对我最不满意的一件事,就是我没有好好教育孩子们。在我太太心目中,我除了跟孩子玩以外,天天就是带着他们干很多乱七八糟的觉得没什么意思的事,但我就是喜欢跟他们玩。我对他们好像严肃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偶尔孩子们会回来说,爸,今天我一个朋友碰到你,他说你很牛啊!孩子们都不知道他们爸爸还是有点牛的,因为他们从小就觉得爸爸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俞敏洪 :我觉得爸爸就应该带着孩子满世界玩,让孩子们更加真切地去认识这个世界。妈妈则可以给孩子立一些成长的规矩,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你有兄弟姐妹吗?

李小加 :我有一个弟弟,我弟弟不怎么爱学习,但生活比我好。

俞敏洪 :所以,一个家庭里,其实每个人的发展方向都是不一样的。你在厦大这样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读了几年书,估计没少谈恋爱吧?


李小加 :没少谈,但只谈了一个,就是我现在的老婆。

俞敏洪 :就是被套住了。

李小加 :不知道谁被套住了(笑)。



俞敏洪 :你从厦大毕业以后,1986年就去国外读书了?

李小加 :我先去《中国日报》当了两年记者,在北京。

俞敏洪 :我们还真差一点点变成同事,我1985年毕业的时候,除了留在北大以外,另一个选择就是去《中国日报》。

李小加 :咱俩又错过了!我在《中国日报》的时候还闹过一个笑话,那时候报社就一辆车,有大记者或者领导经常坐那个车,突然有一天,国务院有一个管农业的副秘书长有一个紧急采访,结果大记者都走了,就让我自己去,我肯定就骑自行车去。到了文津街去中南海签报,签好以后,解放军战士说,你是什么车型?我说金狮,他写个“金狮”,他说车号呢?我说还要车号啊?他说对啊。我就跑到停车棚把车号给他写上去,他一看那么长,就问你这是什么车?我说自行车,他就说走了走了,你个傻帽儿。回来以后,记者们就觉得我在国务院给《中国日报》丢人了。


俞敏洪 :你在《中国日报》主要是写英文报道吗?

李小加 :对,我在评论版。

俞敏洪 :那你大学毕业后,英语水平就相当不错了。你觉得你在《中国日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小加 :我觉得《中国日报》教给我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想问题、怎么写问题。我们当时每天都写稿子,写完就回家了。到了晚上,拼版的老头可能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把你的文章剪掉一部分,所以我们写文章永远想的是倒金字塔结构,万一老头把后面一半剪掉了,最重要的一半还是在顶上,如果剪掉了3/4,最重要的1/4还在顶上,如果只剩下5厘米的内容,那5厘米必须已经把最重要的事情讲清楚了。这种倒金字塔的思维方式,其实让我一辈子都很受益。

俞敏洪 :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前面考虑。


李小加 :对,比如你是员工,你见领导、见老板,一定是在第一分钟把最重要的事情讲了,万一老板被电话打断了,不跟你谈了,你至少已经把最重要的事情讲清楚了。

俞敏洪 :这个思维方式真的非常重要。人生就是要抓住重点,工作也是要抓住重点,寻找机会也是要抓住重点,如果一个人讲话拉拉扯扯,三五分钟还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我就已经看扁这个人了。后来1986年,你通过奖学金到国外学习了?

李小加 :对,我1983年就想出国,每次去申请签证,美国领事馆都说我有移民倾向,我说我真没有移民倾向,他说你真的有移民倾向。因为我第一个申请的学校是教会学校,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教会学校。他就问我,你信上帝吗?我说我好像不信。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不是。他说那你跑去上什么教会学校呢?所以他说我有移民倾向,一直不给我签证,到了1986年才通过公派自费去的。

俞敏洪 :你1983年就申请了,一直到1986年才出去?

李小加 :对,1986年,用自己的钱,但是由公家派出去,这样才拿到的签证。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哪个大学好,就跑到北京的图书馆,看哪个学校有奖学金,就看到了阿拉巴马,再翻到后面又选了一两个,剩下的就没时间看了,大家都在排队。但之所以去阿拉巴马,是因为我和我太太都申请了阿拉巴马,它是唯一一个同时录取我们俩且都给了奖学金的学校,所以我们就直接去那了。


俞敏洪 :如果当时没同时录取,现在可能就分手了?

