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
“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 ——与贝淡宁教授商榷
▣ 海外汉学研究
林晓光
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 ——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
▣ 学术史研究
罗志田
讲堂论学：梁漱溟特有的论学模式
▣ 政治哲学研究
孙晓春
韩愈的道统学说与宋代理学家的政治哲学
丁建军 江 云
复古与革新的错位：对北宋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的再探讨
燕永成
北宋后期的御将新体制及其影响
林 岩
南宋科场试策与士人的政治表达 ——以殿试对策为中心
▣ 文史新考
陈 勇
拓跋嗣与姚兴联姻考
▣
中国哲学研究
匡 钊
心灵与魂魄 ——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先秦观念的形而上学共性
成祖明
封建、郡县之变中儒学演进的历史考察 ——层累成长的古史与记忆重构中的今古文经学
贡华南
从解义到解味 ——兼论宋儒的思想方法
▣ 动态与综述
郭玉越
“«陈炎学术文集»出版研讨会”综述
“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
——与贝淡宁教授商榷
黄玉顺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精英主义”原是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下的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倾向，贝淡宁却将它强加于古代儒家与当代中国，谓之“贤能政治”。贝淡宁所倡言的“贤能政治”是一种反民主的政治理论，且充满着逻辑矛盾:它时而是民主制的对立物，时而又是民主制的补充物；时而坚决拒斥民主，时而又需要民主机制来保证其合法性。贝淡宁对民主政治的批评在理论上难以立足，对“贤能政治”的辩护也多似是而非。“贤能政治”的要害不仅在其关于民主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从而否定人民主权，更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一条回归前现代之路。
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
林晓光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由内藤湖南首倡的六朝贵族制论，历经大半个世纪的研究论辩，已发展为一套体大思精的学说，影响深远，国内学界对此也已不乏介绍。但其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该学说在战前的影响力，第三代所持的“豪族共同体论”与“寄生官僚制论”论战的始末详情，及在概念界定、思路及视野上与宫崎市定等经典的贵族制论的重点异同等，目前还阐述不多甚至存在误解，有必要加以批判性的回顾。以往国内学界对这一理论的接受和批判，往往偏重于政治史的方向，但就其本义而言，文化史乃至整体的时代史才是其更富于开展前景的舞台。如果以日本史上的贵族时代、贵族文化为比较坐标，更会发现其创生之初便从后者得到启发，而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等的日本贵族论正可与之相互发明，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学说的深层意蕴，以将其更有效地用于中古史的阐释。
讲堂论学:梁漱溟特有的论学模式
罗志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五四”前后，中国新的学术典范大体定型，开始确立从提问到表述的一整套“规范”。梁漱溟恰于此时开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讲堂论学模式，即在“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的意义采用西来的“公开演讲”新方式。他了解以说服与证明为要项的新论学方式，但尝试了一种经演讲而成书的模式，因口头讲述而简化新论证规范，往往不经“证明”而直抒见解，实际挑战了形成中的学术典范。这样一种介乎于学院和“社会”之间的言说方式，虽与学界对话，却不遵循“为学术而学术”的现代诉求，而带有化民成俗的遗风，揭示出过渡时代里天下士与知识人身份定位和职责的紧张。
韩愈的道统学说与宋代理学家的政治哲学
孙晓春
南开大学政府学院教授
韩愈是秦汉以后儒家思想哲理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韩愈的道统学说与两宋理学家的政治哲学有着不可否认的渊源关系，之于“道”的理解及其“性三品”说，对宋代理学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由于形上素养的不足，韩愈的道统学说也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局限，宋代理学家对韩愈的道统学说虽然多所称道，但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修正。这是宋代理学家不肯承认韩愈的道统学说是道学的源头的根本原因。
复古与革新的错位:
对北宋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的再探讨
丁建军 江 云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扬州市江都区丁沟中学历史教师
