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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冬夜,在我蛰居阿提卡乡间的时候,草草写下这些笔记,是为“阿提卡之夜”。——Aulus Gellius,Noctes Atticae,Praefati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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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史短章 | 温克尔曼发明的希腊幻象就是歌德魏玛梦的应许之地。

阿提卡野话  · 公众号  ·  · 2022-04-30 10:17

正文

〓 古典风物背景前面的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


沃尔波策动的宪政革命 ,如同可怕风暴,以摧枯拉朽之势击碎了文化乡愁主义者自我营造的政治温室。他们眼中的这场普遍灾难乃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悲剧,他们就置身其中,感受着那现实的悲剧氛围,但他们的思考框架却注定了不可能以悲剧眼光看到这样的世事潮流。

那潮流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过复杂也太过庞大了,也正是因此, “反讽 ”成了他们最为便利但也最为廉价的武器。正是此一武器,令他们拉开了自身与这场历时悲剧的距离,令他们如同 柏拉图式的哲学家或者犬儒派的高绝智者 一样,保持高高在上和冷漠旁观的姿态,最终也令他们纯粹地相信,在这场世事变迁潮流中,他们自身乃是全然无涉和无罪的。

毫无疑问,此等 希腊式的静穆 ,既令常识之人感到怪异,也令常识之人感到毛骨悚然。这场革命确立并依从的原则显然是同他们认肯的一切原则和信念正相反对的,而他们的心灵从本质上讲乃是对自身的先验原则和信念极为珍视且自重的。整个的这场决定着英格兰未来命运的蓬勃运动,令他们感受到极度的威胁,也感受到真真切切的恐惧;这样的恐惧即便没有这场革命,他们心绪之敏感也足以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时时感受得到,更何况,这样一场决定性的革命运动毫无疑问是将他们的内心情愫无限放大了。

令人极度震惊的是,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素来珍视的东西,竟然如此严厉且持之以恒地钳制他们的天才和感受力,竟然如此决绝地拒绝从这么一场伟大的人类运动当中感受到普遍性的东西,确切地说,就是拒绝这其中一切可能的伟大悲剧元素,对于这悲剧的主人公沃尔波,他们甚至到了否决其生存权利的地步;甚至于 斯威夫特和蒲柏根本上就拒绝悲剧的存在

归根到底,作为古典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信徒,他们从一开始就先天地认定,古典主义和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乃是 人间正道 ,这样的态度不仅仅是个体性质的,更是社会性质的;博林布鲁克所谓的“爱国者”毫无疑问就是坚守此种生活态度的人,这样的生活态度只能在一个稳定、秩序且拒斥大变革的世界当中,才能继续存在并生长发育下去。

不妨说得更朴素一些: 博林布鲁克圈子乃发现或者发掘了理想,沃尔波集团则专心于发掘事实和现实 ;毫无疑问,理想较之现实乃更具蛊惑力,无论沃尔波挖掘出来的现实具备何等的激发力、何等的荣耀。人性就是如此,博林布鲁克圈子,则可以说,人之常情乃幻化成了哲学公理。他们的诗人、思想家和先知,乃同所谓的现实是不会有任何牵扯的。显然, 此等哲学公理是不可能契合18世纪上半叶已然趋于成熟的英格兰社会的帝国氛围及其使命取向的 ,正如赖希所论:

“对于英国人的头脑来说,任何巨大道德邪恶的陈述看起来都是不完整的、不切实际的,除非人们附以对于这些邪恶之因的某些愤慨表达。然而,对于作者来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自发性之缺乏,或者换句话说,糟糕的墨守成规就像一件中国漆器一样,遮蔽了帝国社会生活的所有毛孔和通道,这能够且必须加以陈述,但既不能被贬低也不能被废除;因此它绝不能被嘲讽,也不能被谴责。 它是为帝国荣耀付出的另一惨重代价 。在帝国中,智识在科学、文学和艺术方面较少取得伟大的成就;也不太适合那使得社交生活怡人的魅力。缪斯女神和美惠女神都只为狂热帝国之外的社群保留了他们最迷人的微笑。”(赖希,《帝制:代价和使命》,第107页)

在谈到大革命时期的 歌德以及表征的德意志古典主义运动 之时,巴特勒提供了进一步的评析:

“显然,此时的歌德已然极为强烈地感受到生活和世界的不和谐,不过尽管是这样,他也依然选择了不对此等情状作诗性表达。即便是在《初稿梅斯特》当中,他也不曾对此种不和谐展开批判,而是对世界的阴暗面予以昂扬和激越的呈现,而这显然就是对《维特》提起的社会批判作出的正面回应,尽管《初稿浮士德》也无意对世界实施理想化,至于‘维特’,则不仅要承受生活自身的痛楚,还要承受那没有心肝的惯例和人造制度的痛楚。面对这个问题,同世界的战斗乃蜕变为对社会的攻击,并且 歌德也因此成为卢梭的门徒 ,此等蜕变之后,这个问题便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回归自然;回归高贵的野蛮人!’不过在歌德这里,所谓‘高贵的野蛮人’,乃是‘回归自然’此一口号的逻辑延伸,这对歌德来说,不免是一桩憾事。……即便是如此伟大的一位诗人也不能向着这么一个虚幻的田园之地寻求退避,尽管那是三十年战争时期德意志人心之所向,并且德意志人也只是 在《鲁滨逊漂流记》为厌世之人开辟出更为激励人心的退避之道 之后,才抛弃了那样的田园向往。说白了,倘若歌德有意对世界实施理想化,这样的乌托邦精神就肯定是不能少的。…… 温克尔曼 对那个时代以及对后人的伟大赠礼,就是发现了一切真切的黄金时代,这样一个黄金时代尽管归属往昔,但也确实存在过,那一件又一件的纪念物就是明证。那样一个时代是如此辉煌且伟大,如此幸福且和谐,如此美丽且崇高(这都出自温克尔曼的描摹),令这位最伟大的现代天才也不免从中看到自己所珍爱的信念有充分的实现机会了,那信念就是生活的本质之美。更为神奇的是,在那样一个世界当中,悲剧俨然遭遇了挫败。此一黄金时代的希腊艺术和希腊文学,据温克尔曼宣示,已然将激情和受难逐出了自己的作品;或者说,即便他们会对激情和受难有所呈现,也是要对之实施软化和征服,为此,他们乃将激情和痛楚纳入美的范畴,并展现出灵魂的高贵和伟大。莱辛乃对此种希腊悲剧的解释模式展开对抗,不过,赫尔德还是为温克尔曼展开辩护,歌德则进一步跟随了赫尔德并且信从了自己希望信从的那些东西。 温克尔曼的希腊乃是歌德魏玛幻梦的应许之地,要说这样的幻梦也有其悲剧色彩,那也仅仅是因为温克尔曼的希腊乃属于往昔的时代 。很显然,据此信念,要征服歌德之于生活和世界之间的不和谐意识、以及他那二元悖论的心灵格局,看来只需要将那个往昔的时代召唤到当前时代就足够了。”

毫无疑问, 法国大革命时代德意志古典主义运动的三位一体——温克尔曼-歌德-席勒、他们的诉求、他们的影响,同沃尔波时期英格兰古典主义运动的三位一体——博林布鲁克-斯威夫特-蒲柏及其诉求和影响之间,乃存在极大的相似性 ;确切地说,最根本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双方情感结构和认知结构当中那极具典范特质的二元主义。

1688年之后,尤其是经历了安妮女王的反动统治政策以及南海公司试图挽回败局的重要举措归于失败之后, 洛克和费尔默的文化理想分别在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政党组织上获得了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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