李小加 :那就不知道了。

俞敏洪 :那个时候留学拆散了很多家庭,但中国学生现在想一起出去留学就非常方便了。

李小加 :我觉得现在这一代留学的同学,没有我们那时候幸福。我们那会儿去留学,国家很穷,基本没有什么物质上的东西可以留恋,到了那边以后反而觉得眼花缭乱,觉得世界如此美丽,自己第一次开上车了,第一次吃麦当劳了……觉得一切都好。等我们学好以后,祖国发展了,我们又可以回来了。今天去留学的很多年轻人,觉得美国好土,像我在哥大看到很多中国的同学,说是去留学,其实天天都是和中国人在一起,好像根本就没留学。我们那会儿去留学的时候,天天都是跟美国人待在一起。


俞敏洪 :那时候中国学生比较少,如果当时跟现在一样,到处都是中国学生,估计你也一样。而且你是学英语的,语言上的障碍自然会小一点,但当初八九十年代出去的其他中国学生,他们的口语和听力相当差,所以后来中国学生多了以后,就干脆和中国人混在一起了,但这样能学到的国际性的东西就变少了。



俞敏洪 :你到阿拉巴马大学读完硕士以后,还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了法学博士,毕业以后又在美国工作了很多年。你后来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了金融圈,并且成为能够对世界金融发展、交易所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

李小加 :我读了三年法学博士,读完以后就去律师事务所做了几年律师,那时候投资银行老来找我,说你可以做投资,我说我不懂,我没学过金融。他们就说他们真的缺人,你可以过来,没问题。因为一般进去后要先做经理,然后三四年升VP,我说我肯定做不了经理,因为我没学过,但你如果直接让我去做副总裁,我有可能成功,因为我虽然没学过,但我可能可以指挥别人去做。结果那时候实在是没人,那时候会说点中文的,懂点财经的,都可以当投资银行家,最后他们没办法,说好吧,让你当副总裁吧,我就直接当副总裁了。

俞敏洪 :你其实赶上了一个好时代,那时候国际上很多金融机构都在寻找中国的代理。

李小加 我们这一代人,至少我自己,每一个环节都是因为祖国发展的大潮把你推到了那个地方。 你刚好学成回国,国内万事都在期待着发展,虽然你不够好,但也没有更多比你更好的人了。我们这代人真就是幸运儿,比我们年纪再大一点的,很多就被耽误了,比我们再小一点的,又没有吃过苦,他们感觉不到对人生的领悟。


俞敏洪 :是时代变革带来的对人生的影响。

李小加 :我们刚好吃过苦,但又没耽误,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吃了苦被耽误了,就浪费了,没被耽误但没吃过苦,也没有意义。

俞敏洪 :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代人算比较幸运,小的时候遇到了吃苦的时代,在青春勃发的时候,祖国开始改革开放,全力以赴发展,和世界接轨。到现在,我们60多岁,依然是在祖国改革开放的繁荣时代,让我们继续老有所为,让我们有不断施展的余地。

李小加 :你从教书开始,然后成立新东方,最后还把这个公司变得如此成功,这个过程其实很艰难。

俞敏洪 :我觉得我的发展倒是比你容易,为什么呢?你要是让我去哥伦比亚大学读法学,我肯定读不下来,那个东西太难了。后来你又在那么多国际大公司来回工作,在职业发展方面不断成长,最后能做到港交所总裁,这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李小加 :我是真心觉得我们耽误时间了,都给人家打工去了,你从一开始就闯出了自己的一片事业。

俞敏洪 :我觉得这是为世界做贡献的两种不同的方式。比如你在港交所的11年,为中国公司在港交所上市和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贡献是任何一个公司都没法比拟的,因为你不仅仅继承了港交所的传统,你还非常有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地在这个平台干了11年。这11年,你鼓励大量中国公司到香港上市,开通了沪港通、深港通,并通过这些“通”把国内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和香港上市的公司进行了对接,完全打通了中国资本市场和世界资本市场。