祭祀天地是中国古代帝王的特权与神圣义务。北宋时期，宋神宗熙丰变法时期对礼制的改革，引发了关于郊祀礼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天地应该分祭还是合祭。伴随着北宋中后期最高当权者的更迭和新旧党争的形势变化，这场争论也不断反复。在这个过程中，以恢复古礼相标榜而主张天地分祭的许多新党，表现为食古不化的保守，而以适应宋朝现实为依据，主张实行天地合祭的许多旧党，却表现出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由于时代变迁、财力的局限和皇帝事务的繁忙，按照古礼恢复天地分祭的主张已难于实行，天地合祭，皇帝每三年亲祀一次，遂成为宋朝郊祀礼的主流。宋人对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既是礼制、学术之争，更牵涉北宋中后期的党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的时代特色。
北宋后期的御将新体制及其影响
燕永成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北宋前中期朝廷坚持“将从中御”的传统御将体制，但是到后期，主导变法的宰臣与神宗、哲宗、徽宗父子将富国强兵、对外军事拓边作为了变革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目标之一。神宗支持王安石主导拓边，其御将体制不同于传统的“将从中御”，而是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御将新体制，即由主导变法的宰臣主持边将实施边事活动，边将往往由主导变革的宰臣荐举，在边事活动中，宰臣大多以私书方式指导边将从事边事活动，其军事成败往往与宰臣的自身政治命运甚至整个变革成败密切相连。因此，主导变革的宰臣极为看重边将的选任及其军事成效，而边将在宰臣支持下，亦能较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取得显著战功。其中，“熙州成功”范例，正是御将新体制的必然产物。随后在绍圣、元符时期，章惇能适时沿袭该体制，也在军事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不过，随着变法主导权一旦回归到神宗父子手中，“将从中御”的传统御将体制又得以逐步恢复。尤其到徽宗朝后期，由徽宗主导的御将体制弊端明显，并且它对钦宗朝御将体制的构建以及北宋灭亡均产生了直接影响。
南宋科场试策与士人的政治表达
———以殿试对策为中心
林 岩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南宋遗存至今的殿试对策相当丰富，可以藉此考察士人如何通过此种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以及成效如何。从士人阶层舆论方面来看，无论是已经入仕的官员，还是廷对士子本人，大都认为参加殿试是人生的一个重大时刻，应该在皇帝面前认真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同时作为今后的从政指南。而从当时殿试阅卷的程序来看，皇帝虽然表面上会摆出鼓励直言的姿态，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却与皇帝自身政治意图能否实现有着微妙的关系；一般来说，殿试阅卷官保守、稳妥的判卷态度，实际上会直接影响直言的殿试对策能否送达御前。虽然殿试对策有着较为严格的文体规制，但是试图指陈时政缺失的廷对士子，却总是可以逾越这些限制，寻找到直言进谏的突破口。作为南宋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权相长期掌控朝政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士人政治见解的表达，在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执政期间，那些涉及时政批判的殿试对策几乎很少见到或被保存下来。
拓跋嗣与姚兴联姻考
陈 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神瑞二年北魏与后秦联姻，双方的表述却截然相反，都是在贬抑对方、抬高自己，强调各自的法统地位。柴壁战后，魏主拓跋嗣主动迎娶姚兴之女，意在与秦人结盟。其主要背景在于，北魏进占河北之后，东晋成为其南面的强邻，柔然的压力又有增无减。北魏被迫进行战略调整，寻求与后秦通婚，其政治、军事上的目的，是为了摆脱柔然、东晋、后秦三面夹击的危局。«魏书»将与他国通聘一律写成对方“朝贡”，有时就掩盖了魏人示弱、求和的实情。
心灵与魂魄
———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先秦观念的形而上学共性
匡 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以“心”观念为主轴，先秦存在一个
以“精”“神”“气”“魂”“魄”等相互关联的观念所形成的“观念丛”。由先秦至汉初思想界以精气论魂魄的主流观点可见，此观念丛有如下的结构:心可以理解为魂魄，而魂魄可以离开人的形体存在，并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前者与儒家的最高观念天或道家的最高观念道有关，与阳气、精神以及人所具备的高级智能有关；后者与地和人的具体身体有关，与人的感官经验和运动能力等有关，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处于前一较高层次者，究其本质并非人自身所本有，而是宇宙中某种高于人的精气之类驻留于人身之后的结果；处于后一较低层次者，古人论之较含糊，大约便是人作为生命体所具备的一些生物能力的驱动力与原因。对比亚里士多德对于古希腊观念psuché的阐述，可以发现在古希腊思想中存在一个完全类似的观念结构，实际上psuché恰好相当于中国所谓“心”。中希之间这种思想上的相似性，显示了人类在面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时，所具有的超越文化类型的一般观点，即某种高于人的普遍的精神性因素优先地决定着人自身的精神现象。这为不同类型的“形而上学”具有共性提供了最终的支持与依据。