你在港交所做的这些事情是需要创意和胆量的,因为万一失败了,你就会落下终身能力欠缺的名声,所以我觉得你从学英文出身,后来能在资本市场如此呼风唤雨,并且退休的时候,你能在全世界资本市场有这么好的名声,说明你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这样的企业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做贡献,但我们做事到最后成功的载体都需要通过港交所达成,简单地说,如果东方甄选没有港交所作为底盘,其实做不了这么好,我相信我们还会这样卖货,但成长的基因和所带来的机遇和机会就不一样了。


说到东方甄选,我还得特别感谢你,当初东方甄选的前身新东方在线于2019年到香港上市的时候,你亲自出席了新东方在线的上市仪式,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加持。我当时觉得你可能太忙了,就没有提前告诉你,结果当天你从外面专门赶回来了,说我的公司来上市,你无论如何都要参加,所以你专门从外面赶回来参加了敲锣仪式。那面大锣据说得60万块钱?


李小加 :对,那是回报率最高的一个锣,是在山西专门做的,60万人民币。当时争议很大,说你弄个那么贵的锣干嘛?我说我们有小锣,敲小锣不要钱,我们再弄个大锣过来,敲大锣20万。几乎所有想让自己企业成功的都会交20万敲那个锣,所以那个锣是港交所回报率最高的一个投资。话说回来,在你过去几十年中,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俞敏洪 :就我本人而言,我当然有很多时候想过放弃,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过程中,一开始是不可能有资本支持的,全靠自己有限的资源和能力,我基本只能从小事做起。我1990年从北大出来,想自己攒学费到美国读书,当时也是没钱,人家不让你去,我当时在北大一个月只有120块钱的工资,我就决定跑出来到别的培训机构去干了,每个晚上可以拿到50、100块钱,这样我一个月可以拿到两三千块钱,不就离出国更近一点了吗?没想到这么一干就把北大得罪了,北大就给了我一个记过处分,所以我就坚决地从北大辞职了。我当时花了60块钱买了备课需要的十几盒磁带,当时还是用卡式录音机,就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家里一个多月就揭不开锅了,因为买完了磁带就没钱买菜了,但就是这样一点点走过来了。



李小加 :开始就你一个人干?你们几个中国合伙人呢?

俞敏洪 :就我一个人。那时候王强、徐小平都在国外,正是因为他们出国了,我才想自己也要出国,但一分钱憋死英雄汉。后来我自己出来想找条活路,就自己干,最开始我招了两个月的学生,几乎没人报名,后来我一着急,就开始免费上课,不收钱了,你们愿意来听就来听,结果一免费讲课,就有学生来了,第一个班来了大概几十个学生,一共得讲40次课,讲到第20次课的时候,我说后面20次要交费了,否则我连饭都买不起了,结果全班学生几乎都交钱了,后来慢慢就做起来了。


这个过程中,确实也有难的时候,但最难的不是教学生或者招学生,最难的是和社会打交道。我在北大当了那么多年老师,完全不知道社会是怎么回事,一出来就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当时学校有了一点发展以后,其他竞争机构就开始跟我们竞争,把我们贴广告的广告员捅伤了,我们找相关部门解决,相关部门根本就不理我们,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业务根本就做不下去。所以我想尽一切办法,最后找到相关部门的领导,跟他们喝酒,才解决了问题。当时我把自己都喝到医院去了,那是我第一次遇到生命危险,我在医院里因为酒精中毒抢救了5个小时。那时候就感觉做事好难,像我现在就比较能应付各种情况了,就是这几十年训练出来的。


李小加 :其实你已经生活不愁了,但“双减”的到来还是让你从高峰上滑了下来,这时候你回过头来看,你对这个痛苦的感受,和你对过往痛苦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吗?

俞敏洪 :在我做新东方的过程中,“双减”算是比较大的“生死交集”,毕竟一下子业务全部没有了。但我心里比较坦然,一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能解决,因为我做事比较保守,新东方的账上一直有余钱,我当时算了一下,把所有学生的学费都退掉,把所有员工都辞退,我账上的钱是够的,因为这个钱够,我就比较坦然,本来就是赤条条干起来的,大不了最后赤条条散伙呗。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是不可能撼动的,他告诉你这个政策,你先不要去想这个政策的合理性,你要想的是,这个政策如果要执行,你能不能处理这个政策给你带来的问题。


我算是比较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确实花了不少钱,把该辞退的员工都辞退了,把该退给学生和家长的学费都退掉了,后来把我们所有的课桌椅都捐给了农村地区的中小学。这件事情给公司带来了比较大的损失,我们的股价掉了90%,只剩下一个零头,但更重要的是,要去思考,在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未来还能干什么?


李小加 :很多朋友都认为,就是因为你上次的危机处理所表现出来的担当和格局,使得你能够再出发,但最近大家看到的很多企业家,基本都没有再出发的可能性了。

俞敏洪 :我觉得这跟人的个性可能有点关系。人的个性一般是两种,一种是到最后安于现状,其实大部分人都会往安于现状的方向发展。但总有那么一部分人是勇于挑战的,而这些勇于挑战的人面对困难,通常不会罢休,我身边很多企业家都是这种个性。这也是为什么企业家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企业家不光是创造了企业的发展机会,同时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创新机会、繁荣机会,这些企业家身上都有一种不买账、不放弃的精神,就像新东方的口号“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一样,有那么一种精气神在,不管多大年龄,他们都不愿意放弃自己可以再次创新的机会,或者可以再次让自己的人生、事业辉煌的机会。


你身上也有典型的企业家精神。你在港交所的薪酬也不会太低,你这辈子过去几十年赚的钱够你和家人过上非常优渥的生活,你退休后也完全可以到全世界游山玩水,但你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地做滴灌通?就这么一个滴灌通,你辛苦地找来全世界的资本支持你,你又全力以赴地去寻找中国的中小微企业,去支持这些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你心中有大爱,对祖国、对中小企业、对那些艰难的创业者,你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爱,否则你凭什么支持那么多中小微企业?中国那么多大银行,表面上说要支持中小微企业,有几个支持了?但你用你最创新的金融体系和方法,帮了那么多中小微企业,你为什么要去做呢?在普通人看来,你可是牺牲了你60岁以后的幸福生活。


李小加 :说实在的,说自己60岁,我自己都不相信。有一天我去一个朋友家,刚好有两个小孩在那跑,我一进门,他就说“叫爷爷”,我一生气,我说“叫你爷爷”,他说就是叫我爷爷,这是我孙子。所以,还真是不服老。



俞敏洪 :为什么你退休以后选择创业呢?

李小加 :听起来好像很苦,我觉得其实不是。企业家论坛已经做了20多年了,在这期间,我看到这些搞新经济比较成功,最后到港交所上市的,就可以感觉到整个中国的互联网革命。今天金融世界的状态其实就是互联网之前那些商业的状态,以前我们买东西都是要去百货大楼,结果淘宝来了,亚马逊来了,我们可以在网上去淘上百万级的产品了,而不只是百货大楼里那一万多家。


今天的金融市场,还停留在互联网来之前的那个商业市场,交易所就是那个百货大楼,但交易所每年就上一两百个上市公司,全世界的交易所合起来也就两万个上市公司。但今天的数字化已经完全可以创造一个金融世界的亚马逊、淘宝了,数字化革命如此彻底和普及,我们在微端只要聚焦收入,不要去想什么传统概念,可以实现每天收钱的时候,我们要彻底把金融市场做成一个新型的亚马逊和淘宝。


如果你没搞过金融,这种创业可能也不太容易,互联网金融现在存在很大的问题,它必须进入一个数字化、像电商一样的革命,这个革命就是要让成百万级的小企业有可能上市,就像成百万级的商品可以上市一样。以前你要是在台州一带生产杨梅,一年就产两个星期,全国人民除了个别人能够吃上以外,只有当地人吃,但今天,杨梅在两个星期内可以分销到全中国。金融已经进入到这个时代了,但里面有一个大问题,淘宝现在是钱和货之间的交易,今天的钱和今天的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淘宝在中间做撮合。金融也要干这个事,但金融是钱和钱的交易,而且是今天的钱和明天的钱之间的交易,明天的钱就有一个时间上的风险定价问题,所以它既是一个互联网的问题,数字化革命的问题,又是一个传统金融的问题。


我学了一辈子金融,过去十年又看到了我们数字化革命的成功,就没有理由再耽误历史,我们完全有可能用革命性的金融解决全世界的难题。这不光是情怀的问题,支持小微企业很好,支持劳动创业者也很好,但如果投资者不能持续赚钱,这件事是持续不下去的,商业不是慈善,我们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生意,让资本能够持续赚到钱,同时这个资本能够跨越一切、真正滴灌到根部,让根部得到资本的支持。现在有钱的人不想打工,打工的人没有钱,最希望的就是让打工的人能够挣到资本的钱,同时能让打工的人成为资本本身。我们这种滴灌通的形式一定能让一个店铺、一个劳动创业者,在微端滴灌到根,让他们之间能够形成一种新型的合伙人关系,而不是简单的股权和债权。



俞敏洪 :滴灌通到底是什么?简单地解释一下,这是李小加做的一件事情,他原来是港交所的老总,去港交所上市的都是大公司,大公司本身有信誉,有稳定的业务模式,有未来的收入期待和利润期待,比如东方甄选在港交所上市,资本对你未来有预期,就用他们的钱投到股市来买你的股票,让你用他的资本为未来的发展注入活力,这是原来的大的交易所。小加则看到了无数中小微企业,它们其实是值得培养和发展的,因为它们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毛细血管。这些成千上万的中小微企业,如果给他们一笔钱,他们可能就能发展了,如果少了这笔钱,他们可能就死翘翘了,但恰恰这样的中小微企业不可能上市,根本拿不到资本的钱,只有一些特别厉害的中小微企业可以拿到创业投资、成长基金,但这毕竟是极少数。所以小加创立了滴灌通,一个介于资本和中小微企业之间的服务机构,这种服务机构要有足够的信誉让资本家愿意把钱交给滴灌通,滴灌通再把钱分配给中小微企业们,中小微企业拿到钱以后就可以不断发展,发展出来的一部分收入再返回到滴灌通,让上游的资本有所回报,进而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圈。是吧?


李小加 :对。是这样一种概念,但一开始滴灌通要有一部分自营业务,把“样板间”建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新东西是怎么弄的。我们真正的初心和计划是在一两年以内,我们自己就撤出去,变成平台,大家的资本就以这种新的方式直接投资小微企业,通过我们在小微企业设置的电子化、数字化抓手,细水长流地从每天的回报中抓回来一些到投资者这边。所以投一笔小钱,比如几十万块钱,每天收更小的钱,一点一滴的每天回报回来,同时每天收回来的钱还能有一个复利的再投资,资本就能拿到更多钱,小店就不用回报很多钱了。


传统金融中就两种模式,一种我是你的债东,借你的钱你必须得还,所以要么给我抵押,要么利息可以少一点;另一种我是你的股东,我可以承担风险,但我这辈子要跟你一直玩到底,你的好处都是我的。但有了数字化革命以后,我们就要把这样两种极不灵活的方式彻底转过来。小人物需要什么?最好是永久性资本,将来万一我失败了,可以不用还,全家不用抵债,但万一我做的特别好,我不用给你太多,自己能留多点。就是这种朴素的思维,但用今天资本的话说,哪有那么多的好事给你?但如果用滴灌通这种模式去做,就有可能让投资者愿意跟你承担风险,投资者得到的回报有点接近股权,虽然不够,但我能通过再投资,靠资金在实体经济中的快速转换,使得投资者的回报可以更高。今天把钱收回来,明天给隔壁老王,后天又给隔壁老张,把复利的运作再投资,一块钱当一块七八来用,这样所产生的成本大家都可以接受,同时给投资者的回报也是投资者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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